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术师(51)_科尔姆·托宾

五一

　　海因里希在慕尼黑多个阶层走动，他得到消息，甚至早在勒尔过世前，卢拉就与一个已婚男子有过风流韵事。她被看到在一栋有名的公寓楼前撒泼。起初，托马斯以为这是两个名作家的寡妇妹妹能招来的那种谣言。他认为，人们不对卢拉说些什么，探听些什么，是不会满足的。在慕尼黑文学圈和体面人士会晤的地方，卢拉被人注意，不是因为她的观点，而是因为她显然开始手头拮据了。

　　海因里希告诉他们，他相信卢拉有个对她不忠的相好。那个男人已经结婚，但他在公众场合露面时身边围着一群女人，而不是他的妻子和卢拉。

　　“他的妻子早已不在乎，”海因里希说，“但这对卢拉来说是公开羞辱。”

　　接着海因里希告诉他们，卢拉在街头跟踪这个男子，或是去咖啡馆和餐厅看他是否坐在里面，然后她沮丧地独坐着，说出他的名字，并坚持说要等他。

　　后来消息传来，卢拉自杀了。当海因里希来家里通知托马斯和卡提娅时，卡提娅和戈洛立刻赶去安慰卢拉的女儿们，但海因里希和托马斯留了下来，他俩躲进托马斯的书房。

　　海因里希问他记不记得母亲向他们讲述巴西童年故事的那些夜晚。

　　“在那样一个夜晚，如果有人走进来告诉我们的两个妹妹，她们将如何死去，你能想象这事吗？”托马斯问。

　　“卡拉走的时候，”海因里希接着说道，“我的一部分也跟着她去了。现在是卢拉。很快我们也都会走。”

　　在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八年，每到诺贝尔文学奖公布那天，总有记者围在他家门口。第一年，卡提娅还让用人请他们喝茶吃蛋糕，但第二年她关上百叶窗，下令所有人要出门就从后门走。

　　“去年你没获奖时，我觉察到一种幸灾乐祸。”

　　到了一九二九年，托马斯和卡提娅开始担心他可能会获奖。由于失业再度波及了两百万余人，希特勒的名字挂在每个人的嘴边，他在慕尼黑的见面会总有数千人出席，他们不想公开领受巨款，也不想在埃丽卡和克劳斯招来的关注之外更添风波——随着希特勒的影响力增长，兄妹俩和他们的朋友越发对他横眉怒骂。

　　当埃丽卡、克劳斯或者他哥哥海因里希表达对希特勒的警惕，表明他们讨厌他的追随者时，托马斯并不很信任他们。他感觉，他的哥哥和他的长子长女需要在德国有个敌人来对之咆哮。他早晨读报时，经常发觉自己在浏览希特勒的新闻。希特勒的党派宣布赢得了当地州和地区的选举，以几个百分比的优势险胜。

　　戈洛却开始收集希特勒和冲锋队的剪报。一九二九年八月的纽伦堡集会之后，他买了所有的报纸，一些报道估测集会人数有四万，另一些认为有十万。他把所有剪报放在餐桌上，请父亲来看。

　　“队伍在壮大，”他说，“而且有纪律了。他们一边组织选举，一边组织半政府的军队。”

　　“他们没有资助。”托马斯说。

　　“这不是真的。我每天都能给你看他们的资助是什么。这不是暗中进行的。”

　　托马斯和卡提娅达成协议，不提诺贝尔文学奖的事，也不让别人提。但在奖项宣布的前夜，他辗转反侧，想着自己是多么渴望得到这个奖，他认为这是自己性格的一大缺陷。他告诉自己，不应该要它，它也许能带来读者，但也会带来麻烦。

　　早晨，他听到电话铃响，就等着卡提娅或戈洛出现。他们没有出现，他笑着想到自己竟然如此确信这奖是他的。当卡提娅端着两人的咖啡出现在门口，他以为她是来安慰他的。她关上门，坐下来之后才开口。

　　“两分钟后，电话铃会响，记者会到门口。我以为我们还能有一段清闲时光，但暂时不会有机会了。”

　　他原已答应去莱茵兰开朗读会，而今又增加了其他事，包括在慕尼黑的一场名人晚宴和波恩大学的一场典礼。满大厅的人也是战后一直参加他朗读会的那些人，但如今厅里的气氛充满期待，仿佛他能驱走听众周围的恐惧和失败感。

　　在开场白中，他不谈政治，但他作为一个置身事外、誉满全球的德国人，他的在场就让这些场合成为反对者无形的集会，让德国无瑕的灵魂得到抚慰。

　　戈洛告诉他，在自由派的报纸上，这一奖项不仅被视为对他作品的辩护，还是对他代表自己国家的思想生命的辩护。一家报纸写道，这些庆祝是对威胁着他的祖国的黑暗势力的反驳。

　　戈洛给他看《观察家画报》，这是一份被希特勒控制的报纸。此事他早有觉察，但他从报上读到的版本更具煽动性。这一奖项令他进一步成为纳粹的目标。战后他所代表的文化——中产阶级式的、海纳百川、不偏不倚、平和沉稳——正是他们最想毁灭的。他的文风——深思、持重、文雅——正是他们风格的对立面。

　　他们开启的战争包括文化独裁之战。犹太人或左翼作家写的一首抒情诗，犹如成功的犹太人企业一样成为他们的眼中钉。一个名作家在他们看来，就像一个不友好的异域国家或一个犹太银行家。他们不仅想要控制街道和政府大楼、银行和企业，还想重塑德国的未来。如果他们无法掌控抒情诗和小说，那么德国文化的未来将很可能滑出他们的手掌心，而他们就像注重当下一样注重这种未来。

　　当他傍晚坐在慕尼黑自家的书房里时，这些结论越发清晰地浮现在他脑海中。他以前从未想过纳粹会掌权。有段时间他们只是令人厌恶，代表了潜入生活方方面面的粗糙。餐厅里的服务员不再那么有礼貌。他喜欢的书店里的店员不再那么恭顺。卡提娅时常抱怨中意的家政服务难找。他觉得邮递也比以前慢了。

　　但这些只是小麻烦。因为他不太上街，他没怎么想过街上穿制服的暴徒。纳粹在德国未来的政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想法几乎不值得讨论。他认为，既然他们没有根基，也将会很快退出。他认为未来的争斗将在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之间。

　　若干年前，当戈洛刚开始对政治哲学感兴趣时，他喜欢和戈洛辩论这两者的裂隙将可能弥合。如今他与戈洛的讨论都集中在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的区别上，话题关于德国工人党是如何在不知不觉间进入公众想象的中心，他们没有赢得任何选举，也没有为了获得支持而降低语调。当他试图让戈洛对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感兴趣时，戈洛耸耸肩说：

　　“虽然海因里希、埃丽卡、克劳斯都认为希特勒对我们所有人是一个威胁，但不意味着这就不是真的。”

　　“我没说过这不是真的。”

　　“我很高兴听到这话。”

　　他发现，埃丽卡和克劳斯从他们敌人的粗俗和恶意中得到能量。他们旅行去了美国，遇到一群好奇的记者想要采访他们。他们的朋友里基·豪尔加滕正住在纽约，他招待了他们，带他们去城里寻欢作乐。埃丽卡在信中说，其中一些乐子连她亲爱的父母都不能说。他俩坐火车穿越美国，然后环球旅行，去了日本、韩国、俄国，合写了一本关于旅途见闻的书，书的结尾是沮丧的回国，他们在微明的晨光中踏上普鲁士的土地，在警察警惕的目光下，他们只得停止嬉笑，严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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