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凛冬(105)_肯·福莱特

一〇五

　　比利不耐烦地说：“劳埃德，确实很可能，但任何认识你的人都不会认错。别胡说八道了，告诉我们这个男人是谁。”

　　“他是菲茨赫伯特伯爵的父亲。比利舅舅，我没有胡说八道。妈妈，告诉我，我是茉黛的儿子吗？”

　　艾瑟尔说：“我和茉黛的友情首先是一种政治上的同盟关系。我们的友谊曾经在妇女参政的策略分歧时中断过，不过后来又恢复了。我喜欢她，她也给了我一些人生中很重要的机会，但我们的关系里没有任何秘密。她不知道你的父亲是谁。”

　　“好了，”劳埃德说，“我可以相信你。但这张照片……”

　　“关于为什么这么相像的原因……”她说不下去了。

　　劳埃德却不肯放过。“告诉我真相吧。”他冷酷地说。

　　比利又插话说：“孩子，你找错对象发脾气了。”

　　“是吗，那你说我该找谁发脾气，说啊！”

　　“这个问题不该由我来说。”

　　比利的话像是一种退让。“你们这是承认先前撒谎了喽？”

　　伯尼惊呆了。他问比利：“你是不是说特德·威廉姆斯根本不存在？”和劳埃德一样，伯尼显然也被瞒了很多年。

　　比利没有回答。

　　劳埃德和伯尼都看着艾瑟尔。

　　“真该死，”她说，“就像爸爸说的那样，‘你犯下的罪总有一天会被揭露的。’你们想知道，那么就让你们知道吧，虽然你们可能不会喜欢这个事实。”

　　“告诉我吧。”劳埃德不顾一切地说。

　　“你不是茉黛的孩子，”她说，“你是菲茨的孩子。”

　　＊＊＊

　　第二天是5月10日，星期五。这一天，德国向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发起了闪电进攻。

　　与父母和比利舅舅在寄宿公寓吃早饭时，劳埃德从收音机里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并不吃惊：英国军队里所有人都知道德国马上要入侵了。

　　相对而言，他对于昨晚知道的事实更为惊奇。前一个晚上，他失眠了好几个小时，被母亲误导了这么多年，让他愤怒，而自己的亲生父亲不仅是心爱的黛西的岳父，还是右翼贵族绥靖主义者，这让他深感失望。

　　“你怎么会爱上他呢？”他在酒吧里当即提出了这个问题。

　　艾瑟尔的回答一击致命。“你还不是一样，你不是也爱过美国富家女嘛，她还嫁给了法西斯主义者呢，她不也一样是个右翼分子吗？”

　　劳埃德本想说那完全是两码事，但马上意识到两者没有什么不同。无论和黛西现在是什么关系，他肯定一度爱过她。爱情不可能是理智的。如果劳埃德会被不理智的情感左右，艾瑟尔一定也会。事实上，母子俩陷入爱河的时候也都是二十一岁。

　　他说艾瑟尔本应开始就告诉他，但艾瑟尔对此也有话说。“如果小时候就告诉你你有个伯爵父亲，你会如何反应？你多半会迫不及待地在学校里别的孩子面前吹嘘一番吧。他们肯定会嘲笑你在说瞎话。要不就是因为你比他们优越而冷落你。”

　　“但长大以后你总可以……”

　　“怎么说呢，”艾瑟尔显得很疲倦，“总是找不到好时机。”

　　听到艾瑟尔的坦白后，伯尼的脸惊得发白，但他很快调整好自己，他说他明白艾瑟尔为何不告诉他真相。“秘密被揭穿就不成为秘密了。”

　　劳埃德很想知道母亲现在和伯爵是什么关系。“我想你现在还会时不时在威斯敏斯特宫看到伯爵吧。”

　　“不常见。贵族在威斯敏斯特宫有他们自己的地盘，有自己的餐厅和酒吧。民选议员只有经过安排才能和他们见面。”

　　那天晚上，劳埃德沉浸在震惊和困惑之中，不知该怎么想这件事。他父亲是个贵族，是个托利党人，是博伊的父亲，还是黛西的公公。他该感到悲伤、愤怒还是自轻自贱呢？真相带来的打击是如此之大，以致他完全麻木了。身受重伤就是如此，起初是感觉不到疼痛。

　　早上听到的消息使他把思绪转到了欧洲战场上。

　　这天凌晨，德国向西展开了闪电般的突袭。尽管许多人都预料到德国会这样做，劳埃德还是对盟军的情报部门未能打探到袭击的具体日期感到吃惊，同样令他吃惊的，还有这些小国的军队虽然英勇抵抗但一击即溃。

　　“传来的消息也许是真的，”比利舅舅说，“听听英国广播电台会怎么说吧。”

　　张伯伦在得知消息后随即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由英国师团增援的法国军队早已做好了应对这类入侵的预案。德军入侵以后，英法联军便启动了预案，联军从西部跨过边境，进入荷兰和比利时，迎头阻击疾驰的德军。

　　威廉姆斯一家心情沉重地搭上前往市中心的公共汽车，向举行工党年会的伯恩茅斯展览馆进发。

　　到了展览中心以后，他们得知了来自威斯敏斯特宫的最新消息。张伯伦依然紧握着大权。比利听说首相邀请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入阁，意图使战时政府成为三个主要政党联合执政的政权。

　　一家三口对英国的前途感到心悸。绥靖主义者张伯伦依然把持着政权，工党被迫在联合政府中给他以支持。很难想象英国会变成什么样。

　　“艾德礼怎么说？”

　　“他说，要询问工党全国委员会的意见。”比利回答。

　　“那就是要问我们的意见了。”劳埃德和比利都是工党全国委员会的成员，那天下午四点委员恰好要开会。

　　“很好，”艾瑟尔说，“我们开始计票吧，看看委员中支持张伯伦计划的有多少。”

　　“我想应该没有。”劳埃德说。

　　“别这么确定，”艾瑟尔说，“总有几个希望不惜一切让丘吉尔出局的人。”

　　接下来几个小时，劳埃德奔走于展览馆的咖啡厅、酒吧和伯恩茅斯的海边，找委员会成员以及他们的朋友和助手谈话。他没时间吃午饭，喝了太多的茶，整个人像是在水上漂一样。

　　劳埃德失望地发现，在张伯伦和丘吉尔的问题上，并不是每个人都和他有一样的观点。一些经历过上次战争的反战主义者希望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和平，他们支持张伯伦的绥靖主义政策。另一方面，威尔士的议员们依然觉得时任内政部长的丘吉尔是派军队镇压1910年托尼潘蒂工人罢工的罪魁祸首。那已经是三十多年以前的事了，但劳埃德知道政治上的恩仇可不是那么容易忘却的。

　　三点半，劳埃德和比利在微风中沿着海岸走进举行委员会会议的高岸酒店。他们认为委员会的大多数人不会接受张伯伦的提议，但并不是很确定。劳埃德对投票结果依然非常担心。

　　走进会议室以后，他们和其他委员一起坐在长桌旁。四点的时候，工党领袖准时出现在会议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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