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乱时期的爱情(9)_马尔克斯

九

　　他们花了三个小时还没有捉住它。女仆们在邻居家女仆的帮助下，用尽各种办法想把它哄下来，可它依旧固执地待在原地，一边放声大笑，一边高喊着：“自由党万岁！他妈的自由党万岁！”近来，因这种莽撞的呼号而丢了性命的快活酒鬼已不下四个。乌尔比诺医生几乎看不清繁叶中的鹦鹉，他试图用西班牙语、法语，甚至拉丁语来说服它，而它则用同样的语言、同样的重音和同样的音色回答他，却始终寸步不离树梢。乌尔比诺医生见谁也无法让鹦鹉心甘情愿地下来，便下令找消防队员来帮忙，这是他作为一名爱国市民，最新搞出来的一项玩意儿。

　　事实上，直到不久前，火灾还是由自发的人们用泥瓦匠的梯子和一桶桶随便从什么地方运来的水扑灭的。那种混乱无序的法子有时甚至会造成比火灾本身更大的危害。而从去年起，多亏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担任荣誉主席的公共改善协会发起的一项募捐，这里开始有了一支专业的消防队，外加一辆带有汽笛、警铃和两条高压水管的蓄水卡车。这些东西红极一时，甚至每逢听到教堂敲响警报的钟声，学校都会停止上课，好让学生们前去观看消防员如何救火。起初，他们唯一的任务便是灭火。

　　但乌尔比诺医生告诉市政当局，他曾在汉堡看到消防员们救活了一个于三天的大雪后在地窖中冻僵的孩子，还在那不勒斯的小巷里看见过他们从十层楼的阳台上抬下一口装着死人的棺材，只因那座楼的楼梯太过曲折，死者的家人无法将棺木抬到街上。就这样，本地的消防员们开始学习提供其他紧急服务，比如撬开门锁、杀死毒蛇等等，医学院还专门为他们开设了一期小事故急救课程。因此，请他们帮忙从树上捉下一只像绅士一样品格高贵的鹦鹉并不能算过分之举。乌尔比诺医生说：“告诉他们，是我请他们来的。”说完便径直走到卧室去换衣服，准备参加午宴。事实上，此时此刻，他正被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那封信弄得晕头转向，根本无心顾及鹦鹉的命运。

　　费尔明娜·达萨穿了件宽松的丝绸衬衣，下摆长至臀部，并戴了一条货真价实的长珍珠项链，在脖子上绕了大大小小六个圈，脚下一双缎面高跟鞋，是在极为庄重的场合才穿的，因为年龄已经不允许她经常如此大费周章地打扮了。这身时髦装束似乎并不适合一个备受敬重的老妇人，但在她身上却十分得体。她骨架修长，身材依旧苗条挺拔，富有弹性的手上连一块老人斑都没有，一头紧贴脸颊的短发泛着钢铁般的蓝色光芒。和新婚时的照片相比，她此刻还能保持不变的就只剩下那一双清澈的杏核眼和她那民族特有的高傲了，但她因年龄而减损的，又因性格而弥补回来，更因勤劳赢得了更多。她觉得现在这样很好：那穿铁丝紧身胸衣、束起腰身、用布片将臀部垫高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身体得到解放，呼吸也变得顺畅，原本什么样就表现出什么样。尽管她已经七十二岁了。

　　乌尔比诺医生看见她坐在梳妆台前，在缓缓转动的电风扇扇叶下，正把一顶饰有紫罗兰毡花的钟形帽往头上戴。卧室宽敞而明亮，英式大床上挂着玫瑰色的针织蚊帐，两扇敞开的窗正对着院里的几棵树。知了们被即将下雨的征兆扰得惊慌失措，刺耳的鸣声阵阵传进屋来。自从新婚旅行回来后，费尔明娜·达萨便一直根据天气和场合为丈夫挑选合适的衣服，并在前一晚把它们按顺序整齐地放在椅子上，好让丈夫从浴室出来时能方便地穿上。她也不记得自己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帮他穿衣服，而后又变成完全替他穿。她心里很清楚，起初她这样做只是因为爱，而自五年前起，却是无论如何不得不这样做了，因为他已经不能自己穿衣。

