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走了吗(62)_李翊云

六二

　　一段风流韵事吗？听起来这个女人好像对男人从无兴趣，现在她快死了。她想骗过的是她的丈夫还是等待她的死神？

　　我怀疑罗兰有时为了戏剧效果而修改他的日记。也许对罗兰来说，扮演丈夫的情敌还不够。他必须创造一个插曲，在那里面，他比死神更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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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9月25日

　　满洲^①剑拔弩张的局势是此地每日的话题，但其他几大洲似乎基本不以为意。至少我从阅读英语报纸中得到的印象是那样。当然，不管在亚洲、欧洲，还是任何地方，都会有战争。自上次战争以来，什么教训也没学到。身为人，我们有一项共同爱好，重蹈覆辙。当音乐响起时，无人能忍住不加入副歌部分。

　　﹛①指当时的东北地区。﹜

　　后来。

　　亲爱的主啊。马修刚进来，说K昨晚死了。死了？我正打算这周晚些时候去找她。其他人，没有谁对她的死感到意外。我是不是她为求保命抓的最后那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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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吧？我认为罗兰在用打字机打出他的日记时添加了内容，把自己写成这个女人生命中最后的男人。罗兰善于通过他自己的想象奖赏自己。哎，谁不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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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10月12日

　　在报上见到我的名字，那感觉多么奇特，哪怕不是我的真实姓名亦然。整件事出自机缘巧合。我们希望机缘巧合会带来快乐或财富，但在这件事上，两样皆无。有的顶多只是一种徒劳感。上周，我和米勒在国泰酒店喝酒，跟他在一起的一个男人叫莫里斯。骨子里典型的殖民主义者。听着他们为迫近的战争争辩，我在一张餐巾纸上信手涂鸦。莫里斯原来是《大美晚报》的副主编，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在政治漫画上试试身手，晚报的总漫画师已决定回伦敦。我没把那番对话当真，喝酒时说的话都不能当真。但翌日，经过左思右想，我觉得何不试试。铅笔、纸、时间，我在上班时这些应有尽有。我画了两张类似约翰·诺特风格的素描画和两张我自己风格的。令我惊讶的是，莫里斯喜欢有一把日本剑和一条中国蚕的那张，还有另一张，画的是一个中国人力车夫拉着一车球，每个球都被胡乱切开，流着血，好像受伤的西瓜。

　　他们在今天的报纸上刊登了有西瓜球的那张。他们甚至给我起了一个中文名，搭配那幅漫画：卜罗阑。他们告诉我，这个名字的发音近似我的英文名，那三个精心挑选的汉字，富有古雅的风韵。

　　我一直想凭我的文才成名，结果胜出的却是我稚气的涂鸦。这讽刺像针扎一般。在我的小说里，我不会让任何人物经历战争。战争这个背景太取巧。可正是即将来临的战争让我已从中获益。好吧，其实并没得到真正的好处，但不能否认总归有点小成就。今晚见到米勒时，我要请他喝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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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西也很会画画。直到读了罗兰的日记，我才明白她的那项天赋从何而来。不管多晚，谜团总有解开的时候。

　　她的画，我一幅也没有。她用粉笔在人行道上画小人儿，在吉尔伯特报纸的页边空白处信手乱涂，但这些作品注定第二天就被遗忘。我昨天说我什么也没忘记，这话不对。我不记得那些画是什么样的。我只知道那些画令她开心。露西最开心的时候是她能保持安静、做一件让她全神贯注的事：画画，坐在沙发的扶手上、从吉尔伯特的身后探头看报纸，把旧报纸剪切拼接、做成裙子给她的洋娃娃或她自己。但这样的时刻很少。更多时候，她像蜂鸟似的四处翩飞。你们有没有长时间注视过一只蜂鸟？它使你既疲劳又紧张。

　　当时没有足够的理由引起我的担心。但即使有，我又能做什么？不可能把一只蜂鸟关在笼子里，喂它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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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12月12日

　　昨天早晨，在走路去办公室时，我看见一个要饭的小姑娘，最多六七岁，坐在药房外面。我见惯了其他乞丐，白天到公共租界来，晚上销声匿迹，回他们原来的栖所（不管在哪里）。但这个女孩是新面孔。我考虑停下来，打听她的遭遇，问她是要钱还是要我刚在面包店买的法式长棍面包。

　　当然我没有这么做。我们讲的语言彼此听不懂，不管我能给她什么，都无法救她脱离这悲惨的命运。

　　今早我没见到她。我在那个无人再摊开双手站着的地方驻足。她不会是昨晚死了吧。想到这里，意外地令人心如刀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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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这篇为你们标记出来，因为可能只有在这篇里，罗兰体会到某些当父亲的感觉。那是不是非同寻常？有时我好奇那天他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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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3月12日

　　战争不适合我。对有些人来说，战争可能是一场华丽的飨宴，一个千载难逢的事件。津津有味地享受其中。把黑夜延长至白天。再把白天变回黑夜。我，我情愿粗茶淡饭，只以水和面包果腹。亲爱的人类，谢谢，但不用。

　　我不禁想起国际联盟。他们怎么如此敷衍塞责地对待中国？他们下一个将置人道于不顾的国家是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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