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普眼中的世界(163)_约翰·欧文

一六三

　　弗洛伦丝·科克伦·鲍尔斯碧的人生，会是一场嬉闹的混乱。她最为盖普熟悉的名字是拉尔夫太太，她可没有什么性的替代品，或者说，她明显没有寻找替代品的需要。她倒真的取得了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也终于在一个很大又迷茫的英语系得到了终身教职，系上的人因为都惧怕她而团结起来。她在不同时期勾引并戏弄了十三个高级教员中的九个，轮番恩准他们上她的床，然后嘲笑他们，赶他们下床。她被学生称为“炸药老师”。这样一来，就算不能向自己证明的话，至少她可以向其他人证明，她有一个领域的自信并非来自于性。

　　她所有奴颜婢膝的情人几乎都不会提她，他们尾巴夹在腿里的样子，个个都让拉尔夫太太想起盖普曾经离开她家的样子。

　　她看到了盖普震惊的死讯之后，怀着同情给海伦写慰问信，是第一批写吊唁信的人之一。“他很有诱惑力，”拉尔夫太太写道，“我一直都很遗憾，也钦佩他什么事都没做。”

　　海伦还挺喜欢这女人的，偶尔两个人还书信往来。

　　萝贝塔·马尔登也和拉尔夫太太通过信，她请求得到菲尔兹基金会资助的申请被拒绝了。萝贝塔对拉尔夫太太寄到基金会的一张字条非常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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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你的。”字条这么写道。拉尔夫太太对她们的拒绝可不领情。

　　她自己的孩子拉尔夫，死在了她前面。拉尔夫成了一名还不错的报纸新闻记者，不过和威廉·珀西一样死在了战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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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布里奇·珀西，最为盖普熟知的名字是“噗”，她会活得很久很久。一长串心理医生给她治过病，最后一个宣称自己治好了她，不过在经历了精神分析并出入一众精神病院之后，重见天日的“噗”纯粹由于太过厌倦康复治疗，才再也暴力不起来了。

　　不管她是怎么办到的，“噗”在很久之后平和地重新开始投身社交，她又重新和大众打交道。就算她不说话，也成为了社会里能正常运作的一员，多少变成无害且（终于）有用的人了。她五十多岁开始喜欢孩子，她特别能和智力有障碍的人一起做事，对他们很有耐心。因为这种能力，她经常同其他艾伦·詹姆斯主义者见面，她们也都因为种种原因接受治疗，或者起码改变很大。

　　“噗”在将近二十年间，都没有提起过她死去的姐姐库西，但她后来对孩子的喜爱，让她脑筋不清楚起来。她54岁时怀上了孩子（没人想得出是如何怀上的），又重返精神病医院接受观察，她确信自己会死于难产。这没有成真，“噗”成了一个全心全意照顾孩子的母亲，她继续和智力有障碍的人一起做事。幸运的是，她的孩子智力正常，她母亲的暴力往事后来会让她很惊讶，其实，她身上有库西的影子。

　　有人说，“噗”对那些想永远废除死刑的人来说，是个正面例子，因为她的改变相当见效。唯独海伦和邓肯·盖普不这么想，他们到死都希望，“噗”在史第林摔跤室最后喊出那声“屋”的时候就死了。

　　有一天“噗”当然会死，会在佛罗里达死于一场中风，她去那里看望女儿。海伦活得比她长，这让海伦觉得稍有安慰。

　　忠实的惠特科姆选择用盖普从前的说法，把“噗”描摹成“不男不女的废物”，那是盖普从第一场女权主义者葬礼逃出来之后对鲍吉尔说的：“她的脸像只雪貂，心智被穿了19年的纸尿裤浸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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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纳德·惠特科姆将那本盖普的官方传记定名为《疯癫与悲戚：T. S. 盖普的人生与艺术》，会由约翰·沃尔夫的合伙人出版，沃尔夫本人没能活着看到这本好书付印。他在最终让位前对这本书的精心制作贡献不少，相当于担任了惠特科姆大部分手稿的编辑。

　　约翰·沃尔夫在纽约死于肺癌，还算比较年轻的。他一生大部分时候，都是个谨慎小心甚至举止优雅的人，但他内心深处无法安定、无法释放的悲观，只是被他从18岁起就每天抽三包无滤嘴烟的行为掩盖了。像很多大忙人一样，约翰·沃尔夫抽烟抽死了，他们除了抽烟之外都维持着冷静自控。

　　他对盖普和盖普作品的作用是无可估量的。尽管他大概时不时觉得自己对盖普的名气要负责，是名气最终导致了盖普被残暴杀害，但沃尔夫成熟多了，不会沉浸于这个狭隘的看法。刺杀在沃尔夫眼中，是“这个时代越来越流行的业余体育活动”，而且他几乎称所有人为“具有政治意识的真信徒”，他们总是誓与艺术家为敌，因为艺术家不管多自大，总是坚持个人视野的优越性。而且沃尔夫也知道，并不仅仅由于“噗”·珀西变成了艾伦·詹姆斯主义者，或被盖普激怒，她对盖普的怨恨其实来自遥远的童年，也许被政治运动激怒，不过基本上就和她多年来对纸尿裤的需要一样根源很深。库西和盖普喜欢做爱，所以最终死了这个想法，深深植根于她的脑海。盖普最终因此死了，至少这是真的。

　　约翰·沃尔夫这个专业编辑，身处在这个崇拜时代性的世界，他最终坚称，最自豪的出版物就是盖普父子联手出版的《格里尔帕策民宿》。他当然对盖普早期的小说自豪，还说《本森哈沃眼中的世界》实属“命中注定”，考虑到这本书给盖普召来了暴力袭击。不过《格里尔帕策民宿》却让沃尔夫感到精神得到了提升，他把这本书和未完成的《我父亲的幻觉》手稿悲喜交加地看作“盖普重回写作正途”之作。多年来，沃尔夫都在编辑着这本未完小说混乱的第一稿，多年来他都在向海伦和唐纳德·惠特科姆请益，问他们对这本书的意见。

　　“我死了才可以发表，”海伦坚持说，“盖普不会发表任何他觉得没写完的东西。”沃尔夫同意了，但他在海伦之前就走了。剩下惠特科姆和邓肯来出版《我父亲的幻觉》，作者死后很久以后的遗作。

　　约翰·沃尔夫死前饱受肺癌折磨，那段日子里邓肯是陪他最多的人。沃尔夫躺在纽约的一间私人医院里，有时通过插进喉咙的塑料管抽根烟。

　　“你父亲会怎么说我这个样子？”沃尔夫问邓肯，“不像他写过的某个死亡场面吗？不是正好很恶心吗？他有没有跟你说过，那个死在维也纳鲁道芬纳豪斯医院的妓女？她叫什么来着？”

　　“夏洛特。”邓肯说。他和约翰·沃尔夫很亲近。沃尔夫甚至还渐渐喜欢上了他小时候给《格里尔帕策民宿》作的插画。而且邓肯也搬去了纽约，他告诉沃尔夫，第一个让他想当画家和摄影师的场面，就是从他办公室看出去的曼哈顿，就是纽约第一场女性主义者葬礼的那天。

　　约翰·沃尔夫在临终病床上口述给邓肯的信里，留话给自己的合伙人，说只要出版社还在那栋楼里，邓肯·盖普就可以进他的办公室看曼哈顿。

　　沃尔夫死后很多年，邓肯都在享受这项好处。一个新编辑搬进了沃尔夫的办公室，不过盖普这个姓氏，让那家出版社所有编辑都不敢怠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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