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17)_赫塔·米勒

一七

　　这次分别两年后，她死于癌症。爱一个人又必须离开她，因为她不了解自己的行为，不了解她对我的感情被利用来伤及我的生命。她把我们的友谊，借给了对她鞠躬却要杀死我的国王，以为还能从我这里得到一如当年的信任。为了对我撒谎，她必须欺骗自己，二者手牵手，彼此无法分开。失去这份友谊，是我至今无法摆脱的心结。我也要为她找到心兽和国王，因为这两个词是双刃剑的两片刃，出没于爱与背叛的丛林，忽隐忽现。我的文字已跃然纸上，表达却依然欠缺，我不得不继续追问：“维系彼此的爱，为什么，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变成死亡的猎场？”我迫不得已抛弃了这段感情，心中却是挥之不去的自责，于是我借用一首美丽的罗马尼亚民歌，来结束我的女友的故事：

　　那爱过又离弃的人，
　　上帝应责罚。
　　上帝应责罚他，
　　用甲壳虫的步伐，
　　用风的呼啸，
　　和地上的尘土。

　　再说什么都是多余。这是罗马尼亚人十分熟悉的一首歌，它给我的安慰一如祈祷之于他人。一个人如果不相信祈祷，就请无声地歌唱。这首歌是我花圃里的大丽花，和大丽花一样将缺失整理到其他伤痛的链条。

　　我在欣赏植物的同时又害怕它们，这些毛茸茸爬行的、伸出细细花茎、举着深深锯齿扎人的叶子、扛着人头一样硕大果实的植物。南瓜和蜜瓜是沉默的头颅，刺目的肉脸向内生长。它们期盼重量，却无力独自承载，于是张开四肢，在地上匍匐着或爬上篱笆，避开果实的重量。它们身体脆弱，把头伸进田地粗壮的脖子，或垂直挂在篱笆的木头上。我在乡村天天对着这样的植物看，看得多了，教堂里的一句经文也变身为植物：“人人承载他人的重负”（加拉太书6.2）。从植物外观能够看出，如果掏空里面一部分会发生什么。

　　我想在植物身上找些对人有参考价值的东西，但没有结果。父亲必须独自承担他酒鬼的生活，母亲的眼泪无人可以替代。我也会哭，但我们哭的缘由不同。她哭自己为什么嫁了这么一个醉鬼丈夫，稍加理论就舞刀弄棒。我哭是因为我希望母亲偶尔也会为我哭泣，为自己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为父的沉迷于酒精，母亲沉湎于丈夫酗酒的痛苦，弃自己的女儿于不顾，外公守着他永远的发票和表格，外婆手里总是举着阵亡儿子的照片和经书。

　　我们祖孙三代同居一所房子，同处一个庭院，沉默着擦肩而过。我们使用共同的物品，心却孑然离散。如果没有倾诉的习惯，也就不需要用词语思考，无须用说话提示自己的存在。这样的一种内心态度，是城市人不具备的，却是城市的大丽花所拥有的。习惯了这样的态度，就会无视人们的沉默。大家根本不想说话，只将自己锁进沉默中，用目光将他人环抱。

　　城里人喜欢问自己亲近的人：“你在想什么？”我小时候没听到过这个问题，也没听到过有人回答：“什么也没想。”这个结果往往不被接受，被人们理解为借口，试图转移发问者的注意力。我们喜欢假定别人总得在想点什么，假定他肯定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我却以为，人们可以“什么都没想”，也就是说，他不知道他正在想什么。在不用词语思考时，他就“什么都没在想”，因为他的思想无法用语言表达，不需要词语的轮廓。

　　思想在脑中伫立，话语却飞走了。沉默躺着，躺在那里散发自己的气味，和我站在别人身旁注视自己的地方一样。沉默在花园中是金合欢的香味，或是刚刚割下的三叶草的气味，在房间里是樟脑或柜子上的一排榅桲味儿，在厨房则弥漫着面粉和肉味儿。每个人脑子里驮着他的楼梯，沉默顺着楼梯上上下下。“你在想什么”是个突兀的问题。人人都有许多自己的秘密，在谈工作或聊天时会无意间透露。秘密的存在能证明我们之间的关联，也证明着我和家人之间的从属关系。我注视他们的时间太久了，会使我害怕，对自己发生怀疑。这不怪他们，只怪我自己。构成他们的物质极具韧性，而我的质料却变得短命，这也证明了我的失败。

　　我前面提到过蜜瓜，因为那句“人人承载他人的重负”的经文变身为植物，借蜜瓜向我们昭示，如果思想用于谈话是荒谬的，沉默作为一种内心态度则可以异常平静地在头脑持续一生。我喜欢周日上午去教堂，这样可以逃避削土豆。家里人谁都不去教堂，我去了能够代表全家，给村里人看。让孩子去祈祷，上帝会明白家里的大人忙碌没时间。外婆是信神的，每天早晚都在家里祈祷。自打儿子战死沙场，她每年只去教堂一次，那就是阵亡将士纪念日。

　　这一天，我总是坐在她身边，被巨大的玛丽亚石膏像吸引。我望着她天蓝色曳地长裙上的心脏，大大的，深红色，点缀着一些斑点。圣母用食指指着自己的心，仿佛在提请凡人注意。一颗画得很差劲的心脏，被乡村画家无意中变成了别的。这也是好事。有时，家里打发我中午去买东西，我会顺便去一下教堂。我独自一人站在那里，它就不再是教堂了。我不是去画十字和下跪的，我是去看玛丽亚的。蟋蟀在清凉的祭坛后面鸣叫，一如它们夜晚在院子里的叫声。我径直走向玛丽亚，仔细看她的心，舔着用剩下的钱买的糖果，在她的光脚边也放上一块。如果买了线、火柴、针，或者发夹，我也会给她放一点。有一次，我放了个图钉在她脚边，半路又返回去把它揣回衣兜里。我怕她踩到图钉。我从来没有向她祈祷过，也没送过花。

　　冬去春来，转眼到了夏天，我看到的玛丽亚的心总是一颗切开的西瓜。秋天，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时候，外婆也去教堂。我对着她耳朵说：“你看，玛丽亚的心是半个西瓜。”她跪在众人中间，身子前后晃着，轻轻碰一下我的膝盖，小声说：“也许吧，但以后别再这么说。”然后又晃几晃，好让人看着她是在祈祷，而不是在告诫我。回家的路上，她一带而过，好像根本没说话似的——她把有黑点的心和半个切开的西瓜简化成“那个”——，她说：“玛丽亚的那个，不要再跟别人说起。”我很听话。有关玛丽亚的心，直到她死后，直到我进了城，直到我开始写作，都没再提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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