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无所有(61)_安东尼·马拉

六一

　　葬礼在一个星期二举行。葬礼结束之后，邻居亲友们带着一盘盘、一锅锅、一碟碟食物过来。我妈妈生前非常害怕被活埋，她不喜欢墓园、地窖、地下室，因此，她的遗体在基洛夫格勒新建的火葬场焚化之后，装了骨灰的酸黄瓜罐就安放在书架上。我们把她那张黑海明信片贴在书架后方，从今之后，她可以永享黑海的美景。一个醉醺醺的远房表亲误把一餐碗的干燥花当作马铃薯片，他大嚼薰衣草碎片，直到碗底出现他自己模糊的倒影。

　　失业的冶炼厂技工们从堆满鲑鱼三明治、熏鱼、甜菜、马铃薯色拉的桌边闲晃过来致哀，他们的语调谨慎，我的哀伤显然令他们不自在，他们匆匆表达悼念，然后一脸尴尬，不知道该说什么。尽了义务之后，他们走回餐点旁，日后若是想起，他们说不定会觉得除了那个尴尬的一刻之外，葬礼称得上是个不错的派对。跟他们握手就像抓住蠕动的鲱鱼，虽然我已忘了那天大部分的光景，但我始终忘不了他们如同八爪鱼般的手指，手指沾了香煎的腊肠而油腻腻，就像他们曾经操作的机械一样滑溜溜。

　　隔天早上，我爸爸站在厨房里堆积如山的脏碗盘前。自从我妈妈坚持洗碗之后，我们家水槽里的碗盘从来没有超过一件。这会儿各式餐盘漫过水槽，沿着流理台延伸，有如窄高的小山在火炉上升起，顺着一个个打开的抽屉向下蔓延到堆满餐碗、餐盘和玻璃杯的厨房地板。我们家里长出一个陶瓷器皿的肿瘤。我爸爸伸手拿起一个白色的陶瓷餐盘，好奇地检视。橘黄的油脂从盘侧滴下。他试图把盘子塞到水龙头下，但是水槽实在太满。他敷衍地用海绵擦一擦，颓然垂下手臂，低头看看水槽，爆出一声短促、激昂的嘶喊。他向来如此沉静、如此从容。我不知道他居然怀藏着如此激烈高昂的音量。科里亚从卧房冲出来问道：“怎么回事？”

　　我们的爸爸转身。我们穿着睡衣站在原地。他把盘子举高。油脂有如变形虫般滴到地上。“我不知道怎样处理这个东西。”

　　我们父子三人各站一处，架构出一个不等边的三角形。我们大可就此打住，让心中的无助、挫败与悲伤在我们之间的三角地带持续增长。但是科里亚从我爸爸手中拿下盘子，打开厨房的窗户。“让屋里透透气。”他说，然后从容不迫地把盘子扔到窗外。我爸爸转头看看科里亚，好像打算出手打他，但当盘子在外面的巷子里摔成碎片，他整张脸顿时放松。“你知道吗？我想那个盘子是波里斯太太的。”他想了一会说。“你妈妈始终讨厌她。”

　　“这也是她的。”科里亚边说、边把一个大餐盘抛出窗外。

　　“还有这个。”我叽叽喳喳地加入，把一个玻璃杯丢到外面。

　　“这个呢？”科里亚说，我们还来不及回答，他已经把一个汤锅往外丢。一个装满餐具的玻璃壶轰然破裂，刀叉汤匙有如榴弹般四散纷飞。我爸爸举起十二个相叠的餐盘，镇定地从窗沿推下去。我们抛掷糖罐、盐罐、咖啡碟、茶杯、大餐盘、小餐盘、汤碗、粥碗。我们把邻居、朋友、致哀者带过来的每一个盘子全都丢到窗外，然后我们洗劫橱柜，扔掉煎锅、刀组、切面包的木板、烹调用的托盘。我们像是驱魔。我们丢光厨房所有盘子、餐具、马克杯，直到没有留下任何一样需要清洗的东西。妈妈葬礼的隔天早上，我们父子三人站在厨房里，笑得停不下来。我们继续丢掷，直到厨房里一干二净，只剩下每人一个盘子。当最后一个多余的餐盘在外面的巷子里摔得粉碎，我爸爸终于关上窗户。

　　5.

