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隐士(65)_伊塔洛·卡尔维诺

六五

　　▼成功背后①

　　﹛① 接受菲利契·佛罗伊欧（Felice Froio）访问。《成功背后。几位当代名人的回忆与见证：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苏轧尔可（Sugarco）出版社，米兰，一九八四年。﹜

　　我少年即开始写作，但那时对文学只有笼统印象：我父母在圣雷莫研究的是异国植物移栽、花卉、果树栽培及繁殖。在我们家走动的都是农业及农学方面的科学或技术人员。我父母二人个性极为鲜明，我父亲代表实践的生命力，我母亲是严谨学者，在他们的专业领域中都是佼佼者，这一点使我始终对他们敬畏有加，同时形成一种心理障碍，为此我没能从他们那里学到半点东西，至今引为憾事。所以说我多借儿童画报、收音机播放的喜剧和电影院解闷：总之，我培养出一种对幻想世界的敏感能力，如果环境在这方面能予以刺激，或我懂得更早加以利用的话，原可发展为文学志趣。或许我应该早点发现我的志向，与世界建立较良好的关系，可是我稍嫌慢了一点，尤其是认识我自己。

　　两次大战间的圣雷莫跟意大利社会平均比起来，算是挺反常的一个城市：那个时候圣雷莫外国人很多，从小我感受到的是这种世界一家的气氛：此外它是道地的乡间，与那些年的意大利文化圈天各一方（不过即便最活跃的地区那几年也很封闭）。总而言之，我与文学的初步接触来自学校。

　　我小学和初中成绩平平，只有意大利文，这门学科我读来轻而易举，加上学校要求严格。当然，从学校我本可以学到更多东西，如果我清楚认识我自己，预知我的一生，这句话谁都会说。文学对我的吸引力最大，当年我分辨不出。这原意味着大学注册文学系，可是我对那个系的认识只限于选择它的人将来要当高中老师，激不起我一点兴趣。挺吸引我的是那个模棱两可的“新闻工作”，可是当年的报纸又全对法西斯政权唯唯诺诺（或许事实不如我想象中那样，因为外面发生的事我并不完全知道）：我就先天个性及后天环境来说都不属于法西斯，但这并不能排除我趋炎附势变成法西斯的可能，即便如此，我还是得先克服我的本性，反正我对自己实在莫可奈何就对了。

　　我之所以巨细靡遗描述那份犹豫，是因为我认为我的志向的犹豫不决、踟蹰在后来也有影响，我的意思是说我从未下决心要“当作家”。如果当年我决定提笔写作，用文学形式表达我自己，我知道我一定会让这项伺机而动的活动依附在别的东西上，一个或许在他人眼中或我父母眼中看来有用、实际、稳定的专业上。

　　以至中学毕业后我做了一个看起来，或许确实如此，讨好家里的选择，我注册了都灵大学农学系，而我父亲直到几年前还在那里开有“热带植物栽种”及“树木栽植学”两门课（那时候他已经退休了）。我的想法是，对我来说写作是让我得以接触事实、环游全世界，就像让我父亲在中美洲待上近二十年，历经过墨西哥革命的一门“严肃”专业外的次要活动。

　　希望与家族传统重新契合的努力并未奏效，不过说实在的主意并不坏：我若能坚守在务实专业之余书写生活经验的决心，时机一到我还是会变成作家，而且收获更多。

　　光复后的新气象引导我走向报纸和文学。于是我放弃农学系改念文学，不过老实说我不常上课，因为太急于投入文化及政治生活了。正是那个阶段，在我的众多可能性中一个新的因素—政治—起了决定性作用，且在我生命中占优势地位达十多年之久。外界情势大幅改变，但我内心想法未变，我还是不确定我的志向及成为作家的可能，试着把这个志趣当作次目录排在是为责任的总体及主导目录之下：加入让意大利由战后及独裁废墟中站起来的革新行列。

　　抗战期间，因为是游击队员，得以与共产党人有所接触，光复后，意共在我看来又是完成眼前任务最务实最有效率的组织。我没有任何理论基础。在法西斯政权治下，我唯一清楚的念头是对其专制及宣传的厌恶：我念了一些克罗齐和德·鲁杰洛的书，一度自认为是自由派。另一方面我的家庭传统向来是人道社会主义，更早则信奉马志尼。战争的惨状，思考国际问题以服务大众社会，反法西斯运动中意共扮演的角色诸此种种都促使我入党，成为共产党员。光复后建设基层民主架构的实务活动，为君主立宪四处奔走已经把我掏空，那个时候深入讨论意识形态问题，或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品，可能在我看来是浪费时间。

　　与这段基层党员生涯同一时间（直到一九四七年我主要活动范围都在所居的乡间），我开始为党报写稿：写调查报导、评论、小说，先跟热那亚的《统一报》合作，之后转与都灵合作（《统一报》当年有四个版本，独立运作）。跟都灵版的关系最为密切，我后来定居都灵，有一段时间（一九四八到四九年间）还担任过文化版编辑。即便后来，最艰辛的五十年代，偶尔《统一报》还会派我到各工厂去采访暴动、工人占厂、危难时刻。所以我目睹了一九四八年七月工人占领菲亚特车厂，镇压工会势力及维切利农田罢工等事件。

　　我的新闻工作与少年时的想象相去甚远。得做一些就新闻从业人员角度看是不入流的新手在做的事情，例如：每次有会议或抗议活动时就要“渲染”一下。是各报当时，且直到今天在一定范围继续维持的习惯，只是今天比较公允，而那个年代与其说是新闻工作，不如说是恶质文学。我记得刚进《统一报》时，“渲染”工作落到我的好友兼良师，诗人阿冯索·卡托头上，他倒也有办法自得其乐，打个比方：边写边看意大利自行车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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