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无所有(12)_安东尼·马拉

一二

　　我们继续工作。过去几星期当中，麦克辛渐渐对喷笔画技产生兴趣，甚至请我解释线条透视。他问我如何把一个特定对象融入背景之中，请我说明相关经验和理论。他居然相当上手，我感到骄傲之余，也有点惊愕。没想到连他这种粗鄙的心灵都会受到启发。

　　从我们的办公室中，我们可以听到鹤嘴锄答答敲打、重型机械的齿轮嘎嘎前行。工程从不停止。工人们十二小时轮班，日夜不休地挖掘岩床、推运碎石、架高隧道石墙、铺设瓷砖和轨道梁柱。依照这种进度，整个地铁系统会比我们的工作更早完竣。当麦克辛和我休息一下吃午餐，我慢慢晃过漆黑的隧道。每天我都告诉自己走远一点，但在黑暗之中，除了步伐之外，我没有其他丈量距离的工具，远近变得愈来愈不具意义。我怀疑自己能否能看到终点。

　　当我回到办公室，麦克辛笑容满面。“我终于约到了新金属协会那个蓝眼秘书小妞今晚跟我出去。”他说。“我已经追了她好几个月。”

　　“我们今天会工作到很晚。”我跟他说。

　　“但是你说我今晚可以早点下班。”

　　“事情有了新发展。”

　　“但是……”

　　“劳动不会因为眼睛是哪一种颜色的秘书小姐而停歇。”我说。可怜的麦克辛。跟他找茬、看他难过是少数我纵容自己的乐事之一。

　　晚上十点，我回到地面，周遭一片漆黑，现在已是十二月，如果持续目前这种工作时间，我八成到四月才见得到阳光。

　　帮我打扫的女工在炉上留了一份晚餐，但我只倒了一杯梅子白兰地，走到客厅，把一张唱片放到唱盘上，瘫坐在长沙发椅椅垫之间的凹陷之处。我从咖啡桌中空的桌脚里取出芭蕾舞者的照片。一只被聚光灯照亮的手，手高高举起，下方是她的舞伴，孤零零地站在舞台上。我抚平卷成一团的照片，拿下眼镜，把眼镜放在旁边的小桌上。家具变得朦朦胧胧，就像水杯中逐渐融化的冰块。我窝在椅垫之间，慢慢啜饮白兰地，听着一个个音符吱吱嘎嘎从留声机流泻而出。我觉得安适，似乎摆脱了视觉的重担。黑管悠悠响起，我想象舞者站在舞台上，形貌完好。我伸出一只手，但看不到手腕的尽头，眼中只见一片虚无飘荡在空中，可能是她，也可能是我。

　　*　*

　　两年前的那个早晨，离开我弟媳和我侄子之后，我回到办公室上班。

　　我桌上摆着一副普尤特·札哈洛夫的风景画，在这位十九世纪画家的作品目录之中，这幅风景画说不定最无趣。画中一片空旷的牧野沐浴在午后的日光下，牧野缓缓攀升，升到画布上端三分之一之处。一道白色的石墙斜斜地越过田野。一栋小屋，一口水井，一座延伸到半山腰的香料作物花园，矗立在朦胧的阴影之中。画中看不到半个人影，呈现静止状态，甚至连只迷路的山羊都没有。

　　这幅油画已在我桌上搁置了一个多月，上级交代把一个格罗兹尼的领导人画入前景之中，我却迟迟没有动手。老实说，我可以提高任何一幅现实派画作的水平，这话不是自吹自擂，而是目前的艺术水平实在太差。但是一幅十九世纪的大师之作，那就完全另当别论。

　　当我把玩具士兵大小的领导人添加到画中，我帮他画上沃斯卡的脸孔，或说如果沃斯卡上了年纪、变成一个胖嘟嘟的权贵，可能会是什么模样。我这一行顶多只能做到把图像化为回忆、把光线化为暗影，但我抹拭的一笔一画却在我心中重新滋长。我忽然有所顿悟：没错，我是一个修正画家、一个宣传官员、一位苏联公民、一名男子，但撇开这些不谈，那些被我销毁的影像，我代表着他们的来世。

　　那天早上，沃斯卡仅存的脸孔被一卢布的铜板刮成一片空白。

　　那天下午，我决定将他画入一切。

　　起先我确定我会被逮到。在公共场所，我走过一幅幅经过修正的风景画，一颗心怦怦跳，确信人人看得出沃斯克脸孔有如针点般插入背景之中。没有人看出。那就像是我讲给我侄子听的童话故事；他平安无事地藏身在背景之中，那些可能出手伤害他的人全都看不到他。我尽其所能，不停将他画入每一幅图像之中，我画出每个年龄的他，甚至——或说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他。我永远无法补偿我的亏欠，就算把沃斯卡加入画中，我也没办法弥补他被人从生命中除名，但我不断复制我的弟弟、天天再度与他相见、看着他现在的模样和未来的面貌，我画了又画，感觉自己说不定终于成了一位肖像画家，其余的工作也就变得可以忍受。

　　我的原创性始终不足，画不出可以挂在咖啡厅展示的作品。如今我绘制的迷你沃斯卡却悬挂在各处。

　　我把札哈洛夫的油画挂在我的办公室，过了几天才拿下来，运回格罗兹尼。我始终不晓得油画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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