　　接连几星期，我始终把油画紧紧包在泡泡棉里，塞在我的长沙发椅下。嗯，所谓的长沙发椅，其实只是一大块椅垫非常单薄的铝板，目的在于持久耐用，而不是让你坐得舒舒服服，就像你在难民营找到的物品。我翘辫子的时候自然就会闭上眼睛睡觉，我跟我朋友雅科夫说。说真的，我别无选择。有时我在椅垫之间发现保险套的包装纸。这些全都是我的。我不骗你。公寓的屋主是个寡妇，平日吹牛行骗，我若是睡得着，她说不定会趁着我睡大觉的时候把我当作奴隶卖掉。她两个成年的儿子也住在这里。

　　这两个家伙因为坐过牢、参加过帮派、被刺了几刀也没死，所以自认是硬汉子。但我可以指点他们一、两招。举例而言，相较于批评别人的决定，坚守你自己的决定更需要勇气。这个建议不错吧。这话出自匈奴王阿提利，而他洗劫了半个欧洲！无知如同一副眼罩，蒙蔽了你的视线，但是某些人却把无知误认为一副矫正镜片，以为它会让自己看得更清楚。

　　这两个家伙烟瘾奇大，好像急着自杀，但只愿意抽烟抽到肺气肿，借此自戕。他们的老妈只准他们在浴室抽烟，于是他们在浴室里摆了一部黑白电视、一套坏掉的手持音响、一打烟灰缸、一张锯成一半的沙发，整间浴室的调调似乎介于落伍的迪斯科舞厅和过气色情影星的片场。刚搬进公寓的第一天早上，我问他们可不可以出去一下、好让我上洗手间，他们的目光顿时变成一道道致死的激光束。浴室像是外国，而我不清楚里面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我举手示降，低头看着地板，逐步退出浴室。我大半时间待在圣彼得堡，在这个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里寻找一间无人使用的洗手间。

　　四处晃荡、偶然发现的洗手间之中，我觉得特波洛夫画廊附近一家咖啡馆的盥洗室最漂亮，咖啡馆离画廊大约三条街，葛莉娜跟我说，一、两年前该画廊曾经举办札哈洛夫的特展。雅科夫陪我走一程。他非常擅长听人说话。猫咪多半如此。暹罗猫是个例外，那些小混蛋真是聒噪。我当然也有真正的哥儿们。但是从各方面而言，跟猫咪相处容易多了。他要的只是一小碟鱼汤，还有偶尔搔搔他的头。我要的是一种幻觉，在我的幻想中，一只被培养以食物换取感情的宠物，有办法理解我动荡不安的心灵。

　　等我走到特波洛夫画廊，雅科夫已经跑去探勘一个大型垃圾箱。画廊的门把望似一个银澄澄的括号。大理石玄关仿效沙皇的夏宫，但是成效不佳。每一幅画作悬挂之处都不超过视线的高度，但是天花板却非常高耸，仿佛升向低气流层。连馆中的空气闻起来都像是进口自生活质量优良的国家。

　　售票处后方站着一个跟湿透了的贵宾犬一样瘦巴巴的男人，他穿了一件方形花格布的衬衫，浅色的金发梳成一条马尾辫，除非是预留给接受化疗的病患，否则这条马尾辫应当立即被截断，埋入一个无名的坟墓，从此永不提及。文青型男和俗媚的混蛋仅是一线之隔。这人看来即将落入俗媚的深渊。

　　几枚卢布在售票处前方的地上闪闪发光，它们仅是铜板、还是某种装置艺术？现代艺术害得外行人搞不清虚实。

　　我走向柜台。室内的温度调得跟冷冻库一样。一对夫妻档观光客翻阅一本跟空心砖一样厚的“孤独星球”旅游指南。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最能赢得陌生人的欢心，于是我大摇大摆走过去，语带戏谑地说：“长发公主、长发公主，请放下你的金发！”

　　“你说什么？”售票员问。

　　“我想请你帮个小忙。”我边说、边懒洋洋地靠向柜台。“不久之前，你们这里有个画家的特展。我想请问一下策展人的电话。她住在德国。”

　　“你他妈的滚开。”

　　“我了解你的意思，但是，不，我还不能走，麻烦你把她的电话号给我，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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