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绅士(138)_埃默·托尔斯

一三八

　　§近在咫尺的对手（赦免）

　　“晚上好，欢迎来到博亚尔斯基餐厅。”听到伯爵用俄语跟他们打招呼，那对金发碧眼的中年夫妇将目光从菜单上抬了起来。

　　“你会说英语吗？”那位丈夫用英语问道，他口音里带有明显的斯堪的纳维亚腔。

　　“晚上好，欢迎来到博亚尔斯基餐厅。”伯爵把刚才那番话翻成了英语，“我的名字叫亚历山大，今晚我将为您提供服务。在给您介绍今晚的特色菜之前，要不要先给您上点开胃酒？”

　　“我想我们可以开始点菜了。”丈夫说。

　　“我们赶了一整天的路，刚到酒店。”妻子面带倦色地微笑着解释道。

　　伯爵犹豫了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我能问一下您这是从哪儿来吗？”

　　“赫尔辛基。”丈夫有些不耐烦地说。

　　“哦，是这样，欢迎来到莫斯科。”伯爵说道。

　　“谢谢。”妻子微笑着回答。

　　“鉴于你们刚刚经过的漫长旅程，我一定会确保你们将享受一顿愉快的晚餐，而且不会有任何延误。在开始为您点菜之前，能不能麻烦您告诉我你们的房间号码？”

　　从一开始，伯爵就打定了主意：他得从挪威人、丹麦人、瑞典人或芬兰人那儿偷几样东西。从表面上看，这项任务并不难完成，因为大都会酒店里从斯堪的纳维亚来的游客很多。可问题是，顾客一旦发现自己被偷，肯定会马上通知酒店经理；而酒店经理可能会通知当局，再接着，酒店的工作人员都得接受官方的问话，甚至有可能会搜查房间，或者在火车站设卡检查。所以，偷东西的举动必须选在客人即将离开酒店的那段时间。同时，伯爵只能祈求上帝，在那关键的时刻，来住酒店的是个斯堪的纳维亚男人，而不是女人。

　　六月十三日，他曾密切关注过一位从斯德哥尔摩来的推销员，可他从酒店退房结了账。接着，在十七日，一名从奥斯陆来的记者被他所属的报纸召回了国。伯爵暗暗责备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动手，以致错失了良机。可你瞧，就在只剩下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里，一对舟车劳顿的芬兰人走进了博亚尔斯基餐厅，而且坐在了他负责的餐桌前。

　　但还是有个小小的难题：因为伯爵最想弄到的是那位男士的护照，可绝大多数来俄国的外国人护照从不离身，所以，就算伯爵在这对芬兰人明天上午到城里观光的时候溜进他们的房间，也无济于事。他必须今晚就到他们的房间去，而且得趁他们在房间的时候去。

　　命运从不会袒护任何一方，尽管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但它是公平的，一般来说，鉴于我们付出的努力，命运都会在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之间维持一定的平衡。所以，命运在将伯爵置于必须在很短时间内偷到一本护照这样充满挑战的境地之后，又给了他一个小小的安慰：在九点半时，他问那对芬兰夫妇是否想看看推车上的甜点，他们婉言谢绝了，原因是他们已经又累又困了。

　　午夜刚过，博亚尔斯基餐厅的门已经关上。向安德烈和埃米尔道过晚安后，伯爵沿着楼梯来到了三楼。他顺着走廊走了一半，然后脱了鞋，凭借尼娜给他的那把钥匙，他踮着穿着袜子的双脚溜进了322号房间。

　　多年以前，在某位女演员施展的魔法之下，伯爵曾加入过隐形人的行列。所以，当他踮着脚朝那对芬兰人的卧室走去的时候，他心里不住地祈祷：让维纳斯给他也罩上一层薄薄的水雾，就像为她那个在迦太基街头流浪的儿子埃涅阿斯所做的那样。那样，他的脚步会无声无息，他的心跳会静止不动，而出现在房间里的时候他便像空气一样不会引人注意。

　　此时正值六月下旬，这对芬兰人拉上了窗帘，以遮挡外面白色的夜空发出的光亮。然而在两块窗帘布交汇之处仍有一缕银白色的光漏了进来。借着这狭小的光亮，伯爵走到床脚，打量了一番床上两位客人的睡姿。感谢上帝，幸亏他们都是四十多岁的人。假如再年轻十五岁，他们现在肯定还没睡呢。假如年轻十五岁，他们一定才从阿尔巴特街吃完晚餐，而且喝了整整两瓶酒，跌跌撞撞地回到房间，现在说不定正搂在一起亲热。而年纪再大上十五岁呢？他们一定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夜里都得起来上两趟厕所。四十岁？他们的胃口能保证他们吃好，他们的自制力能保证他们不饮酒过度，他们的智慧让他们决定用一顿好觉来享受孩子不在身边时的难得时光。

　　没过几分钟，伯爵便从写字台的抽屉里将这位先生的护照和一百五十马克的芬兰钞票弄到了手。他蹑手蹑脚地穿过客厅，悄悄地回到了走廊上。走廊里仍是空空荡荡的。

　　事实上，走廊空到连他的鞋子都不见了。

　　“该死！”伯爵心想，“一定是值夜班的员工顺手把鞋拾去擦鞋油了。”

　　在一番久久的自责之后，伯爵不得不安慰自己：也许明天早上，芬兰人会把他的鞋子交到酒店前台，然后，它们就会被扔进那一堆无人认领的物品中。他一边沿着塔楼的楼梯往上走一边想，除了这一件事，其他的都还算顺利。他也颇为欣慰。明晚这个时候……他打开房门时，心里还在继续遐想，却突然发现“主教”正坐在大公的办公桌后面。

　　一见此状，伯爵的本能反应是无比愤慨。不单单因为这位蹩脚的会计师，这个将酒瓶上的商标统统撕掉的家伙，未经邀请和允许便闯入了伯爵的宿舍，还因为他正大大咧咧地把胳膊肘放在那张凹凸不平的桌面上。这张桌子上曾经诞生过众多极具说服力的政治文件和写给亲朋好友的忠告与信件。伯爵正想开口让对方解释，却突然发现桌子的一只抽屉已经被拉开。“主教”的手里正攥着一张纸。

　　那些信。伯爵顿时醒悟了过来。他感觉到了恐惧。

　　哦，要不是这些信……

　　是。用写信的方式向同事表示友好和善意，这种事也许并不常见，但这些信本身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责任）把他那份美好的情感告诉他所有的朋友。但“主教”手里攥着的并不是他新写的那些信中的某一封。他拿着的是伯爵从酒店地下室找来的第一份旅游指南里的地图。伯爵在那上面用醒目的红色笔迹将巴黎歌剧院、乔治五世大街和美国大使馆依次连在了一起。

　　再说了，这究竟是信还是地图，也许并不重要。因为当“主教”听到开门声并转过头来时，他早已把伯爵从愤慨到恐惧的表情变化一一看在了眼里。尽管对伯爵的具体指控尚未出台，但这种表情的变化本身就已经坐实了他的罪状。

　　“罗斯托夫领班，”“主教”仿佛对在伯爵自己的房间里看到他感到十分惊奇，“你真是个兴趣广泛的人：喝酒……烹饪……还有，巴黎的街道……”

　　“是的，”伯爵边说边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最近我在读普鲁斯特的书，所以想重新温习一下这座城市的区域划分。”

　　“那当然。”“主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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