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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父亲曾说,他在光州监狱里跟无等山的“人猿泰山”短暂相处过。这个人因为家境穷苦,跟家人在无等山山腰上违章搭建了一间屋子住。拆迁队的人在一把火烧了他家的房子后,还试图把其他一些身体不便的人的房子也烧了。他一怒之下,用锤子一连捶死了四个年轻的拆迁队员。他是父亲亲眼见过的唯一一个不哭不惧的死刑犯,他很从容地迎接了死亡。父亲说话时还在“很从容”三个字上加重了语气。看到我没什么反应,父亲又接着说:“你以为从容地面对很容易?有的人一听到枪声,就跟个小野鸡一样马上把脑袋塞到石头下面了,还是个金日成大学的高才生。所以你说,管他脑子聪不聪明,死到临头了,你还能耍什么小伎俩?光把脑袋瓜藏起来有什么用?屁股和大腿还不是被打得像马蜂窝一样,当场就死了。很多自诩革命家的人都这样,但兴塾那家伙被拉上刑场的时候,特别淡定。说起来啊,他一直觉得自己犯了滔天大罪,死了都偿还不了。那天麻绳套在他脖子上的时候,他一脸平静,肯定是想着自己死了,多少能赎点罪。他是淡定地走了,但我们都觉得他死得冤啊。”

  父亲面对死亡的时候,也能这么从容吗?他自己总说,人类的起源就是尘土,无论是谁,都得回归源头,尘归尘土归土。这是他坚信的客观科学。所以,说不定他或许真的可以坦然面对死亡。但说不定也像他说的,道理都懂,可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还是会像那个光把脑袋藏到石头底下的金日成大学英才一样,吓得两腿发软。不过,父亲是脑溢血死的,说不定还没来得及害怕就走了。母亲说,父亲撞上电线杆之后被送到医院,很快就恢复了意识。医院采取的唯一措施,就是让他躺在病床上观察一两个小时,没问题就出院。病床上的父亲听完,猛地坐了起来,胡言乱语地说了些“回家吧”之类的话,结果话音刚落,就瞬间失去了意识。在前往顺天医院的救护车里,昏迷中的父亲最后一次拉住了母亲的手。也不知道他是因为害怕,还是一种从容的告别?

  朴教官将另一个一大早跟来的宾客轻轻推到我身边,对我说:“哎,打个招呼。你认识苏成哲老师吧?这是他的长子,坐夜车赶来的,说是有事要抓紧走,所以一早就到了。”

  我没见过苏老师,但我知道多亏了他,我才有机会在狱长的房间里见到我父亲,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样隔着铁窗。苏老师是父母的恩师,也是促成两人婚姻的媒人。战争爆发之前的一天,苏老师请父亲和他的另一个学生吃了顿饭。

  “你俩是我最优秀的学生,好好相处,互相帮助。”

  父亲毫无疑问是左派,而另一个人是右派。

  “以后左派得势的话,你帮他。右派得势的话,就换你帮他。”

  左派得势的世界如梦般转眼就结束了,所以父亲并没有什么机会帮助苏老师的另一个学生。在右派得势的社会里,那个学生三次当选共和党议员,他没有忘记恩师的嘱托,帮了父亲好几次。之所以能够在狱长的房间里探望父亲,也是仰赖他的帮助。不知道是因为经历过战争的残酷,那个年代每个人都很有人情味,还是因为苏老师本身就是个德才兼备的好老师,才培养出了如此优秀的学生,总之,我们也经历过这样温情的日子。

  我常听父亲提起苏老师的长子。如果哪天家里出现了好吃的鲜鱼,一定是他来过。他是水产协会的高层干部,偶尔有事前往丽水的时候,一定会顺道来一趟求礼,送来一箱箱在求礼根本见不到的黄姑鱼、舌头鱼,还有一人高的带鱼之类的。除了鲜鱼,他有时还会给些零用钱。有一次,母亲呆呆地看着手里一个装着二十万韩元的信封。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会儿二十万是很大一笔钱。

  “这辈子从来没有从别人那儿收过这么多钱,这该怎么办啊……”

