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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二


  伯爵刚发出信号,通向417号套房的门便于晚上九点准时打开了。到了九点十五分,四十六位级别和资历各异的官员都找到了与自己的身份及地位相符的座位并坐了下来。尽管没有人出面提醒,但大家自动地将主宾席的座位留给了布尔加宁、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这六位党内最负名望的成员。而主宾席正中的两个座位则留给了身为总理的马林科夫和总书记赫鲁晓夫。

  事实上,赫鲁晓夫刚进房间的时候,仿佛为了特意表明一种姿态,他根本没往主宾席的方向走;相反,他同地位略低一级的维亚切斯拉夫·马雷舍夫聊了几句。后者是中型机械制造部的部长,此刻他正坐在宴会桌的最边上。直到所有人都落了座,这位前莫斯科市的市长才轻轻拍了拍马雷舍夫的肩膀,然后满不在乎地走到马林科夫身边的那个座位前坐了下来,这也是房间里的最后一个空位子。

  在接下来的两小时里,所有的来宾都在豪吃海喝,连连举杯。尽管祝酒词的内容五花八门,格调高尚之词和风趣幽默之语兼而有之,但它们全都洋溢着爱国主义情调。在一轮又一轮祝酒的间隙,伯爵往桌上上菜,替客人满酒,更换餐具,撤下空盘,并且清除桌布上的残渣;与此同时,宾客们不是在同左边的人交谈,就是在和右边的那位商量着什么事,要不就是一个人在四周的说话声中自言自语。

  读到这里,你也许忍不住要讥讽地问一句:罗斯托夫伯爵,这个从来都以光明磊落自居的人,有没有趁机偷听宴会桌上宾客们的私谈呢?可以说,你这个问题和你的讥讽完全用错了地方。因为,和最优秀的仆人一样,最优秀的侍者也会把偷听宾客谈话视为他们工作的一部分。

  就拿杰米多夫大公的管家来说吧。那时候,肯普常常会像雕像一样笔挺地站在书房边上,一句话不说,一站就好几小时。可当大公的哪位客人刚说了一句口渴,肯普便会立刻把饮料端到客人的面前。而如果有谁轻轻地抱怨了一句天气冷,肯普便会赶紧去炉边把煤火拨旺。如果大公向他的哪位朋友表示,舍尔马托娃伯爵夫人是个“令人愉快的人”,而她儿子却“不那么靠谱”,那么无须大公吩咐,肯普也知道,下一次若是舍尔马托娃家的这两位未经打招呼便上门求见的话,对其中的一位他应该说,大公正好在家,可以见她,但对另一位则应该说大公身体不适,不能见客。

  那伯爵到底有没有听到宾客们的私下交谈呢?他有没有从他们那里听到什么促狭的评论、暗地里的独白,或者压低嗓门说出的批评呢?

  他一字不漏地全听到了。

  在宴会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即使你没有为共产党的这些高官当过二十八年的侍者,你也能知道,提议大家干杯这样的事马林科夫同志只会偶尔为之,而且每次用的都是白葡萄酒。而赫鲁晓夫同志则很可能一晚上会祝四五次酒,而且每次都用伏特加。所以,当莫斯科前任市长在晚宴过程中一次酒都没祝时,伯爵便将这也看在了眼里。当时间到了十一点差十分,宴席也差不多快吃完了时,总书记这才伸出他的餐刀,用刀刃在面前的酒杯上敲了几下。

  “先生们,”他开始说道,“大都会酒店曾经见证过许多历史性事件。事实上,在一九一八年,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就曾把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们锁在这幢大楼里,就在我们楼下两层的房间里。他还警告他们,不完成任务,绝不放他们出来。”

  屋里响起一片笑声和掌声。

  “为斯维尔德洛夫干杯!”有人嚷着提议。赫鲁晓夫把自己杯里的酒一仰而尽,然后自信地笑了笑。四周的人也都跟着干了一杯。

  “而今晚,”赫鲁晓夫继续说,“我们将有幸在大都会酒店亲眼看见另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请大家和我一起到窗户边来,同志们,我相信马雷舍夫部长有事要向大家宣布。”

  在场的其他四十四位宾客闻言,脸上涌现出了各式各样的表情,有的是好奇,有的是困惑。他们把椅子往后一推,全都来到那几扇俯瞰着剧院广场的大窗户前。而马雷舍夫部长早已站在了那里。

  “谢谢您,总书记,”马雷舍夫部长边说边冲赫鲁晓夫鞠了个躬,接着,他严肃而凝重地停顿了一下,“同志们,正如你们当中大多数人所知道的,三年半以前,我们在奥布宁斯克市开始修建新发电厂。现在,我十分自豪地宣布,奥布宁斯克的这个电厂已于周一下午全面投入使用,比原计划提早了六个月。”

