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22)_科尔姆·托宾

二二

　　西蒙斯之前主要住在意大利，他写那里的风景、艺术和建筑，笔触极具感官性，更或许是过于感官了。他成了意大利光与色的品鉴家，但他还擅长另一桩更为危险的事情，就是被他称为希腊伦理学的问题——男人之间的爱情。

　　早在十年前，亨利和格斯说起西蒙斯来，就像谈论审讯中的王尔德那样津津乐道。当时格斯在权力层的活动还没这么游刃有余，这些对西蒙斯的看法，只是私下里说说而已，这点两人都心照不宣，然而年月流逝，这种默契也渐渐淡了。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西蒙斯从意大利写来的文字里毫不掩饰他的倾向。他用直率的笔调给所有的朋友和不是朋友的人写信。英国只要是他觉得会与他挑起辩论的人，他就把书寄过去。很多收到书的人都怒不可遏，尴尬不已。西蒙斯想让这事见光，公开讨论，当时亨利对格斯说，这说明他在意大利的阳光下沐浴了很多年，已经很久没回英国了。格斯感兴趣的是公众生活，想要讨论一下西蒙斯呼吁立法或者公众态度的意义。亨利却被西蒙斯本人吸引了。那时候亨利收到几封西蒙斯写来的关于意大利的信，几年前又碰巧与西蒙斯的夫人在晚宴上同坐在一起。他记得她总是沉默不语，十分无趣，他想不起他对她的情况表示兴趣时，她可曾有过一言半语。

　　当格斯继续跟他说西蒙斯的时候，亨利却岔开去想她了，将她视为一个观点坚定、态度坚决的人，他的想象力开始作用在西蒙斯夫人身上，好像他是个肖像画家似的。格斯说，她对她丈夫写的东西毫无共鸣，也不赞同他描写意大利的腔调，他那过分唯美的姿态把她吓倒了，于是他对男同性恋的一心关注，她也厌恨起来。格斯说，她本来是一个狭隘，冷漠，恪守加尔文主义的人，她追寻道德目的和其夫追寻崇高美的变态程度不分上下。格斯说，他们彼此让对方变本加厉，所以后来西蒙斯夫人越来越追求忏悔，而她丈夫越来越渴望古希腊式的爱情。

　　格斯漫不经心地说着西蒙斯夫妇，没有发觉亨利听进去了。故事来得这样快，这样容易，以致亨利都来不及告诉格斯。他开始构思了。

　　如果这对夫妇有个孩子——男孩，易受影响，聪明，对环境很敏感，父母相当爱他——又会如何呢？如果这孩子接受教育呢？这孩子又是怎么被教导人生观？他听格斯说着，问了些问题，从回答中开始构织他的小说。随后冒出来几个最初的想法，父母俩一个想要孩子去侍奉教堂，另一个，也就是父亲，则要孩子成为艺术家。但这太过刻板，他便放弃了描写父母对待儿子这一宏伟构想。改了想法后，母亲只想拯救儿子的灵魂，为了达此目的，她必须保护他不受其父文章的影响。

　　他起先寻思着是否应该把孩子写成懵懂顽童不学无术，远远辜负母亲的希望和父亲的宏愿。但当他撇开格斯的谈话，独自构思时，他决定只写这个男孩，再把小说的时间跨度缩短，弄得更有戏剧色彩。他还会引入一个旁观者，是个美国人，他欣赏那个父亲的作品，也是少数几个看出父亲真正才华的人。那个父亲，他想，可以是诗人或小说家，也可以两者皆是。美国人受到热情的款待，跟这家人近距离接触了几周，这几周中，孩子患病死去。美国人明白一些父亲不明白的事——那天夜里，孩子卧病在床，母亲暗暗想着他最好死了算了，她看着他衰弱下去，握着他的手，但什么也不做，无比温柔地让他死去了。美国人没有把这事告诉他所崇敬的作者。

　　格斯走后，亨利花了一个晚上写下了故事的框架，接着每天都不停地写。他知道这篇小说的格调会极为纤敏，甚至可能会过于阴郁和矫揉。但他喜欢上了这个故事，他想他会要试一试，因为这个关于腐化、清教主义和纯真的大体构思，相当有意思，也切合某种当下的环境。

　　他记得格斯被《英国画报》杂志上的那篇小说吓了一跳。他说，大多数人会看出那是西蒙斯夫妇，没看出来的人会以为写的是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亨利对他说，这篇小说已经写成发表了，他压根就不去想谁对号入座，谁又看出了谁。格斯还是紧张不安，因为知道自己也出了不少力。他坚持说，用真人真事写小说是不老实的，奇怪的，还多少说得上阴险。亨利不听他的。为了报复，格斯开始拒绝提供给他大堆的谈资。但过不了多久，他的朋友就忘怀了他反对过将小说艺术当作对真实的廉价剽窃，又开始把自从上次分手后听来的事一一说给亨利听。

　　斯特奇斯告诉亨利，王尔德的妻子离开瑞士去跟她狱中的丈夫私下会面，告知他他母亲去世的消息，亨利再次思考起在两股相反的力量下生活的孩子的命运。他想到他和威廉在日内瓦埃居旅馆窗口的情形，当时他十二岁，威廉十三岁，他们在瑞士的日子对他来说是永无止境的痛楚：绵绵不绝的苦闷，邋遢的街道，年久发黑的院子和小巷。他想象着奥斯卡·王尔德的两个儿子，他们改名换姓，前途不定，母亲离开时，他们正在窗口眺望。他想，现在到了夜里，他们最害怕的是什么。两个吓坏了的孩子待在一个不易居住的城市中，那里的阴影陡峻、昏沉，他们有点晓得母亲为何把他们丢给佣人看管，他们被无可言喻的恐惧折磨着，几乎已经不记得、也不知道他们那坐牢的坏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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