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绅士(57)_埃默·托尔斯

五七

　　§阿拉喀涅^①的艺术

　　﹛①　希腊神话中吕底亚的科洛丰人伊德蒙的女儿，善织绣。﹜

　　所谓历史学，就是舒舒服服地坐在高背椅里对某些重要的事件加以评点。占有时间之利的历史学家们在回顾历史时，时常会以身经百战的老将军指着地图上的河湾发号施令的架势，指着某个重要的日期说：就是这天。它是一个转折点，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天，之后的一切都因它而发生了根本改变。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付诸实施。这个计划标志着俄国开始从一个十九世纪的农业社会转变成一个二十世纪的工业强国。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这一天，尼古拉·布哈林，开国元勋，《真理报》的编辑，农民们最后一位真正的朋友，在同斯大林的较量中落了下风，并被赶出了政治局。这为专制有实无名的回归扫清了道路。而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则是《刑法》第58条草拟出炉的那天。它编织的那张网终将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吞噬。

　　还有五月七日，或者十二月六日，又或是某个早上八点或九点。

　　就是如此，他们说。就好像在歌剧舞台上，幕布已经掩上，杠子被拉了起来，一组布景被转移到屋梁上，与此同时，另一组布景下落到舞台上。片刻之后，幕布重新拉开，观众们会发现舞台已经从富丽堂皇的舞厅转换到了树木葱郁的河岸。

　　然而，莫斯科并未因那几天发生的事陷入混乱。因为当那一页日历被撕去时，人们卧室的窗户并不会立即闪烁起一百万只电灯的光辉！那天父的凝视也不会突然出现在每个人的书桌前，然后出现在每个人的睡梦里；那一百辆黑色囚车的司机也不会立刻拧动钥匙，发动车子，然后一阵风似的冲上阴暗的街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布哈林的失势，以及增补后的《刑法》允许对任何持异见人士进行逮捕，所有这些都只是苗头、征兆和铺垫。要完全感受到它们的影响得等到十年之后。

　　不。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并没有那么多特别重大的事件发生。相反，那些年就像万花筒一样转眼就过去了。

　　在那只万花筒的底部，随机排列着一些有色的玻璃片。在阳光照射下，由于镜面的相互反射以及对称的神奇魔力，当你眯着眼往里看时，会发现里面的图案是那么多姿多彩，错综复杂，它看上去像是谁精心设计的一般。可接着，随着你的手腕轻轻转动，玻璃片开始移动，并构成一个新的图案。这个图案有另一套对称的形状，另一套错综复杂的颜色，以及另一种设计诀窍。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莫斯科就像一只万花筒。

　　大都会酒店也一样。

　　事实上，在一九三〇年春天，即使是莫斯科的老居民，他们从剧院广场穿过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大都会酒店与记忆中的样子有太大差别。

　　在台阶正前方，身穿大衣的看门人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看上去和以往一样健壮（尽管碰上有雾的天气，到了下午他便会感觉到髋部不适）。旋转门的另一边，小伙子们仍是那么热情，他们戴着同样的蓝帽子，随时准备将宾客的行李箱搬上楼（尽管现在他们的主管换成了格里沙和根尼亚，而不再是帕夏和彼佳）。对所有人的行踪都了如指掌的瓦西里仍然主管着礼宾服务台；他的正对面则是随时准备拿起登记簿并给顾客递上一支签名笔的阿尔卡季。在经理办公室里，那张一尘不染的办公桌后面坐着的仍是哈利茨基先生（尽管他那位带着牧师般微笑的新助理经常会为了一丁点违反酒店规章的事，就跑过来打断他的白日遐想）。

　　广场餐厅里汇聚着形形色色的俄罗斯人（至少是那些能搞到外汇的人），他们来这里喝咖啡，见朋友。而在宴会厅，昔日在此举行的集会已被国宴所代替，然而不变的是庄严肃穆的发言和姗姗来迟的宾客（只是不再有喜爱黄颜色的间谍躲在阳台后面朝里窥探了）。

　　那博亚尔斯基餐厅呢？

　　才两点，厨房里的人便已经忙得热火朝天了。年轻厨师们正围着木桌子紧张地切胡萝卜和洋葱，副主厨斯坦尼斯拉夫一边吹着口哨一边熟练地给鸽子肉剔去骨头。主炉上，八个炉膛全生起了火，上面热着各种酱、汤和炖菜。糕点师傅看上去和他手中的面团一样，浑身沾满了面粉，他正要打开烤箱门，从里面抽出两盘烤好的奶油蛋卷来。而所有这些活动的中心是主厨埃米尔·茹科夫斯基，他手拎一把切菜刀，同时审视着每一位助手，指挥着每一道菜肴的制作。

　　如果说博亚尔斯基餐厅的厨房是一支交响乐队，那么埃米尔就是它的指挥，他的切菜刀则是那根指挥棒。那把刀，宽两英寸，从头到尾足有十英寸长。他总是刀不离手，刀即使不在他手上，也是在随时够得着的地方。尽管厨房里配有削皮刀、餐刀和切肉刀，可埃米尔却能用他那把十英寸长的菜刀完成需要其他刀才能解决的任务。他能用它剥兔子皮，削柠檬，甚至削葡萄皮，并且把葡萄切成四份。他还能用它翻煎饼，或者搅拌汤水，甚至还能用这把刀的刀尖来掂量一匙糖或少许盐的分量。然而对他来说，这把刀最重要的用途是用来比画。

　　“你，”他会挥着刀尖对调味汁厨师说，“你不把那锅汁煮干不罢休是吧？你煮这锅东西打算干什么呢？是用来铺路，还是用来写路标啊？”

　　“你，”他会对厨案最远端那位做事一丝不苟的新学徒说，“你在那儿干吗？你切这点香菜的时间别人用来种香菜都够了。”

　　而在春天的最后一天，他用刀尖指着的人换成了斯坦尼斯拉夫。那天，埃米尔原本在剔羊颈脊肉上的肥肉，突然他停下手里的活儿，朝厨案对面望去。

　　“你！”他用手里的刀指着斯坦尼斯拉夫的鼻子说，“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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