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绅士(51)_埃默·托尔斯

五一

　　于是，鸡蛋（大概是从广场餐厅的厨房里被解放出来的）以标准姿势被拿起来，一秒不差地脱离手心，时间精确到以厘秒计算。实验就这么按部就班地继续下去。茶杯、台球、字典，还有菠萝，依次在同样的时间内完成了它们从包厢到宴会厅地板的旅程。就这样，在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一日这天，被视为异端的伽利略·伽利莱的学说在大都会酒店的宴会厅里，在一阵叮、嗒、啪嚓、嘭、咚和砰的声响中得到了确证。

　　六件物体当中，伯爵个人最喜欢的是那只茶杯。因为落地时它不仅发出动人的啪嚓声，而且随后，你还能听见碎瓷片在地板上滑动的声音，和橡果在冰上滑动的声音一模一样。

　　尼娜在表格上将所有的数据都记录了下来，有些发愁地说：

　　“利西茨基教授说，这些假说已经被人们翻来覆去测验过很多遍了。”

　　“是的，”伯爵说。“我想是这样的。”

　　为了让她的心情好起来，他建议说，现在都快八点了，她和她这位朋友也许可以同他去博亚尔斯基餐厅共进晚餐。可是，她和鲍里斯还有另外一个实验要做。这个实验需要用到一桶水，一辆自行车，还有整个红场那么大的地方。

　　在这样的夜晚，尼娜和她的伙伴不能和他共进晚餐，伯爵心里有没有失望呢？当然有。但同时，伯爵从来都相信，上帝原本可以轻易地将一天中黑暗和光明的时间均匀地分成两半。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把夏日白昼的时间定得长一些，以便人们能用它来从事眼前的这一类科学考察。此外，伯爵暗自欣喜地觉得，这么认真负责，心甘情愿为尼娜从栏杆上往下扔鸡蛋，或者在自行车上挂水桶骑着到处跑的男孩，鲍里斯还是头一个。可再往后，男孩们也许会成群结队地争着来做这些事呢。

　　“那我先走了，不打搅你们了。”伯爵笑着说。

　　“好吧。你来找我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没有，”伯爵顿了一顿，答道，“没什么特别的事。”可刚对着门转过身去，他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尼娜……”

　　她停下手里的工作，抬起头。

　　“尽管这些假说已经有人测试过很多遍了，但我觉得，你今天又把它测了一次，这么做非常好。”

　　尼娜盯着伯爵看了片刻。

　　“是，”她点着头说，“还是你最了解我。”

　　＊

　　晚上十点，伯爵还在博亚尔斯基的餐桌旁坐着。他面前的盘子已经空了，一整瓶白葡萄酒也几乎喝完。一天很快又要过去了，自己的一切还算井井有条，为此他颇感自豪。

　　那天上午，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上门拜访了伯爵。伯爵送走客人后便把他在缪尔-米里利斯百货公司和菲利波夫的面包房，当然还有大都会酒店的账款全都结清了。他还坐在大公的书桌前，给米什卡写了封信，然后把它交给了彼佳，并吩咐他一定要等到次日再寄出去。下午，他去理发店进行了每周一次的例行拜访，回来后又把他的房间整理了一遍。他穿上了他那件紫红色的宽松夹克（说实话，那件衣服穿在身上还真是舒坦）。他特意放了一枚金币在衣服口袋里，连同一份给殡葬承办人的遗嘱：下葬时一定要给他穿上新熨的黑色西装（在他的床头），而且务必要把他的遗体葬在艾德豪尔山庄的祖坟里。

　　如果伯爵是因为他已经把所有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而感到自豪的话，那他也应该为这个世界感到自豪。因为即使他不在了，世界也会照样运转下去。实际上，这种运转早已开始了。前一天晚上，瓦西里替酒店的一位客人画了张莫斯科地图，当时伯爵正好站在离门房服务台不远的地方。瓦西里从城市中心开始，画出一条“之”字形的路线，一直延伸到花园环道。里面提到的街道名称有一半他都没听说过。那天早些时候，瓦西里还告诉他，莫斯科大剧院里那个闻名遐迩的蓝金色交相辉映的门厅已被刷成了纯白色，与此同时，阿尔巴特大街上由安德烈耶夫创作的那尊郁郁寡欢的果戈理雕像已被人从基座上移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更振奋人心的高尔基像。同样，莫斯科城还有新街道、新门厅、新雕像拿得出手，而且无论是游客，看芭蕾的观众，还是那些鸽子，都似乎没有因为这一切感到不快。

　　从“主教”得到提拔开始，这种新式的用人方式也一直在继续。如今，不管什么样的年轻人，只要背景够硬，就算没什么经验，他便能穿上那件白色的制服，从客人左侧撤盘（而左侧是上菜的方位），还要用装水的玻璃杯来盛酒。

