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绅士(69)_埃默·托尔斯

六九

　　§苦艾酒^①

　　﹛①　苦艾酒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被禁止酿造或在一般的酒类商店售卖，而仅限于医学用途，直到2000年左右才被欧盟解禁。这种酒私底下又被称为割耳酒。据传，美术大师凡·高生前很爱喝这种酒，尤其当他缺乏灵感时，他一定要去小酒馆喝这种酒。喝完后他便开始出现幻觉，并疯狂作画。有人说，他就是因喝下了这种酒才割下了自己的耳朵。﹜

　　十二点十五分，伯爵刚走到夏里亚宾酒吧。这里平日安静得如教堂一般，甚至可以容人们在此祷告和反思，此时却传出一阵声响，这在十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这声响中有笑声，有各种混杂的语言，有小号声，还有交杯换盏的声音。换句话说，就是肆无忌惮的喧哗之声。

　　是什么带来了这种转变呢？在夏里亚宾，主要变化有三个。一是一种令人喘不过气的名为爵士乐的美国音乐又回来了。该音乐曾经因为其特有的颓废风格而遭到禁止，可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布尔什维克人又开始支持它。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也许是想好好研究一下什么思潮能成功地席卷全世界。不管什么原因，反正此刻，如泣如诉的尖啸声和低沉的砰砰声正不断地从酒吧最里面的小舞台上传来。

　　第二个新情况是外国记者的回归。革命爆发后，他们被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人直接赶出了国。可这帮记者一个个老奸巨猾。他们把打字机藏好，出国以后，立刻换上别的衣服，刚数到十，他们便又一个个溜到了俄国乡下。所以一九二八年，国际新闻办公室又重新开张了。它设在一幢没有电梯的六层楼房的顶层。大楼的位置十分便利，正好位于克里姆林宫和秘密警察办公的大楼中间，而且刚好与大都会酒店隔街相对。因此，无论是哪天晚上，你都能在夏里亚宾酒吧里遇上十五六个国际记者协会的成员，他们缠着你，一聊就是好半天。而找不到听众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吧台前排成一排，像攀停在岩石上的海鸥一样，七嘴八舌地叫个没完。

　　紧接着，一九二九年又出现了更加不可思议的变化。那年四月，夏里亚宾酒吧突然来了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而是三名女招待，而且全是年轻漂亮的女孩。她们身穿黑色短裙，裙子下摆还不到膝盖。这些美丽动人的女孩在酒吧的顾客中间来回穿梭。她们苗条的身影，清脆的笑声，芬芳的香水味，为这里平添了一丝高雅的气息。如果说酒吧的记者更乐意说话而不是聆听，那么作为绝佳的共生对象，那些女招待则更愿意洗耳恭听，而不是自己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当然，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她们的工作有赖于此。因为她们每周都要去捷尔任斯基大街街角的那幢阴沉沉的小楼里做汇报。在小楼里头阴沉沉的小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位阴沉沉的小个子。他会把姑娘们无意间听来的谈话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①

　　﹛①　是的，这张阴沉沉的桌子背后那位阴沉沉的小个子不仅要把女招待们收集到的信息都记录下来，而且还要保证她们愿意继续执行这项任务。他会不断提醒她们，这是对自己的祖国应尽的责任，以及若他要想让她们丢掉餐厅的工作，那真是太容易了。如果有必要，他还会做出一些更加不吉利的暗示。然而，我们还是先别急着谴责这个家伙。

　　因为他本人从没去过夏里亚宾酒吧，也不曾在博亚尔斯基餐厅里用餐。他被分配的是一种间接体验到的生活。在这种生活里，他与各式各样的经历都保持着距离，并且他所有的感知都是二手的。他的生活里没有喇叭声，没有交杯换盏的声音，也没机会看见年轻女人裙子底下露出的膝盖。他就像是科学家的助手，他的全部任务就是把汇报人的原话记录下来，无须美化和发挥，然后把总结交给他的上司。

　　公平地说，他工作起来毫不懈怠，在他的部门里，人们甚至称他为“高人”。因为整个莫斯科都找不出第二个人能写出他那样单调乏味的报告。几乎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他把那种不抒发己见，没有一句妙语、隐喻、明喻和类比（其本质就是想方设法地把语言中的诗意剔得干干净净）的文字完善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事实上，倘若那些被他尽心尽力记录在案的记者有机会一睹他的杰作，他们一定会向他脱帽致敬。他们会承认，只有他才真正把握住了“客观”的精髓。——作者注﹜

　　那女招待的这项任务，有没有让记者们因担心自己随心所欲的言论被汇报上去就变得谨小慎微，或者缄口不言呢？

　　正好相反。外国记者团有个长期有效的赌局：他们中的任何人，只要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传唤，便能获得十美元的奖励。为此，他们故意制造出一些耸人听闻的新闻，并把它们编进了谈话。一位美国人曾“一不留神”泄露了这样一条消息：在郊外某幢大别墅的后院里，一位心灰意冷的工程师根据凡尔纳小说里的规格和尺寸制造了一个大气球。另一位则接着说，有位不知名的生物学家正在用鸡和鸽子搞杂交试验，希望培育出早上能下蛋，晚上还能替人送信的鸟。总之，只要是在女招待们听得到的地方，他们就什么都说，甚至盼着自己说的那番话出现在她们的报告中，并被画上线。等报告交上去以后，它会砰的一声落在克里姆林宫的某张办公桌上。

　　来到夏里亚宾门口，伯爵便觉得今晚比平时还要热闹些。营造气氛的爵士乐队正在角落里忙活，以期跟上时不时爆发出来的笑声和鼓励声。伯爵从一片喧哗声中穿过去，来到酒吧不为人注意的另一头（这里，天花板和地板之间立着一根条纹大理石柱）。过了片刻，奥德留斯倚靠在吧台上，身子朝伯爵倾过来说道：

　　“晚上好，罗斯托夫伯爵。”

　　“晚上好，奥德留斯。今晚这是在庆祝什么呢？”

　　调酒师把头转向其中一个美国人。

　　“莱昂斯先生今天被带到‘格别乌’的办公室了。”

　　“‘格别乌’！怎么会呢？”

　　“听说有人在佩尔洛夫茶馆的地板上发现了一封莱昂斯先生写的亲笔信——信里有斯摩棱斯克周围军队的动向和火力部属的情报。可当‘格别乌’的人把信往桌上一摆，要求莱昂斯先生做出解释的时候，他却说，自己不过是把《战争与和平》中他最喜欢的那一段在纸上誊写了一遍。”

　　“哦，是的，”伯爵笑着说，“博罗季诺^①战役。”

　　﹛①　位于莫斯科西部的一个村庄。1812年9月7日，拿破仑在这附近击败了保卫莫斯科的军队，但法军进占莫斯科后不久，又被迫撤退。﹜

　　“因为这一成就，他赢得了那笔赌注，这会儿正替在场的每个人买酒呢。但今晚，我们能为您做点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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