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隐士(67)_伊塔洛·卡尔维诺

六七

　　那是一次没有留下伤口的断裂，因为发生在意大利左派大整合期间，每个人当时一心只想确认自己的信仰，找到更明确的身份。至于我在这场变动中的身份问题，此刻我还整理不出头绪来：或许直到那个时节我才开始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之前，当我还是党员时，着重的是眼前问题，然后顺带关心一下整体问题。就在那时候，在对官方共产主义的批判中，我看见自称为“改革派”和“左派”立场的成形，是意大利及全世界社会冲突加剧的征兆。当时，我未向任何一边靠拢：改革主张在我看来倾向于关心参与政治事务及行政等必要，但我个人没有兴趣的琐碎实务（所以，安东尼奥·焦利蒂脱离意共及早期几次创新的文化活动我曾跟随他左右以外，我并未跟他到社会党去）：至于走强硬或革命路线（工运分子或亲第三世界人士等等），虽然我认出其中的理想张力，但是我反教条、反漠视、反信仰主义、反灾变说、反“越糟越好”的异议原则，使我甚至与我在学识上敬佩有加的朋友之间也划上清楚界限。

　　于是在意大利左派这片天然栖息地中，我发现自己处在孤立状态，政治上的“无家可归”随着时间成为定局，且使我在听到膨胀话语及言谈时默不作声的本性变本加厉。

　　相反地，我更坚定了我长久以来的信念：重要的是由实际层面多样发展，由劳动生产结果、执行上的技术形式、经验、认识、道德，透过实务工作厘清的价值看到的一个文明的全面性。一言以蔽之，我的理想一直是参与建设符合现代意大利需要的一个文化环境，让文学储备革新力量并保有最深刻的理性。以此为基础，我重申并坚实我与维多里尼的友谊，我们合办了《样书》，一九五九到一九六六年间一年出版两本，留意或预告意大利文学理论或实务方面的变革。

　　维多里尼终其一生，都在役使自己的作品为寻找意大利文化及属于整体文化蓝图的文学之基本原则而战：为这场战役他牺牲了自己的创作活动，该写而未写的书。他是一个对一点一滴累积拥抱的理念坚信不移且战斗力旺盛的人，这一点正为我所欠缺，所以一九六六年维多里尼死后，这类活动与我从此无缘。然而这位作家如此与众不同的强制性道德于我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以至于我每写一本书都得辩明说这本书确能在更开阔的涵构中负起新的文化任务。

　　于是我再一次找到让写作寄生于某样别的东西的方法，严格要求自己的所作所为在当代文化背景中有其革新意义，最好从未尝试过，呈现文学表达的可能发展。多希望我是那些清楚知道自己要说什么而且借助自己的作品一生汲汲于此的作家。我希望，但我不是：我与理念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且有争议性，我思考每一件事必有正、反面，而且每一次都得建构起一个十分繁复的蓝图。这是为什么我甚至隔上好几年也写不出一本书，在一一陷入危机的计划旁边兜圈子。

　　你看，就成功这个题目来访问我有点像敲错了门，因为那些对自己、自己所说、脑中所想笃信不疑，笔直向前走他的路确信全世界会跟在他身后的，才是成功的作家。我则始终觉得我写作，将从脑袋里挖出的连我都半信半疑又不满意的东西硬塞给别人这件事，有申辩的必要。我不是在做道德划分：对个人真理有十足把握的作家，也可以是就道德角度而言令人钦佩、甚至跻身英雄之列的人物：唯独利用成功，不花任何力气不断迎合大众期待，才令人不齿。这一点我从没做过，明知会引起我读者的不安，而且半路上可能会丢掉他们之中一部分。

　　如今六十岁的我，已看清楚作家的任务就是做他能力所及之事：对文学创作者而言就是描述、呈现、虚构。多年来我已不再设定写作方针，鼓吹一种或另一种文学有何意义，万一结果你想写的东西完全不同呢？我花了一些时间才了解意图并不重要，那得以实现的才重要。于是这份文学工作变成研究自己、理解我是谁的工作。

　　我发觉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怎么谈写作的乐趣：要是一个人不能稍微乐在其中，就写不出什么好东西。让我引以为乐的是尝试新奇事物。写作本身是一个单调、孤独的工作，一旦重复，更教人万分沮丧。自然，要说明的是即便那看来一挥而就的片段，也费了我九牛二虎之力。通常在作品完成以后才有成就感及欣慰。不过重要的是看我的书的人能乐在其中，不是我。

　　我想可以说尽管我一直在翻新，至少有一部分的受众始终跟着我，我教我的读者习惯于期待看到新东西，他们知道我的实验配方满足不了我，要是翻不出新花样我就觉得不好玩。

　　我的书都不是那种一出版就卖出多少万本，然后隔年即被遗忘的畅销书。我的成就感在于看到我的书每年重印，有些每次印一万到一万五千本。

　　到目前为止我只限于谈意大利，但这个访问的题目还涉及一名意大利作家怎么会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成名。作家形象会因地而变，因为在国内观察一个人是把他跟他的种种活动结合在一起，放在一个由许多东西、许多识别标记组成的文化背景中来看他，在国外，翻译成当地语言的书就这么孤零零如陨石般从天而降，评论及大众只能透过它来猜测原星球的模样。我的书大约在五十年代末期开始被翻译到几个重要国家去：那个时候或许各地的翻译风气都较今日为盛，因为对未来抱有较多憧憬。不过有人翻译你的书并不代表真有人去读。那是一种常规，在国外，一本翻译书印上寥寥几千本，报上刊出措辞典雅的书评，书在书店里待上几个星期，然后消失不见，重新出现时已在清仓对折书店中，最后送入浸纸槽。所谓登上国际舞台大多是这么回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不例外。在国外正式以作者身份“存在”，是近十年的事，主要在两个国家：法国及美国。

　　当我的书以“袖珍本”出版，且接下来在不同出版社的平装书系列中出现时，我才开始在法国名副其实地“存在”。突然我开始遇到读过我的书的法国人，这在之前从未发生过，虽然知道我名字的大有人在。今天我所有的书都常常再版，而且有不少以袖珍版在市面上流通，可以说在法国，我的伯乐是不为人知的读者而非书评家。

　　在美国则反其道而行：我的名字首先由几位重要的文学评论家（例如戈尔·维达，可以说是他为我打出知名度的）所肯定，还有就是那本算是最不顺应美国文学潮流的《看不见的城市》。现今在美国，我主要还是《看不见的城市》的作者，这本书似乎深受诗人、建筑师及大学生所喜爱。我所有的书都在“trade paperbacks”系列重印，是中等品质的平装版，读者包括广大学生群。不过当《意大利童话》完整英译本问世时（距意大利版二十五年），可以说出人意料地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事已至此，我可以开始向自己提出新的问题，研究一下我在国际文学界的定位了吧。不过说真的，我向来认为文学界要比国界更辽阔，所以这对我来说并不是问题。就像身为一个绝不墨守成规、与外国人预期的意大利人相反的意大利作家，我从不觉得有必要解释我怎么及为什么是个道道地地的意大利人。总之，或许在此余年，是到了该接受我自己和写我想写的东西的时候了，或停笔不写，如果发现已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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