　　两人才刚刚庆祝完金婚，谁离开谁都无法生存片刻，甚至每一刻都不能不想着对方，而且随着年纪越来越老，就越来越是如此。可无论他，还是她，都无法说清这种相互依赖究竟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还是习惯使然。他们从不曾为此问过自己，因为两人都宁愿不知道答案。她早就发觉了丈夫脚步的日益蹒跚，脾气的反复无常，记忆中出现的裂痕，以及新近养成的在睡梦中抽泣的习惯，但她并没有把这些当作他最终衰老的确凿标志，而是视之为一次幸福的返老还童。她把他当作一个老小孩，而非一个难以伺候的老人。这种自欺欺人对两人来说或许都是一种上天的恩赐，因为这让他们避免了互相同情。

　　如果两人能及时明白，比起婚姻中的巨大灾难，日常的琐碎烦恼更加难以躲避，或许他们的生活完全会是另一副样子。而如果说，他们在共同的生活中也多少学到了点什么，那就是智慧往往在已无用武之地时才来到我们身边。多年来，费尔明娜·达萨一直痛苦地忍受着丈夫每天清晨起床时的快乐。她竭力抓住自己的最后一丝困意，以免去面对一个新的充满了不祥之兆的早晨所预示的宿命，而他却带着一个新生儿的天真醒来了：新的清晨，意味着他又赢得了一天的时间。

　　她听着他伴随着鸡鸣醒来，活着的第一个标志就是一声无缘无故的咳嗽，好像故意要把她吵醒似的。她听着他一边摸索应该就在床边的拖鞋，一边嘟嘟囔囔地发着牢骚，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扰得她不得安宁。她听着他在黑暗中一路跌跌撞撞地摸向浴室，然后，他会在书房待上一个小时，可她才刚刚重新入睡，就又听见他回来穿衣服，仍旧没有开灯。（有一次，在玩沙龙游戏时，人们问他如何定义自己，他说：“我是一个在黑暗中穿衣服的男人。”）她就这样听着他，心里清楚，这些声响中没有一个是必要的。他假装无意，但其实是有意弄出这许多动静，就像她明明醒着，却假装没有醒。他的理由十分明确：他从未像这些不安的时刻里那样迫切地需要她，需要她活着，并且头脑清醒。

　　没有人比她的睡姿更优雅，一只手搭在前额上，像一幅舞蹈的素描。但是，若有人打扰了她将醒未醒时浅浅的睡意，她又会比任何人都凶悍。乌尔比诺医生知道，她正侧耳等着他发出哪怕最微小的一丝响动，甚至还会为此感谢他，因为这样，她就可以把清晨五点被吵醒的责任全部推到他身上了。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有几次，他由于没有在老地方找到拖鞋，正在黑暗中摸索，她突然用半梦半醒的声音说：“你昨晚把它们放在浴室里了。”接着，她又用愤怒而清醒的声音骂道：

　　“这个家里最倒霉的事，就是从来不让人好好睡觉。”

　　于是，她在床上翻来覆去，对自己不抱一丝怜悯地打开灯，为这一天的头一个胜利而扬扬得意。事实上，这是两人间的一种游戏，神秘而邪恶，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重新振奋起来：这是居家爱情的众多危险性快乐的一种。然而，也正是一次类似这样的日常消遣，差点让他们头三十年的共同生活走到尽头。事情的起因是有一天，他们的浴室里没香皂了。

　　一切本和平常没有两样。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从浴室回到卧房，那时，他还能自己洗澡而无需别人帮助。他开始穿衣服，没有开灯。她则跟往常这个时候一样，像胎儿似的躺在温暖的被窝里，闭着眼睛，呼吸很轻，那只跳着神圣舞蹈的手臂放在头顶。她正处于半梦半醒之间，他心里十分清楚这一点。黑暗中，浆过的亚麻衣服窸窣了好一阵子后，乌尔比诺医生自言自语道：

　　“差不多有一个星期了，我洗澡的时候都没有香皂。”

　　于是她想起这件事，醒了，然后对全世界都没好气地翻了个身，因为她的确忘记往浴室里放上新的香皂了。她是在三天前发现这件事的，那时她已经站在了淋浴喷头下，于是想之后再放上，但过后却忘了，直到第二天淋浴时才又想起。而第三天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事实上并不到一个星期，他这样说是为了夸大她的错误，但三天确实是有的，而且不可原谅。那种被人当场抓住错误的感觉让她老羞成怒。像往常一样，她以攻为守。

　　“这几天我每天都洗澡，”她失态地叫嚷道，“一直都有香皂。”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