我们一无所有(65)_安东尼·马拉

六五

　　队伍几乎延伸到街尾，但是科里亚伸手圈住我的脖子，两人一起挤到前头。舞厅保镖有张伤疤累累的大饼脸，好像是个人人爱用的铁砧。他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我们沾满泥巴的鞋子，显然不怎么高兴。但是科里亚那张嘴啊，连聋子都会被他说动，不到几分钟，保镖已经护送我们走进舞厅。我怎么形容那个天堂般的景象呢？简而言之，女人。舞池里到处都是尖头高跟鞋、紧贴着小腿的皮靴、单薄得可以折放到信封里的迷你裙。假睫毛、人工美甲、硅胶胸乳，三相加乘，营造出某种荒诞的氛围，甚至连她们令人想入非非的三围，感觉都只是标准身材。厚如铜板的浓妆。频闪灯中的人影。人人跳得双眼圆凸，有如深海怪鱼。我们那位大饼脸兄弟维吉尔带着我们钻过不断涌入的人群，但我希望被人海淹没，在璀璨的音乐声中，是生是死又有什么差别。

　　DJ播音室后面有个阴暗的小房间，科里亚走进去跟一个男人说话，男人跟梯子一样瘦高，朱红色的西装外套松垮垮地披在肩头，好像依然挂在衣架上，一头以奶油充当发雕的金发直直竖立。从他拿着香烟的模样，我看得出来他是那种晚餐途中干掉一个人、胃口依然好到叫份甜点的狠角色。

　　他递给我们一个褐色的公文包，挥挥手中的香烟，示意我们滚蛋。我们大摇大摆地跟着舞厅保镖走出房间。

　　“帮我介绍一个马子吧？”我问他。

　　“哪一个？”

　　老实说，哪一个都无所谓。那股从腰腹下方直窜心头的欲望，让我只想追求一个暖烘烘的躯体，目标倒是没有特定。不管她是谁，只要承认我的存在，她就是我一生的挚爱。当时我十二岁。

　　“她。”我含糊地朝着人群一指。

　　他笑得弯下腰，甚至不得不捉住我的肩膀，以免跌到地上。我不过是个获准入宫的农奴，偷瞄一眼冬宫的宴会厅之后，我就被推回村中，重回黑夜的怀抱。但舞厅保镖面恶心善，深具同理心。拉着我们手肘、推着我们走向出口之前，他从DJ的播音室抓了一卷自制混音带，塞进我松垮的外套口袋。

　　隔天早上，我在刺鼻的白醋味中醒来——我爸爸很早以前就热衷于腌黄瓜——半睡半醒之中，我不禁心想，昨天晚上是否只是一场春秋大梦。但那卷自制混音带搁在摇摇晃晃的床头小桌上，沐浴在鹅黄的天光之中。

　　科里亚依然呼呼大睡。我一头钻到他床底下，翻寻他那堆精心典藏的性文物：迎合各种性癖好的美少女杂志，充满性暗示的平装本小说，来路不明的色情录像带，沾了精液的废弃卫生纸，写给葛莉娜、但尚未寄出的情书，种种不堪入目的物品之上搁着一个容量仅仅一口的小酒瓶，里面装了一小撮我妈妈的骨灰，科里亚从酸黄瓜罐里偷来少许骨灰，以防妈妈的遗骸全都长眠黑海。我不断翻寻，把东西全都推到后面，最后终于找到他的卡带放音机。

　　他用力踢了我一下，以示惩罚我一大早吵醒他，接下来几分钟，他继续踹我，靴鞋有如雨点，直直朝着我落下。我坐在床上，拉张毛毯盖住头，面向墙壁，好像躲在帐篷下，我陶醉在录音带的乐声中，浑然不觉科里亚重重踹我的背。

　　其后的青涩岁月之中，“派对舞厅”和其他夜店为我营造出一个藏金库，供我储存轻率不羁的梦想。我头戴耳机，音量扭转到十，茧居于一个什么都无法穿透的小世界：科里亚的霸凌无法侵入，我爸爸日益深沉的忧郁无法侵入，甚至连我脑海中的妈妈——那些一看到肥皂泡就涌上心头、勾起一阵刺痛的回忆——也无法侵入。我好像可以暂且在乐声中死去，在短短的一首歌曲之中，我的心脏停止跳动，低音喇叭轰隆轰隆流窜于血管之中，缓缓陷入忘却一切的境界。

　　我胡乱拼凑，把两个陈旧的广口喇叭接到唱片转盘上，鼓声一响，青绿色的黏胶碎屑就被震得纷纷掉落。自制混音带和黑胶唱片如雪片般从莫斯科、圣彼得堡、明斯克邮寄而至，我一个人关在房里，仔细研究录音带歌单，好像迷上了电音舞曲的塔姬雅娜·拉琳娜。﹛译注：Tatyana Larina，苏俄文豪普希金诗剧《尤金·奥涅金》的女主角﹜。

　　我没什么社会地位，却始终不缺青春痘，因此，我不指望自己逃得过那些以长相识人的保镖，混进“派对舞厅”之类的夜店，我只能试试三流的迪斯科舞厅、地下轰趴、夏天的露天派对，这些地方一个比一个可怕，你不可能不被别人的酒气熏得头昏脑涨，你也不可能不感觉全身软趴趴，你大摇大摆地走进去，八小时之后，你却丢了鞋带，短暂失忆，膝盖、手肘和肚子多了一些没有人解释得清楚的瘀青。我在比较像样的夜店外等候，跟DJ和出来透透气的跑趴小伙子讨烟抽。我只跟他们讨烟，但他们给我的却不只是香烟：多余的零钱﹛有时他们以为我是流浪汉﹜，几滴大伙快要喝干的伏特加，毒品贩子和小流氓的手机号码，几句让我产生错觉、以为自己跟他们沾得上边的谈话。

　　约莫那时，我开始自己混制录音带。

　　7.

　　我跟葛莉娜说声再见，挂了电话，趁着那股有如芒刺在背的冲动尚未消退之前，赶紧把札哈洛夫的油画又用泡泡棉包好。我把油画连同六卷自制混音带、我的随身听、盥洗用具，一起塞进帆布袋。仔细检查之后，我又塞进一双袜子、带来好运的蓝内裤和一件二手泳裤。

　　我口袋里的卢布连买三条巧克力棒都不够，于是我蹑手蹑脚走进玄关，看看可以偷些什么东西。洗手间的门关着，里头乐声隆隆，震得铰链嘎嘎作响。锁孔里飘出一道细细的烟雾，我一厘米一厘米地移动，走过门口，朝着两兄弟的卧房前进——两兄弟要不在洗手间厮混，要不就在他们的卧房打发时间——床边小桌上有个破旧的皮夹，皮夹里的钱多到我几乎放不进胸前的口袋。我知道偷窃是不对的，但不准你的房客使用洗手间也不对，而且大家都知道负负得正，两件错事恰可相互抵消。这就是所谓的道德运算。

　　回到房间之后，我审视为数有限的私人物品。角落瓶瓶罐罐，盈满薄暮的日光，书桌文件横陈，道尽我早已凋零的研究生涯。几张早已成为过去式的劲舞派对传单揉成一团，扔在墙角。整个景象大可令我心情沮丧。我留下的只是一团别人必须动手清理的混乱，哪称得上功绩？你瞧瞧我，身高与拿破仑相当，却连家里的洗手间都征服不了。我悄悄把两个酸黄瓜罐放进帆布袋，拍立得照片搁进口袋，溜出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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