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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

托马斯发誓再也不去咖啡馆，但他不能拒绝所有流亡者朋友的邀请。他想，这可真奇怪，就连他们中间最爱谈论政治的人，也兴致勃勃地谈起自身的苦难了，比如财产损失和签证问题。他观察他们时，觉得他们是一群已经被打败了的、正在蒙受真实和想象中的痛苦，同时等着新闻或钱的人，他们的衣着日渐寒酸。 　　他想避开这群人的原因之一是，他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正在慢慢变成什么样。和他们一样，他每天等着消息，报纸上的头条新闻或内版的一则故事可以让他安睡，也可以让他做噩梦。 　　其他人都以各种方式批判这个政权，他是唯一一个没有这么做的。他知道以布莱希特为首的这群人正注视着他——这个他们当中最有名望的人。他和卡提娅傍晚去广场散步时，特意不穿看起来很新或很贵的衣服。 　　一天傍晚，卡提娅略感不适，他独自去参加了一场流亡者的晚宴，饭局上他与恩斯特·托勒打了个照面。 　　他一直不明白为何这个不成熟的年轻人能成为革命领袖，当上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所谓的总统，即便只当了六天。他不明白是什么驱使恩斯特·托勒把慕尼黑搅得天翻地覆。 　　托勒紧张激动地和他握手，问他是否有时间一起喝杯咖啡或酒，托马斯以为这位诗人是想要钱。他带了点现金，他想可以一坐下来就把钱给托勒，或许还可问问托勒是否欠了酒店钱，他可以帮忙付账。 　　然而托勒没有提到钱，却问他对克劳斯写文章激励国外民众起来反抗希特勒的事有何看法。 　　“这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惭愧。”托勒说。 　　托马斯说他与儿子已有段时间没联系了。 　　“他非常优秀，”托勒说，“他孜孜不倦地写作。也许他的成就只有在将来才能被认可。” 　　托马斯一直听人这么评价海因里希，但还是第一次听人这么说克劳斯。 　　“我想单独见你是有原因的。”托勒说。 　　他越发紧张了。托马斯寻思他是否会开口要一大笔钱。 　　“埃里克·米萨姆被纳粹抓了。他们在国会纵火案后拘捕了他。我知道他被用了刑。他和我们其他人不同。你知道，他是剧作家、诗人，但也是老派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在监狱里是不会为自己争取好处的。” 　　托马斯想起来，米萨姆是另一个不太可能但却当上了慕尼黑革命领袖的人。 　　“你是说他会直言不讳？” 　　“是的。” 　　酒送来了，他们沉默无言地坐着。 　　“他一直为你说好话，”托勒最后说，“我能否请你帮他？” 　　“怎么帮呢？” 　　“你是在世的最有影响力的德国人之一。” 　　“现在不是了。” 　　“可你一定有一些朋友和熟人？” 　　“在纳粹里吗？” 　　“在有影响力的人中。” 　　“如果我有，我怎会还在这儿？” 　　“我来问你，也是束手无策了。想到他我就睡不着觉。你一定有人可以联系。” 　　“我在纳粹里没有朋友。” 　　托勒悲伤地点点头。 　　“那么他完了。我没有其他办法了。” 　　走在回家路上，托马斯自问那些流亡者是否真的认为他有足够的影响力，能把一个人从监狱里解救出来。他想，托勒的请求并非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托马斯认识的唯一一个纳粹就是恩斯特·贝尔特拉姆，如果贝尔特拉姆收到托马斯·曼的信，要求他动用自己的权力把一个参与慕尼黑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从监狱里放出来，托马斯都能想象他的惊讶。 　　他什么都做不了，但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令他不安。当他独自坐在书房中时，他突然想到，他可以引发外界，甚至是美国，对米萨姆案件的兴趣，但这也许会让他的处境变得更糟。最好还是什么都不做。他去睡觉时想明白了这点。但他不知自己的动机是否单纯，他做出袖手旁观的决定是为了规避风险，还是有更好的理由。 　　越来越多的德国作家、艺术家携家带口离开这个国家，包括海因里希的新女友内莉·克勒格尔。海因里希和米米几年前分手了。米米和戈斯基现今生活在布拉格。海因里希时常写信给托马斯，提及他离开她们的内疚感，以及对她们命运的担忧。他无法邀请她们来尼斯，因为他自己都生活拮据。等内莉来了，经济就更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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