  屋里的赞叹声此起彼伏,人们纷纷点头。

  “另外,”马雷舍夫接着说,“从今晚十一点开始,也就是说,再过两分钟,该工厂就将开始向莫斯科输送其一半的电力。”

  说完,马雷舍夫转过身去,面对着窗外。与此同时,伯爵和马丁不动声色地将餐桌上所有的蜡烛都灭掉了。窗外,莫斯科满城的灯火依然在闪烁。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人们变得不耐烦起来,他们开始在屋里挪来挪去,交头接耳。突然,在城市的西北角,在一片十个街区大小的区域里,所有的灯光同时熄灭了。片刻之后,与那片区域相邻的城区也都黑了下来。然后,黑暗开始横穿整座城市,仿佛在广阔的平原上有一片黑影在向这边移动,它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大约到了十一点过两分,就连永远灯火通明的克里姆林宫也忽然黑了下去。又过了数秒,大都会酒店里的灯也跟着熄灭了。

  在黑暗中,刚才那片嗡嗡的交头接耳声变得响亮起来,人们的语气也变成了惊讶,惶恐,不知所措,或三者兼而有之。可是,如果你仔细观察站在窗户旁的马雷舍夫,就能看出,黑暗降临之际,他既没说话也没动。他仍在朝着窗外看。忽然,在首都的西北角,在那片最早变黑的地方,灯光又重新闪烁了起来。此刻,横穿整座城市的是一片亮光,它正向这个方向延伸过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直到克里姆林宫的灯又重新闪耀起来。再接着,屋里众人头顶上的枝形吊灯也亮了。主席团和部长会议联席晚宴的会场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有了世界上第一座核电厂提供的电力,这座城市此刻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亮。

  *

  毫无疑问,这场晚宴的结尾部分是在莫斯科上演过的最出色的一场政治秀。可是在灯光熄灭的那段时间里,它有没有给城市的居民造成不便呢?

  所幸的是,一九五四年的莫斯科尚非世界电器之都。然而,就在这短暂的停电过程中,至少有三十万只钟停止了走动,四万台收音机突然没了声音,五千台电视机的屏幕变得一片漆黑。城里到处猫狗乱叫。落地灯被撞倒,孩子们吓得大哭起来,父母们的小腿骨纷纷撞在了咖啡桌上。还有许多司机,因为透过风挡玻璃看到外面所有的大楼忽然变得漆黑一团而不知所措,结果撞上了前面车辆的挡泥板。

  在捷尔任斯基大街拐角处的一幢灰色的小楼里,那位专门负责把女招待偷听来的消息记录在案的脸色阴沉的小个头仍在一刻不停地打着字。因为和所有优秀的官员一样,他闭着眼睛也能够打字。可当灯光熄灭时,听到走廊里有人摔倒,我们的打字员才惊讶地抬起头来,他的手指无意中往右边的键盘上多移了一行。因此,当天晚上他打出来的那份报告的下半部分显得莫名其妙。也可能是用密码写的,就看你自己怎么想了。

  与此同时,在马里剧院,安娜·乌尔班诺娃头上戴着灰白色的假发,正在扮演契诃夫《海鸥》中的伊琳娜·阿尔卡丁娜。突然,观众发出一片令人不安的惊呼。尽管安娜及同台的演员们对如何在黑暗中迅速撤离舞台早已训练有素,但他们此时却没这么做。他们都接受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训练,于是立刻按照各自扮演的角色在停电的情况下表演起来:

  阿尔卡丁娜:[震惊]灯全灭了!

  特里果林:待在那儿别动,亲爱的。我去找支蜡烛来。

  [小心翼翼走动的声音。特里果林从右边下去了。然后是一片寂静。]

  阿尔卡丁娜:哦,康斯坦丁。我害怕。

  康斯坦丁:只是黑暗而已,妈妈。我们都是从那里来,也都会回到那里去的。

  阿尔卡丁娜:[她好像没听见她儿子说的话]你觉得是不是俄罗斯所有的灯都熄灭了?

  康斯坦丁:不,妈妈。是全世界的灯都灭了……

  那么,在大都会酒店呢?在广场餐厅,两位端着托盘的侍者撞在了一起;在夏里亚宾酒吧,有四位顾客的饮料泼了,还有一位被人暗中掐了一把;那位美国人,矮胖子韦伯斯特,他坐的电梯被卡在二三楼之间动弹不得,于是拿出了美国巧克力和香烟同电梯里的乘客分享;而酒店经理当时在他的办公室里,发誓一定要“将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只有博亚尔斯基餐厅的顾客有幸享受到了毫无中断的服务。因为五十年来,这里的就餐环境拥有独一无二的氛围和格调,而这种格调是用烛光营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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