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61)_科尔姆·托宾

六一

　　▼第九章　一八九九年三月

　　如今什么都来之不易。五年来他头一次离开英国，但所见所闻，都不是什么值得思考和珍藏的新鲜经历。他在巴黎见到了罗西娜·艾美特和贝·艾美特，是明妮的妹妹艾伦·坦普尔的两个女儿。她俩都是在明妮死后出世的，只从几张相片上对这个不存在的人有所了解。两个姑娘并不相像。罗西娜更漂亮外向，贝较为矮胖，性格文静，比姐姐更相信人。她在美术馆里仔细观察作品，在街上仔细观察生活，已经显示出她的志向是当画家。姐妹俩都觉得街上的生活比美术馆的作品更具艺术性，也更美丽。

　　有时候她们说话时，他能听到明妮·坦普尔的声音。他嫉妒她们丝毫没有局促之态，一点都没意识到自己热情洋溢的美国口音并不如她们以为的那样地道，也不像她们想的那样因为历史而简单了。

　　他已五十六岁，有十足的把握来谴责一些事，贝·艾美特开玩笑地说，他在模仿《华盛顿广场》里的斯洛泼医生，此人带着他不幸又没教养的女儿在欧洲游历。他批评姑娘们的口音不对，去博物馆时，常常纠正她们。比如说，罗西娜喜欢巴黎橱窗里的珠宝，亨利立刻指正。

　　“是珠宝，不是祖宝。”

　　她点头说当今的美国姑娘元音都发不清楚，他回答说：“是元音，不是元英，罗西娜。”

　　姐妹俩很快就爱上了她们表舅的训诫，开始更放肆地顶撞他的挑剔。她们让他更为真切地想到，她们过世的大姨就爱这种冲突，喜欢一个新说法引起的反应。这两个姑娘坚守阵地，用的策略不是跟他争吵，而是对他轻嘲淡讽，乱用辅音还有时下的习语来惹他生气。一天早晨，贝宣布说她要去楼上做头发，亨利问她：“要怎么做，用什么做？”

　　巴黎比他以往所见都更繁华，但他却在华丽背后触到了一些不喜欢的东西。他谨慎地没有跟艾美特姑娘们提起此事。他爱看她们对色彩、景色、和质地那种一尘不染的敏锐感，他也爱听她们向他指出，或向对方指出种种细节，她们是那么愉快地沐浴在这城市的辉煌之中。好几次，贝·艾美特沉默下来，不再说笑，仿佛沉浸到某个回忆中去，稍受打扰就会恼怒，他就觉得康斯坦斯·菲尼莫·伍尔森的幽灵在周围拽着空气，她安详、内省，对细微的迹象和阴影十分敏感，正如明妮·坦普尔对繁茂的场景和光线十分敏感。

　　他的表外甥女们让古老的记忆复活了。有时她们被周遭所吸引，没有注意他黯淡下来的回忆。他发现她们对他的魅力无动于衷，这倒是件宽慰的事，他想到自己的某些老朋友太需要他的关注，也对他的言语行动过于关注，他们能否学学艾美特姐妹的榜样呢。

　　他让姑娘们继续她们的欧洲游，自己往南而去，却发觉他没有很多朋友，一样可以活得轻松。他喜欢不定期地通信，也喜欢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活动。但当他在马赛过夜，得知次日会落入他们掌握中时，他觉得自己应该过保罗和明妮·布尔盖的家门而不入，不见朋友们才是福。布尔盖的声望和财富已经为他在蓝色海岸的一个平坦山腰上拥有了一处二十五英亩的房产，周围是茂密的松林和雪松树，风景十分优雅。在这里，他过分关注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被反犹主义激化后，变得执迷不化，不容反抗，也令人反感。

　　庄园里还有一位客人，是个法国不太有名的小说家。亨利在最初几天尽量不和保罗或明妮·布尔盖或他们的客人谈论左拉和德雷福斯的案子①。他觉得他对此事的看法会跟主人相悖。而实际上他对左拉和德雷福斯的支持也容不得自己听到布尔盖夫妇的偏见。他感觉得到，布尔盖夫妇豪奢的品味和一流的生活享受是跟他们狭隘的政治观分不开的，那种政治观的本质是冷酷和憎恶。他觉得英国人的观点更为圆滑，对他们自身境遇与他们政治主张的关系持模棱两可的态度。

　　﹛① 一八九四年，犹太裔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被指控出卖法国陆军情报给德国，军事法庭裁定其叛国罪名成立。事后虽经证实纯属诬告，军事法庭却因德雷福斯的犹太人身份而拒绝改判，左拉曾为之辩护。﹜

　　他觉得自己对布尔盖的了解好像布尔盖是他一手造就似的。他了解他的本质和教养，他的种族和性格，他的虚荣心和势利观，以及他对思想的兴趣和他的抱负。但这些与这个人的整体影响力，以及他随时流露的自私本质相比都是小事。这比任何人所料想的更为丰富，更招人喜欢，也更复杂。

　　亨利知道，自己这样关心布尔盖，他却什么都没注意。如果让他列举一下亨利的性格，那会是一张简单、明晰而又不准确的表格。亨利想，他并不观察隐藏的内心，而且对此毫无兴趣。他很高兴在布尔盖家的客居生活终于结束了。让别人看不到自己，日渐擅长消除自我的痕迹——即使对一些他认识很久的人来说也是如此——的做法，使他满意。他喜欢倾听，一直喜欢，但并不打算显露自己的内心思想，想象的事物以及感受的深度。有时候，他感到这种空白比戴上面具更有过之。这既是内向的行为，也是外向的行为，因此在离开布尔盖庄园，踏上前往威尼斯之路后，他再也不去想今后还可能遇到这对主人的问题了。

　　他没忘记自己多么热爱意大利，但他担心自己已经过于老朽，不能再度被它吸引，或者那处于时间和旅游业压力下的意大利，已经荣光不再了。火车在文蒂米利亚晚点了三小时，他一直坐在车厢里，看着一群乏味、吵闹、抱怨纷纷的人，吵得最厉害的是一帮德国有钱人。他真想站起来，坚定地走过边境，让伯吉斯·诺克斯在后面用独轮车推他的行李。他迫不及待地想离开法国，让意大利的翅膀在身上轻轻拂过。意大利人的风格是开门见山，活泼生趣，高雅之心不外露，人人都以为理所当然。终于当他坐在热那亚一家旅馆窗边的沙发椅上，沐浴着意大利的空气，回想着意大利的种种往事时，他感到轻松又舒心。

　　他来到威尼斯。到了夜晚，他知道无论是旅游业还是时光都没有损伤这个城市悲愁与灿烂交织的特质。他从火车站出发，坐平底船沿着运河去了芭芭洛宫，在灯火昏暗的水道上左拐右折。这样的旅程有种沉重感，仿佛乘客正被戏剧性地载向厄运。接着，船速慢下来了，缓缓地在水上漂着，又在泊位上轻轻撞了一下，这时，威尼斯的另一面显现出来了——未经修饰的豪奢，不知羞耻的富丽，全然与实际需要脱节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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