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居的一年(119)_约翰·欧文

一一九

　　女作家应该是写那种“大”小说的人，其作品是对那些所谓的智慧谚语的恶搞，她和男朋友互相受不了彼此的作品，两人之间的互相吸引的地方只有性。

　　他应该比她年轻。

　　他们在法兰克福相识，他跟着她去了荷兰，她要在荷兰宣传她的书的荷兰语译本，他没有荷兰出版商——而且在法兰克福时远远没有她引人注目，虽然她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他注意到了。他在学生时代来过阿姆斯特丹（夏令营），以后再也没来过，他记得这里有妓女，他想带她去看妓女，也许还可以看到现场色情表演。

　　“我不想看什么现场色情表演。”女作家说。

　　付钱给妓女、让他们看她接客可以是他的主意，“这样我们就能看到专场色情表演。”他说，而且故意表现出心不在焉的样子，以此暗示她可能比他更感兴趣。“作为作家，”他说，“我们看这个是为了做研究。”

　　当他们来到阿姆斯特丹，他护送她穿过红灯区，一直表现得很轻松很无所谓，“我不想看她做那种事——因为她看起来有点像性奴。”虽然嘴上这么说，男朋友会让她觉得观看妓女接客只是为了找乐子，没什么大不了的，让她以为最困难的问题无非是如何控制他们的笑——因为他们当然不能在偷看妓女接客时笑出声来，被客人发觉。

　　但我想知道的是，妓女要怎么把他们藏起来才能不被别人发现？

　　我会研究这个问题，我可以请我的荷兰出版商和我一起去红灯区转转——毕竟游客们也会这样做，他接待过的所有女作家很可能都向他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我们都希望有人陪我们参观那个肮脏、下流、色情、离经叛道的地方。（上次我去阿姆斯特丹的时候，一位记者和我到红灯区散过步，而且那是他的主意。）

　　所以我可以看看那些女人，我记得她们不喜欢女人看她们，但我相信我会找到一两个不会被我吓到的女人——然后我可以一个人回去找她们，对方必须讲英语，或者至少能说一点德语。

　　找到一个这样的妓女可能就已经足够了，只要她喜欢和我说话。我能想象出那幅情景。此外，最重要的是我笔下的女作家的遭遇，她在躲藏时遇到了什么？假设她男朋友那时想和她做爱——或者就在躲藏的地方当着她的面自慰——而她既不能反对，又无法躲开他，否则就会被妓女的客人发现。（假设是这样，他是怎么自慰的？这又是个问题。）

　　也许讽刺之处在于，虽然遭人利用，妓女至少得到了报酬，女作家却是花钱被人利用，所以作家必须脸皮厚——这话绝对不是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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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伦打来电话。我故意咳嗽给他听，虽然我们现在没法做爱——我们中间隔着大西洋——但我觉得就像和他做爱一样。女人真是变态！

　　我没告诉他新书的构思，一个字也没提，否则我那些明信片就白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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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另一张给艾伦的明信片（法兰克福书展的航拍照片，据说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5500多名书商参展）上，露丝写道：再也不愿离开你。爱你的露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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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从法兰克福飞往阿姆斯特丹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航班上，我的咳嗽和黑眼圈几乎同时消失了，只是喉咙后面有点痒，右眼和右颧骨稍微有点黄绿色，已经完全消肿了，不仔细看不会发现我受过伤，就像我的咳嗽一样微不可察。

　　这副形象找妓女正合适，我可以借题发挥编造故事，同时不会引起太多注意。

　　手上的阿姆斯特丹旅游指南告诉我，红灯区又称“小围墙区”，十四世纪的时候就合法了，文献记载，那里的“女孩穿着暴露，在店铺窗口搔首弄姿”。

　　为什么大多数关于肮脏、污秽、色情和下流的描写都带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优越感呢？（调侃打趣的语气其实和冷漠一样，体现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我认为，针对“不体面”现象的任何调侃或者冷漠的态度通常都是装出来的，因为人们要么被这样的现象吸引，要么不赞成，或是二者兼有，然而我们却故意通过假装调侃或冷漠来贬低那些“不体面”的现象，反衬自己的高尚。

　　“每个人都有性怪癖，至少有一种。”汉娜曾经告诉我。（但如果汉娜也有一种性怪癖的话，她从来没告诉过我那是什么。）

　　在阿姆斯特丹，我也要完成许多责任，但我有足够的自由时间做我需要做的事情，阿姆斯特丹毕竟不是法兰克福，没有哪里比法兰克福更糟的了，而且，老实说，我迫不及待地想和我的妓女见面！这项研究中的羞耻元素恰恰是最令人兴奋的东西，不过，我当然是以客户的身份去见她，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等不及要把酬金给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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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又一张给艾伦的明信片（露丝是从史基浦机场把它寄出的，所以和前面的几张不一样，她寄给父亲的那张明信片上的妓女是德国的，这张明信片上印的是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酒吧和性商店的霓虹灯倒映在运河中，男人们穿着雨衣，照片前景那扇被灯光染成紫红色的窗户里有个只穿内衣的女人……）上，露丝写道：忘记早前的问题吧，我决定叫它《我的最后一个坏男友》，第一人称叙事。没错，她又是个女作家。不过请相信我！爱你的露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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