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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


  克劳斯主编了一本文学杂志《集合》,当创刊号从他居住的阿姆斯特丹寄来时,托马斯发现自己的名字被列在未来的作者中。他想,他没有特地批准让自己的名字被印上去,但他在某种程度上同意了将会为杂志撰稿。然而无人告诉他,尤其是克劳斯对此只字不提,它会采取如此尖锐的政治立场。海因里希的文章和克劳斯的编者按都激烈抨击纳粹政体,克劳斯写道,虽然这份出版物不是政治性的,但它有明确的政治使命。

  自从一九三〇年的柏林讲座后,托马斯还没做过触犯当局的事。在流亡法国和瑞士的这些年里,他谨慎地没有接受任何采访。他从他的出版商贝尔曼那里得知,他的缄默已为柏林所注意。纳粹也许会没收他的财产,拒绝更新他和他家人的护照,但仍然允许他的书出售。

  他想到在未来某一天,他的书会在德国下架,他便恐惧起来。他回想起为他奠定声誉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和《魔山》,意识到假如他当初在写作时就知道,没有一个德国人会被允许读它们,那么这两部书一定会大为逊色,不会有如此的自信和强度。他在写那些书时,不必去想它们会在想象层面上干预本国焦虑的公众生活。这种空想是不必要的。他的词汇与德国读者之间的关系是平和自然的。他知道这种关系迟早会被打破,但他希望尽可能地推迟这一天。

  如今克劳斯把他的名字印在杂志的未来撰稿人中,就是把他拖进了流亡者的叛离网,把一切都置于危险之中。

  “是的,”卡提娅说,“我也认为这是一种误判。他也许应该发表海因里希正在写的长篇的一个章节,而不是一篇针对希特勒的檄文。而且你说得对,这篇编者按太过尖锐,虽然也无人能说他写得不对。而且最好删掉未来撰稿人名单。”

  “克劳斯故意把我列入他的异见者名流群。”

  “克劳斯头脑发热,欠缺考虑,”卡提娅说,“但他光明正大,不耍阴谋诡计。我建议你写一封信,语气要平和,但要强调这种事不能再发生。”

  托马斯想,如果不是德国的一份贸易杂志发布了德语写作促进会办公室禁止书商经销克劳斯的杂志的警告,那么此事或许就会平息。贝尔曼着了慌,他联系托马斯,说他与这一惹事的出版物的关系或许会导致他的书下架。托马斯没有与卡提娅商量,便拍电报给贸易杂志,确认《集合》的创刊号与其初衷不符。

  他的电报被布拉格和维也纳的德语报纸攻击。戈洛告诉了他,于是他知道克劳斯是多么伤心,在深夜打了让母亲付费的电话,说他饱受打击,父亲对他的事业毫无尊重。戈洛说,克劳斯不相信父亲会这样背叛他。

  “他觉得有需要时就利用我的名字,”托马斯说,“与此同时他也不觉得损伤我的名誉有何不妥。”

  “谴责希特勒并不会损伤你的名誉。”戈洛说。

  “是否要谴责希特勒,此事由我决定,而不是别人。”

  戈洛起身离开房间。

  很快卡提娅来了。

  “以后发电报必须和我商量,”她严厉地说,“但你发了这个很有用。”

  “我不觉得……”

  “哦,是的,这让我告诉克劳斯,他父亲和他一样头脑发热,他听了似乎很开心。”

  托马斯以为埃丽卡会对他横加指责,已经打算求她放过他。当时他和卡提娅正忙着搬进一栋三层楼的别墅,那地方靠近苏黎世,在屈斯纳赫特的湖边。等埃丽卡来住时,她和母亲一起去买新家具,并负责接收他们从慕尼黑救回来的书籍和油画。她眼下忙个不停,顾不上还在阿姆斯特丹的弟弟的苦难。

  得到瑞士当局让《胡椒磨》——她在离开德国前就排演过的反纳粹卡巴莱歌舞——重新上台的批准后,她开始重写几首紧扣时事的歌曲。她订场地,雇新演员,电话终日响个不停。

  “我想让他们恨我。”首演之日临近时,她说。

  “哦,这不难吧。”莫妮卡说。

  “我要让瑞士恨我,但要等到歌舞剧结束。我要让纳粹知道我还在舞台上。如果每个人都和我一样做,很快希特勒就会来粉刷我们的门厅,费用还比现在的低。”

  “如果没有希特勒,你会做什么?”戈洛问。

  “我从来不想‘如果’。”埃丽卡说。

  “但你刚刚还说‘如果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做’。”戈洛指出。

  “戈洛,我太忙了,顾不上前后一致。我有太多事要干。”

  《胡椒磨》在剧院里满座上演了。卡提娅告诉托马斯,卡巴莱歌舞剧巡回演出时,埃丽卡和一个女伴坐头等车厢,住最好的酒店,而其他演员坐二等车厢,住便宜酒店,托马斯不由好笑。

  “她从来就不是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说,“她还是娃娃时就相信自由市场。”

  埃丽卡在阿姆斯特丹见到了克劳斯,他被戈培尔废除了国籍,这让托马斯意识到自己的半无国籍状态也不会长久。他考虑像海因里希一样申请捷克国籍。托马斯在一次会议上见到了捷克外交部长爱德华·贝内斯,被告知说他们乐意接受他的申请。埃丽卡的德国护照即将到期,她回来时告诉父母,她决定自食其力,找个外国丈夫。

  “我第一眼见到那个叫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的人时,”她说,“就知道他适合我。他是矮个子、英国人、作家、同性恋。我把他勾引到了克劳斯喜欢的一家阿姆斯特丹的酒吧的角落里,我直奔主题。我以为他会说他愿意。但令我惊骇的是,伊舍伍德说了不,说障碍是他男友还是他母亲,或者两者都是。然后他主动提出联系他的朋友,那人更有名,更像英国人,也更像同性恋。他叫奥登。这个奥登说他很愿意和我结婚。于是我换上最好的套装,飞去英国,他人很好,就是有点儿难以琢磨。所以我不仅结了婚,还变成了英国人,现在人人都得多看我一眼了。”

  “我们要见你的丈夫吗?”卡提娅问。

  “我不确定他能否待在英国之外的土地上。”埃丽卡说。

  当埃丽卡告诉她的家人,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得知自己为她“拉皮条”而出名后很高兴,他们告诫莫妮卡说,她也快失去国籍了,她也应该找个诸如英国人的丈夫。

  “他们不洗衣服,”伊丽莎白说,“英语里没有‘肥皂’这个词。”

  “你得嫁给伊舍伍德,”米夏埃尔对她说,“如果他愿意娶你的话。他不想娶埃丽卡。”

  “他要我的,”埃丽卡说,“但时机不对。”

  “魔术师,”莫妮卡说,“要把我们都变成捷克人。”

  “我宁可变成丹麦人。”伊丽莎白说。

  “或者巴西人,就像我们祖母一样。”莫妮卡说。

  “如果海因里希伯伯能成,我们都会变成俄国人。”米夏埃尔说。

  “为什么不变成瑞士人呢?”莫妮卡问。

  “因为瑞士不颁发国籍,”托马斯说,“事实上他们不把国籍给任何人,更不用说从希特勒那里逃出来的德国人。”

  “我们就是这类人吗?”米夏埃尔问。

  “醒醒,我的小弟,”埃丽卡说,“我们说话时,希特勒正在看你的档案。他看到了一个恶形恶状、满脸雀斑、脾气暴躁的小伙子。”

  她做了个舞台上的怪相,朝米夏埃尔伸出胳膊,像是要打他,然后她追着他满桌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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