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之书(28)_李翊云

二八

　　我诧异于沙坦先生的话把我变成一位要人。“好的。”我说。我把捧着的包裹放到我的腿上。我会将这些信带回酒店，在我上床睡觉前读。

　　沙坦先生专注地看着我。“你听起来对去英国不是太兴奋。”

　　“我要在那儿待很久，见不到我的家人，”我说，“你知道吗？”

　　“是的，”沙坦先生说，“我和汤森太太一致认为，那样做是为了你好。”

　　“哦。”我说。我好奇博弗拉小姐是否会主动对我讲几句同情的话。

　　他指着他办公桌中央的一沓纸。“瞧，”他说，“你的下一本书，用打字机全部打出来了。我们注意到这本书有个变化。它和《快乐的小孩》略微不一样，你同意吧？”

　　我打量他的脸，有点期望他会说这本书一无是处，又有点害怕事情果真如此。

　　“这是一个好的转变，”沙坦先生说，“起码我们这么认为，并且我们期望评论家和公众会赞同。这本书比上一本少了几分病态，人们也许会将此归因于你的才华自然趋向成熟。但它仍具备你的个人特色。里面的角色是别人写不出来的。”

　　“所以你会出版这本书吗？”

　　“会啊，当然会，这一点毋庸置疑，”沙坦先生说，“不过显然，如果你不介意我讲这话，阿涅丝，这本书应当是最后一部以你家乡村子为背景的作品。看完这本书，读者将听够那地方的事，再让他们故地重游，没什么更多收获。这次换个地方，去英国生活，正是有利的一步。一个法国的乡下女孩，作为神童到英国的一间淑女学堂上学。那会成为一个吸引人的故事，包含新闻价值和丰富的可能性。”

　　“什么是淑女学堂？”我问。

　　“我想等你到了那儿，汤森太太会向你做更充分的讲解，”沙坦先生说，“诚然，你在那儿将是一名不寻常的学生，但那样对你和你的读者来说将益发有意思。”

　　“你是说我要写一本讲在英国上学的书吗？”

　　“不着急，”沙坦先生说，“也别有压力。我们和汤森太太达成协议，在你上学期间，我们会有节制地维持你的曝光率。目标是求得平衡。放心，我们不会把你完全藏匿在英国乡下。我们希望让大众对你在那儿的生活有些许了解，起到吊人胃口的效果。”

　　我点头，仿佛我听懂了他的话。

　　“汤森太太相信，你需要一些适当的培训，让你有更好的准备迎接你事业的下一个阶段。此外，她也许已和你提过此事，但我们俩都觉得，既然我们无法再得到德沃先生的襄助，你需要有一个能够接替他的人。你是否信任汤森太太和我可以代劳，给予你帮助？”

　　我说行。换作法比耶娜也会说行。她对凡是这类公事性的谈话并无多大兴趣，所以我看不出我有什么理由要进一步操心。

　　“太好了，”沙坦先生说，“另外，我能给你一个忠告吗？你在汤森太太的学校就读期间，要详细记录你每天的生活。那儿的一切都会令人感兴趣，将来可以当作素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阿涅丝？”

　　＊＊＊

　　“再见，巴黎。”汤森太太在火车驶出巴黎北站时用法语说。她问我要不要向这座城市道别。巴黎和我没有关系，看着这座城市在火车窗外向后退去，我无喜无悲。可当汤森太太没有转开她审视的目光时，我将一个手掌按在窗玻璃上，仿佛我的手太重，挥不起来。

　　在离开加莱的船上，汤森太太用法语说：“再见，法国。”我用双手抓着栏杆，把我的下巴搁在两只手上。以前我从未坐过船。我与陆地之间逐渐扩大的水域、一个接一个的涡流使我感到恶心想吐。三天前我在圣雷米喂鸡喂猪，睡的是一张放在脏兮兮地上的临时床垫。在巴黎，我是那个写了一本书的乡下少女，睡在酒店的床上，寝具的布料比我本人的皮肤更柔软。到了英国后我会是什么样？

　　你的名声先于我们传到英吉利海峡对岸，在我们出发前吃早饭时汤森太太说，并给我看一份英国的报纸。我能读懂的只有我自己的名字，印在我的照片旁，还有“圣雷米”一词。在那张照片里，我抱着一只不情愿的羊羔。

　　到我可以回家时，我心想，这只羊羔也许已经成年，有了它自己的小羊。

　　“沙坦先生有没有安排专人为你收集剪报？”汤森太太说。

　　我茫然地看着她。

　　“我会写信跟他说一下。我存了一些剪下来的新闻报道，但可能不全面。”

　　日后我将得知汤森太太很善于保存记录。她自己人生的记录，还有在她照管我期间对我人生的记录。像汤森太太这样执着于为自己的人生留下详尽记述的人，犹如创造视错觉的艺术家。无论在何处，一年就是一年，对每个人来说，一天就是一天，可凭借几招戏法，这些整理和收藏档案的人使其他人相信，他们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塞进某些东西，某些珍贵、永存、令人羡妒、不是人人都能获得的东西。

　　＊＊＊

　　黄昏在伦敦降临得比在圣雷米早。待汤森太太和我走出百货公司时，街上已全亮起灯，人们行色匆匆，仿佛赶不及把这昏暗、湿漉漉的世界撇在身后。一位看门人替我们招了一辆出租车，并且熟练地把那些购物袋和盒子整齐地摆放在我们脚旁。除了一双麂皮手套是给汤森太太的以外，其余东西都是买给我的：连衣裙、夹克、上衣、半身裙、长筒袜、鞋、帽、手套、睡衣、一把背面绘有一束芍药的发梳、一个里面装着一支牙刷的浅蓝色盒子，牙刷的颜色与盒子匹配。甚至还有一件长礼服，白得如梦似幻。试穿时，我感觉自己仿佛踏入云里。六月，学校将举行夏日舞会，汤森太太一边告诉我，一边看着店员替我调整礼服的肩部。她们互相讲英语，而后汤森太太用法语告诉我，依她们所见，多出半英寸估计不成问题，因为我还在长个子。

　　我感觉我应当说些什么，表达我的感激或兴奋，但我想不出恰当的言辞。当我们坐在出租车里时，我再次思量我应该说些什么。可还是无话可讲。我摸了摸口袋里那枚蜻蜓发夹。自离家以来，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一有机会就轻拂它光滑、细长的躯干。想到法比耶娜拥有另一枚一模一样的发夹，令人欣慰，但我知道她不会像我一样随身携带那发夹。

　　在出租车里，我透过雨幕望着那些街灯。我不曾从车内看过水珠在窗玻璃上拉长的样子。车子前行时，那些水痕改变方向。在家乡，雨就只是雨。在眼前的新生活里，雨滴、街灯、枝干光秃秃的树的暗影似乎都有话要对我讲，可假如它们会开口，说的将是英语，一种依然陌生的语言。我要是以前在家时听过雨对我讲法语就好了。

　　“你在想什么？”汤森太太问。

　　“没什么，”我说，“真的没什么。”

　　“一月的伦敦不是最明媚欢快的，”她说，“但我们不久会再来。我向你保证，一旦春天来临，你会为这座城市倾倒。”

　　我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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