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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她的生活记录的第一卷,是异常令人沮丧的。在这卷记录中,我们看到她呻吟着、奋斗着,从褊狭的乡村社会难以忍受的厌倦之中挣扎出来(她父亲的社会地位上升了,比较接近于中产阶级,但中产阶级的生活不如田园生活富于诗情画意),成为一个有高度才智的伦敦报刊的助理编辑,成为赫伯特·斯宾塞的受人尊敬的同事。当她把这些早期的生活阶段在悲伤的独白之中披露出来,它们是令人痛苦的,克洛斯先生指责她借这些独白来诉说她本人的经历。她在少年时期就很突出,是一位“肯定很快就能学会关于服装俱乐部的某种技能”的姑娘;后来她制作了一张基督教会的历史图表,借此集资修复一座教堂;接下去她丧失了宗教信仰,使她的父亲十分恼火,以至于拒绝和她一起生活。

  接踵而至的就是她翻译斯特劳斯《耶稣传》①的那场斗争。这本书本身是沉闷而“使人心灵麻木”的,何况她必须承担料理家务和护理临死的父亲这些通常属于女性的职责,她十分依恋手足之情,却沮丧地相信,由于她成了一位女学者,她正在丧失她的兄弟对她的尊敬,这一切都几乎不能稍为减轻那种沉闷的感觉。她说:“我经常像一只猫头鹰一般走来走去,使我的兄弟感到极端地厌恶。”有一位朋友看到她面对着基督复活的塑像,煞费苦心地翻译斯特劳斯的《耶稣传》,他写道:“可怜的人儿!看到她面色苍白憔悴,头痛欲裂,还要为她的父亲担忧,有时候我真是可怜她。”

  ﹛①斯特劳斯(1808~187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之一。他的《耶稣传》是对基督教的一种批判。﹜

  然而,虽然当我们阅读她的故事之时不得不带有一种强烈的愿望,但愿她的人生历程的各个阶段即使不是更加平稳至少也要更为美丽,但是,在她向文化的堡垒进军之时,带有一种顽强的决心,它使这部作品超越于我们的怜悯之上。她的进展是非常缓慢、非常艰难的,然而,在它的后面,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高尚的雄心壮志,作为不可抗拒的动力在推动着她。每一个障碍最后都从她的道路上扫除了。她了解每一个人。她阅读一切作品。她惊人的理智的活力获得了最后胜利。青春已经消逝,但她的青春是饱经忧患的。于是,在三十五岁那年,正当她精力最为充沛、意志极端自由之时,她作出了决定,这个决定对她说来意义如此深远,甚至对于我们说来仍然至关紧要:她决定到德国魏玛去,与乔治·亨利·路易士①结伴同行。

  ﹛①乔治·亨利·路易士是著名批评家、政论家,他的妻子进了疯人院。他和爱略特的结合被伪善的资产阶级社会认为是不道德的。﹜

  她和路易士结合之后不久随即创作出来的那些作品,最充分地证实了与个人的幸福同时来到她身边的极大的自由。它们本身就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享受。然而,在她的文学生活的起点,人们可以在她的某些生活境遇中发现种种影响,这些影响使她的思绪从她本身和当前的情景中游离开去,转向往昔的岁月和乡下的村庄,转向安静、美丽、单纯的童年回忆。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她的第一部作品是《牧师生涯片断》而不是《米德尔马奇》。她和路易士的结合使她被爱情的气氛所包围,但是,由于社会环境和传统习俗,他们的结合又使她离群索居。她在一八五七年写道:“我希望人们谅解,我决不会邀请别人来拜访我,要是他本人没有要求我作出这种邀请的话。”

  后来她又说,她“被这个世界所排斥了”,但她并不后悔。起初是由于她的境遇,后来则不可避免地由于她的名声,她变得如此令人瞩目,她丧失了在默默无闻时同等的条件下活动的能力,这个损失对于一位小说家来说,是很严重的。尽管如此,当我们沐浴在《牧师生涯片断》的明亮的阳光之中,感觉到那个博大的、成熟的心灵带着一种放纵的自由感在她那“遥远的过去”世界中展示出来,要谈论她的损失,似乎是不恰当的。对于这样一个心灵来说,一切都是收获。

  所有的经历,通过一层又一层知觉和反省的过滤,丰富了、滋养了这个心灵。在描述她对于小说的态度之时,根据我们对于她的生活的点滴了解,我们最多只能说,她对于某些教训(即使她获得了这些教训,却不是很早就获得的)耿耿于怀,这些教训之中,在她身上留下最深烙印的或许就是那种逆来顺受的忧郁品质;她把她的同情心寄予平凡的人物,并且十分乐于详细叙述家常的、普通的欢乐和忧愁。她没有罗曼蒂克的激烈态度,这种态度与个人独立存在的感觉联系在一起,它是永不满足的,不受压抑的,在这个世界的背景之上鲜明地勾勒出它的形象。

  一位目空一切的年迈的牧师,当他啜着威士忌酒沉思梦想之时,《简·爱》的那种火辣辣的自我中心主义,会在他的心头激起什么样的爱和恨?《牧师生涯片断》、《亚当·比德》和《弗洛斯河上的磨坊》,这些最初的作品是非常优美的。她笔下的波伊泽、道特森、吉尔菲、巴顿这些家属和其他人物,包括他们的环境和附属物,他们的优点是不可估量的,因为他们是有血有肉的,我们在他们中间活动着,时而厌烦,时而同情,但是对于他们所说和所做的一切,我们都毫无疑问地接受,我们只把这种信任给予伟大的、有独创性的作品。她把一股记忆和幽默的洪流如此自然而然地倾注到一个人物身上,一个场面紧接着另一个场面,直到那幅古老的英国乡村织锦画面重新呈现出来,这股洪流和一种自然的进程有这么多共同之处,使我们很少意识到还有什么可以批评的地方。我们欣然接受了这一切;我们感觉到了只有伟大的、创造性的作家才能给予我们的那种妙趣横溢的精神上的温暖和松弛。

  在阔别多年之后,重新来到这些作品面前,它们甚至会出乎我们意料地倾泻出同样丰富的能量和热力,以至于我们非常想要休憩于这股暖流之中,就像我们沐浴于从果园的红色砖墙上方照射下来的阳光里。我们如此顺从地接受了英格兰中部农夫和村妇的幽默感,如果我在这方面带有不假思索地放任自流的因素,那么在这些情况中也是如此。我们几乎不想去分析我们觉得如此宏大而富于人性的东西。

  当我们考虑到谢泼顿和海斯洛普的世界在时间上的距离多么遥远,考虑到那些农夫和雇工的心灵和乔治·爱略特大部分读者的心灵距离多么遥远,我们只能把我们从普通房屋到铁匠工场、从村舍小屋的客厅到教区牧师的花园各处漫游之时那种悠闲而喜悦的心情,归功于这个事实:乔治·爱略特不是用一种恩赐的态度或好奇的心理,而是用一种同情的精神来使我们分享他们的生活。她不是讽刺家。她的心灵的活动太过缓慢而笨拙,不适宜于喜剧。但是,她渊博地掌握了人类天性中的主要因素,用一种宽恕容忍、审慎得体的理解力把这些因素松散地凝聚在一起,当你重新阅读这些作品之时,就会发现这种理解力不仅使她的人物保持生动活泼,而且赋予他们一种对于我们的欢乐和眼泪的出乎意料的控制能力。就拿著名的波伊泽太太来说吧。很容易把她的特殊癖性发挥到极点,而事实上,乔治·爱略特或许有点太过频繁地想要嘲弄别人却使她自己在同样的地方反过来受到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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