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的世界(58)_李飞飞

五八

　　▼09 万物以外是什么

　　（What Lies Beyond Everything）

　　深度学习革命已经到来，而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让我看到了世界变化之快。我们的对手不是其他大学的某个神秘研究团队，而是谷歌。

　　“哎呀，有点儿吓人。”

　　这个学生说得没错。灯光闪烁了几下后，照亮了整个大厅，奇特的几何图形瞬间映入眼帘：一排排废弃的阴极射线管显示器摆放在地板上，似乎已深锁在黑暗中多年，不知是准备存放起来，还是要送去回收。整个大厅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古董壁橱，尘封已久，无人问津。很难想象这里曾是学术要地。在2013年年初的一个普通的下午，我们手提垃圾袋，推着小推车，来到了世界闻名的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曾经的中心实验室。

　　几十年来，曾经大胆自称“人工智能”的领域已经分裂成许多细分的学科，其中许多学科的命名抛却了其认知根源，转而使用更机械化的术语，比如模式识别（pattern recognition）和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心实验室的需求逐渐消失。当然，人工智能中心实验室仍在支持重要的工作，包括在自动驾驶汽车和计算生物学取得的开创性成就，以及在针对现实世界现象的建模方面，关于概率和统计的新创意出现爆炸式增长。但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与其支持的研究之间的联系更像是一种形式，而不是其全盛时期的共同使命。

　　然而，突然之间，人工智能的寒冬开始消退。神经网络等灵活的算法重新焕发生机，真正的大规模数据集横空出世，AlexNet展示了算法和数据集在实践中的强大威力。这些曾经只有我最亲密的同行才会关心的发展趋势正在成为热门话题。我们的研究领域似乎正在走向统一，只是这面统一大旗的名称略有不同，是一个热度与日俱增的流行说法——机器学习。

　　起初，变化的迹象非常微妙，比如我和同事们开始收到更多媒体采访的请求。然而，最明显的变化是，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被科技产业吸引，一些人完全离开了学术界，前往硅谷发展，最初的涓涓细流正在加速形成滔滔洪流。其中有两个离职的人格外值得一提，因为正是他们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我的生活。

　　一个是塞巴斯蒂安·特龙。因为他的离职，我和西尔维奥终于有机会实现一直渴望的全家团聚。五年的两地分居虽然辛苦，但我们突然意识到，这五年的辛苦是值得的：在我追逐ImageNet的同时，西尔维奥已经成为3D感知算法开发领域的领军研究者，而这也是我们系非常感兴趣的课题。在塞巴斯蒂安·特龙离开斯坦福大学，去帮助谷歌启动其迅速成长起来的自动驾驶项目时，西尔维奥凭借自己的声望成为填补特龙职位的热门人选。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并没有参与对西尔维奥的招聘谈话，但西尔维奥在我心中的种种优点也都被同事看在眼里；他以压倒性优势获批成为斯坦福大学教师队伍的新成员。一个决定结束了我们长达五年、每周一次的跨州飞行，我们终于不用分居两地又共同抚养蹒跚学步的孩子了。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这意味着父母很可能会一直跟我和西尔维奥生活。毫无疑问，他回来后，家里会比以往更加拥挤，但这个代价微不足道。

　　另一个则是长期兼顾教育和硅谷领导职务的吴恩达，他卸任了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主任一职。在许多资深同事的支持下，我接任了实验室的第七任主任，也是首位担任这一职务的女性。于是，我联系了电子产品回收专家，并安排了一系列会议（会议提供免费午餐，以此来吸引我的教授同事们参加），着手重建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我对实验室的定位不仅是融资渠道，还希望将其打造成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社会活动中心、人际交往中心，乃至文化中心。

　　从普林斯顿大学来到斯坦福大学之后，我也一直在管理着自己的实验室。我的实验室名为斯坦福视觉与学习实验室，规模较小，位于盖茨计算机科学大楼二楼的东南角，靠近大学校园的边缘，与周围帕洛阿尔托的山丘融为一体。无论日程表上是否有安排，我都喜欢来这里转转。每个办公室似乎都有一群新学生，我都至少能找到一两个有空的学生聊上几分钟，谈谈他们的研究和一些漫无边际的设想。

　　对我来说，有一件事意义重大：我的第一批博士生即将毕业，其中包括耐心非凡的邓嘉同学。在完成ImageNet之后，他身上的创新之火一直在熊熊燃烧，而现在距离获得博士学位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他的热情似乎越发高涨。他的风格也代表了整个实验室的状态：精神焕发、全神贯注、渴望探索。

　　然而，这也意味着邓嘉的研究变得越来越前沿，越来越辛苦。随着他自身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显然是时候找一位继任者来承担竞赛的主要组织工作了。在我们实验室工作了一年的奥尔佳欣然接受了这一重任。从本质上看，我们的竞赛既是技术挑战，也是学术活动，而奥尔佳不仅悉心管理竞赛的诸多运营细节，还将自己打造成了一位能力超群的竞赛代言人。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