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25)_赫塔·米勒

二五

　　然后他开始挥舞匈牙利仿品，管它叫“淫荡小衫”，喊道：“这可像是海水泡沫一样的温柔梦乡！”身边没人的时候，我们笑得直不起腰来。最后，一个镶金牙的老太太买走了淫荡小衫。这世界疯了，朋友断言，庄重的睡衣被年轻女人买走，而淫荡小衫则进了白发老妪的衣柜，她大概期待着一场迟来的爱情。殊不知正如社会主义不允许性爱一样，她的期待注定不会实现。也许她是买给她女儿的，我说。

　　去马尔堡的车厢里看到英格·文策的睡衣时，这个故事也在延伸，横穿当下。这是睡衣的第四种形式，也是第一种毫无知觉的。因为在这德国的列车上，它不会了解，有人在夜车上只能听任摆布。跳蚤市场上叫卖睡衣的朋友，两年后，也就是齐奥塞斯库倒台的前半年，被吊死了。他寄给我的最后一张卡片上写着：“有时我必须咬啮自己的手指，才能感觉到自身的存在。”他被吊死在家里的坐便器上方。验尸不被允许，公开的结论是自杀。受联邦铁路的委托，英格·文策在前往里米尼的路上，在座位上方的卧铺睡觉。她不晓得人们也会被接受了任务的人从睡梦中叫醒，然后就此死掉。在我的国家，这样的“自杀”事件经常发生。

　　我发现，是事物决定着一个人，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在哪里忆起过去的人或场景。那些由坚不可摧的、没有生命因而更持久的、与我们自身完全不同的物质组成的事物，决定着它们在大脑的回归。事物在出击之前先撤身，以偶然的露面回望过往，通过当下把过往推向顶点。尽管我在德铁上是第一次遇见英格·文策，她的白色睡衣却承载了我的从前，无法避免地担当起睡衣的第四种形式。多年以来，我几乎忘记了前面三种睡衣。

　　最后这种形式违背我的意愿，也违背我的记忆，让我重新忆起从前。不是英格·文策的睡衣我不会回想以前的睡衣，不是以前的睡衣我也不会在英格的睡衣中看到更深的维度。列车上的一件衣服决定了我头脑中的车站。总是物品先形成共谋，周围的人与事便俯首顺从。因此这里的人们大多以为，我们必须与现实打足够多的交道，才能真正忘记过去。而我的经验是，人们愈是认真地参与当下，过去就愈加清晰地回到我们身边。

　　现在的物品怵然将我的过往拖来。它们之中隐含时空交错，其耀眼的细节被重新拖回物品之前熠熠发光。我越是仔细观察当下，它越是急切地想成为过去的范式。我脑子里如果没有当下，也就不会拥有过去。

　　过去与当代的划分本应交给时间，而德国文学批评界往往要依从空间准则，其实就是属地关系准则。如果我作品的主题是十年前的罗马尼亚，那就意味着我（一直还在）书写过去。然而，如果一个德国作家写战后、经济奇迹或是1968年的学生运动，人们在阅读时则认为那是当代题材。这里的过去，不论需要追溯多少年，依旧是当代，因为是在“这里”发生的，属地关系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像亚历山大·蒂斯玛(Aleksandar Tisma)或凯尔泰斯·伊姆雷这样的作家不会属于当代范畴，因为他们在空间上不属于这里。我来到了这个国家，但我的从属性需要商榷。哪个时间点是过去与现在的分界，将来从何时开始，明天？下周？明年？还是十年以后？

　　我从第一本书开始，就在城市描写距离三十公里外的村庄，就在书写过去。空间的距离不大，但现实的落差很大。施瓦本村庄的主题，让我活在自己的过去和父母的当下。他们把我送到城里上学，本意是为了我的未来，我的未来为他们的当下产生了不少花费。我们家没有任何藏书，在家人眼里，读书是不靠谱、“不正常”的事，所有印刷出来的东西都是用来骗人的。他们很担心我，因为“写作比疾病还危险”。母亲说，写作会让人得精神病的。他们支付我在城里的房租和伙食，等于也在资助我的写作，而我写自己的过去却伤害了他们的当下。写作粉碎了他们对我未来的设计，毁掉了一个未来的城里“女教授”的前程。母亲说，我们把你送到城里可不是为了这个。他们用于支付我的未来的钱，被用来伤害他们自己。和睡衣一样，我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将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搅成一团。

　　我只想探讨英格·文策——前往里米尼之路途上的睡者——的时刻，探讨身为商店女装部模特的英格·文策，以及她在男装部的哥哥雅各布的时刻。但睡衣披着其他时光的外衣，滞延着立体模特的故事。过去的人和事在记忆中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不会走向它的反面，而物品却相反，它们从过去的事件中时而诱发恐怖的可笑，时而诱发荒谬的忧郁，事后再为它们披上另外一件皮肤，在描述时可以不加轻视地对它使眼色。

　　在讲述女装部模特英格和男装部模特雅各布之前，我想提一个问题：你们知道“英格·文策前往里米尼”吗？那是德国铁路八十年代为卧铺车厢做的一幅广告画，约二十厘米高，三十五厘米宽，配咖啡色的塑料框贴在所有车厢的墙上。我也注意过这一时期的另一则广告：一辆微微弯曲的火车像一尾发光的蛇穿过暗夜。但这则广告根本不是“英格·文策前往里米尼”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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