　　一向欢迎伯爵去裁缝室串门的玛丽娜如今带了一个女徒弟，她家里还添了一个正蹒跚学步的孩子（愿上帝保佑他）。

　　尼娜也开始步入这个现代世界了，而且她发现，这个世界和她曾经用心研究过的公主一样，值得她目不转睛地靠智慧去了解。她已经和父亲一起搬进了一栋新建的给党内官员居住的公寓大楼。

　　眼下是六月的第三周，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第四次会议正在热烈地举行，可米什卡却未能出席。为了完成他的短篇小说选集（现在已经编了五卷），他向他任教的大学请了假，然后和他的卡捷琳娜一起回了基辅。她在那里的一所小学教书。

　　偶尔，伯爵也会到屋顶上去和那位名叫阿布拉姆的老工匠一起喝喝咖啡，同他聊下诺夫哥罗德夏季的夜晚。但老人的近视越来越严重，走路也不大稳当。就在上个月的一天早上，仿佛预计到老人即将退休，所有的蜜蜂忽然从它们的蜂箱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所以说，是的，生活一直都在滚滚向前，一如既往地行进着。

　　回首往事，伯爵忽然想起了他被软禁起来的头一天晚上。当时他用他教父常说的一句格言来鼓励自己，并发誓要掌控住自己的命运。现在想起来，他的教父其实还给他讲过另外一个同样值得他效仿的故事。故事讲的是大公的挚友，也就是在日俄战争中统率俄罗斯帝国舰队的海军上将斯捷潘·马卡罗夫。一九〇四年四月十三日，亚瑟港遭到敌人攻击，马卡罗夫率领他的战列舰冲进了战场，将日本舰队赶回黄海。可他的船在顺着平静的海面返回港口的途中，触上了日本人布下的水雷，船身开始进水。于是，战斗胜利后，家乡的海岸线已经隐隐在望，马卡罗夫这时一丝不苟地穿戴好了全套军装，登上驾驶主舵舱，和他心爱的战舰一起沉入了海底。

　　伯爵面前的白色酒瓶（他肯定这是产自勃艮第的霞多丽，在12.7℃时喝最好）似乎在桌上淌起了汗。伯爵把手从盘子上伸过去，拿起瓶子，给自己倒了酒。他在心里感谢博亚尔斯基餐厅，并为它干了一杯，然后，他便起身朝夏里亚宾酒吧走去。他想再喝最后一口白兰地。

　　＊

　　伯爵原本打算到夏里亚宾喝杯白兰地，并跟奥德留斯打个招呼，然后就回他的书房等待午夜的钟声。可就在他杯里的酒快要见底时，他无意中听到了酒吧另一端的两个人（一位是个兴致勃勃的英国年轻人，另一位是个德国游客）的谈话。听上去德国人对旅行已经心生厌倦了。

　　一开始，他们之所以引起了伯爵的注意，是因为英国人对俄国表现得极为热情。这位年轻人尤其被这里离奇古怪的教堂建筑和粗犷豪放的语言所打动。而德国人却阴着他那张脸答道，俄国人对西方所做的唯一贡献就是发明了伏特加。说罢，仿佛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他把脖子一仰，饮尽他杯里的酒。

　　“得了吧，”英国人说，“你开什么玩笑。”

　　德国人朝他这位年轻的邻座看了一眼，摆出一副这辈子都没开过玩笑的架势。“如果这个酒吧里有谁能再说出三个贡献来，我就白送他一瓶伏特加。”他说。

　　伏特加并不是伯爵最喜欢的烈酒。事实上，尽管他无比热爱他的祖国，他也很少喝伏特加。更要紧的是，他刚才已经喝掉了整整一瓶白葡萄酒，又干了一杯白兰地，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可当你的祖国遭到别人信口开河的诋毁时，你绝不能仅凭个人喜好或有约在先为由而听之任之。更何况他刚刚喝下了一瓶白葡萄酒外加一杯白兰地。所以，伯爵把吩咐给奥德留斯的事飞快地写在餐巾纸的背面，把它垫在一张一卢布的钞票下面，这才清了清嗓子。

　　“对不起，先生们。我刚才无意中听到了你们的谈话。我毫不怀疑，先生^①，您刚才就俄国对西方做的贡献所发表的评论完全是一种反向夸张，为取得诗意的效果而对事实进行夸张性删减。尽管如此，我还是很乐意接受您的挑战，请您说话算话。”

　　﹛①　原文为德语：mein Herr。﹜

　　“我真没想到。”英国人说。

　　“但我有个条件。”伯爵说。

　　“什么条件？”德国人问。

　　“我每说出一个贡献，我们三个人都得干一杯伏特加。”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