  我没有问苏老师的儿子,为什么要专程探望他父亲的一个学生,一个一辈子在逃亡、坐牢,从来没有报答过师恩的人。在我父母身上,有太多问了也难以理解的谜题了。不过我之所以没问,并不是因为这个,而是不想问。我怕一旦问了,就会变成我的债。父亲救过别人的命,也被别人救过。为了让两个游击队员以后至少可以彼此说说心里话,苏老师把我的父母撮合到了一起;看到他们不仅没有婚礼,就连一个单间房都承担不起,苏老师便把自家的门房让给了他们。这样的恩师,恐怕在这个世界上也找不到第二个了。而且恩师走了之后,他的儿子又接下了这副担子,照顾着我那两个身无分文、藉藉无名,还居无定所、没有归处的父母。

  现在再让我父母去报恩,也不可能了,搞不好还得由我来收拾烂摊子。本来受了上天的惩罚,成了一名游击队员的女儿,家境还那么贫寒,已经够令人郁闷的了,我实在不想再继承游击队员父母欠下的那些没完没了的人情债了。所以,虽然经常在父母的对话中听到苏老师长子的名字,但我还是有意无意地在脑海里删除了。

  不过,这个世界可没这么容易让我蒙混过关。他今天会在花名册上签名,我日后如果偶然看到这个名字,就会想起父亲欠他的恩情。而每看到一次,都免不了会在心里留下更深刻的烙印。我甚至觉得他就是为了这个来的,所以才在吊唁完后,往装吊唁金的箱子里塞了一个任谁看都觉得特别厚实的信封,就急急忙忙地离开了。他对我没有特别温柔,也不亲切,只是例行公事般祭拜了一下父亲,全程连五分钟都不到,以至于我忍不住诧异,难道他不远千里奔赴而来,就为了这潦潦草草的五分钟?我甚至一时有些没良心地觉得,难道我父亲在他心里,就只有这点分量?然而比这五分钟更重要的,是从首尔到求礼的距离——坐火车单程四个小时,往返八个小时。也就是说,他为了我父亲,不惜牺牲了一整天的时间。

  “我会再过来的。”

  朴教官又留下这句话,随即跟苏老师的长子一起离开了殡仪馆。我把他们一直送到了停车场。苏老师的长子好像真的很忙,步伐飞快。朴教官跟在后面,脚步踉踉跄跄的。我想跟朴教官说不用再来了,但还是忍住了。或许对于朴教官来说,再辛苦也是心甘情愿的,这就是他送别朋友的方式。

  在父亲的右派朋友离去的那条路上,紧接着出现了他的左派朋友。我才意识到我完全忘记了那些人都是觉少的老人,之前确认的今天早餐的送达时间,我也忘了。

  睡死过去的人们,因为进进出出的开关门声,接二连三地醒来,一副蔫了吧唧、邋里邋遢的样子。昨天一整天负责餐食的堂姐们也睁开了蒙眬的眼睛,看到老人家们成群结队地走了进来,三堂姐赶紧跑到了冰箱前。

  “孩子,冰箱里还有点米饭和辣牛肉汤,要不先用这个顶着,给大伙儿安排上?”

  就在这时,厨房的门开了。米糕店姐姐放下一个巨大的粥桶,说:“我熬了些鲍鱼粥。想着老人家比较多,肯定一早就得吃早饭,所以赶紧做了些。一不留神,还是晚了。我做了很多,大家都吃点。今天的早餐,说是八点前就能送到。”

  姐姐昨晚还给我母亲做了芝麻粥当晚饭,很晚才弄完离开,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去的市场,一早又做了鲍鱼粥。

  “孩子,这是谁啊,这么用心?”

  姐姐说过,不必让堂亲们知道她是谁,没什么好处,让我别说。但真要这样的话,她也得装作给陌生人准备餐食的样子才行啊。这么事事上心,怎么可能不露馅呢。

  “是我妈朋友的女儿,平常就经常给我们送小菜。她母亲走得早,所以就把我妈当成了自己的母亲照顾。”

  “哎哟!”

  三堂姐打开粥桶,不由感叹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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