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隐士(58)_伊塔洛·卡尔维诺

五八

　　我以为要将那些无耻之徒挡在文化权力之外，得在自己的领域内完成一件由政治角度来看无懈可击，并可作为新社会价值模式的实务及理论工作。为此，必须从个人视界中删去许多东西：共产主义是一个窄口漏斗，得穿过它到另一边去，发现无垠宇宙。所以我可以为我之前提出的“需求假设”加上这个附注：斯大林主义有大手笔简化的魄力与限制。看世界考虑的视点十分狭隘及粗略，为了彰显自己的选择，提出其他的可能及分歧，这么一来许多原以为已被剔除的价值又起死回生。

　　在这背后我看到的是知识分子求实创造精神与无产阶级要求革新之间不寻常的一致，俄国革命奇迹正是因为这个模式而奏效。然而这个一致性（说不定是俄国革命及社会主义传统天性，倒未必是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人有意识推动的成果）只持续了短短几年，然后斯大林剥夺了所有劳工要求的权利，让知识分子在惊惧中度日，这我后来才知道。我这里可以提出一个较适用整体的假设：斯大林主义以整个社会体制将由知识分子治理的先觉计划实现者之姿出现。其实是该计划最无可挽回（或许不可避免）的败笔。

　　关于这一点我个人要插一句话：我的乌托邦是建构一个非意识形态的世界。那几年文艺圈内的意识形态气氛自然比今天和缓，但是我的活动范围内意识形态甚嚣尘上。我老觉得每次斯大林一说话，那些理论家就傻眼。这一点让我得意万分。我以为斯大林一直是以常识在与意识形态相抗衡。我这个态度当年及后来都很为朋友所不谅解，却有助于我在与极端意识形态化的固定辩友关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错了，至少对斯大林的看法是错的。因为斯大林并未超越意识形态，因为我的肤浅使我与最糟的思想体系认同，因为一国之君想法的公正不倚不算数，他是王，除了他以外又有谁能做到。所以我的一系列结论还要加上这个：斯大林主义表面上是想依意识形态准则肯定实务的优先地位，实则是在强化意识形态，使恃强权而治的一切都意识形态化。

　　今天我才开始理解怎么回事，我是说我和斯大林，我和共产主义之间怎么回事。革命的壮烈，红色十月，列宁，对我始终是遥远的幽灵，昙花一现，唤不回也不会重演。我是在斯大林时期才因为意大利的历史背景进入共产主义这个论题的，又经过努力才将苏联纳入我的世界。关于人民民主，我早就知道那是一个牵强、人工、由外及由上强制执行的一个过渡阶段。原以为苏联会不同，以为共产主义通过最艰巨的那几年考验后，会达到一种自然状态，自发、平和、明智成熟。我将我对政治粗浅简约的观念投射到事实上，其最终目的是希望在承受所有的歪曲、不公、迫害之后，超越历史，超越阶级斗争，超越意识形态，超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臻自然、平衡境界。

　　所以一九五二年我发表在《统一报》的《苏联旅记》中，几乎只记载了对日常生活最细微的观察，安心，踏实，无关时间，无关政治。不以崇高雄伟的角度来介绍苏联，我以为是创新。而我所犯的斯大林主义错误正是这个：为保护我自己免受不认识、隐隐约约意识到但不愿为之正名的事实的伤害，我以非官方语言为表面上宁静、笑容可掬，实际残忍、紧绷、暴虐的官方虚伪做了帮凶。斯大林主义是一张甜美、良善的面具，掩饰进行中的历史悲剧。

　　一九五六年平地一声雷，所有假面及掩护撤去。许多那一刻认清事实的人日后重与共产主义革命根源会合。其他人则选择较实际的路，认清现况试图就现况进行改革，当中有人理性乐观，有人画地自限，做最坏的打算，对结果的相对性有心理准备。我既不属于前者亦非后者：要论革命分子，我资质、信仰皆不足：至于改革派（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稳扎稳打的作风，我又觉得不足以让我由差一点坠入深渊的晕眩中恢复。所以，我依然是这两条不同道路上许多人的朋友，但我渐行渐远，政治在我内心世界占据的空间愈来愈小。（政治于外在世界所占空间反而日益扩大。）

　　我的政治经验或许始终就是那样不上不下：觉得势在必行，又在残酷世界中对多样性及相异性寻寻觅觅。所以我的结语是：如果我曾经是（就我自己的标准）斯大林主义者，并非偶然。我身上是有一些那个时代的特质：我对任何唾手可得、快速、出自本能、即兴、含混的事物没有信心。我相信缓慢、平和、细水长流的力量，踏实，冷静。我不相信缺乏自律精神、不自我建设、不努力就可以得到个人或集体的解放。如果有人觉得我这种思考模式是斯大林式的思考模式，好吧，我也不避讳承认，就这方面来说，我仍是有点斯大林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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