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隐士(45)_伊塔洛·卡尔维诺

四五

　　▼二、艰苦岁月中的一代

　　1.2.对一个大战爆发时十六岁，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二十岁的人来说，回答第一及第二个问题并不是清晰理念的展现，只是在筛选对政治意识形成有潜在影响力的青少年点滴回忆。我发表在《悖论》第二十三、二十四期的答复正是如此。然而我愈想，愈对这篇我的“史前史”抒情说教形式的报告不满意。真正的政治意识形成是当你有意志，懂得取舍，理性思考、行动时才开始的，根本是成人世界才会有的进程。所以，乘这个专题收集成册，我认为就我在杂志上对第三和第四个问题仅起了头的回答做进一步的论述更有意义：至于第一及第二个问题，我则将先前的答复做一整理。

　　战前，与其说是理念背景，不如说是一种制约——家庭的、地理的、社会的，还有心理的——使我毫无犹豫便站在反法西斯、反纳粹、反佛朗哥、反战和反种族歧视的论点那一边。但光是这些制约或论点尚不足以使我投入政治抗争。在给予法西斯负面评价与积极加入反法西斯行动之间曾经有过的鸿沟或许今天我们已无法评断。看到政治为精英分子所唾弃且不屑，一个年轻人的本能反应是认定政治是无可救药的死路一条，应该保持距离，寻求别种生命价值。

　　此时，有另一个制约介入：历史制约。不多久，战争成为我们那个年代的背景，我们思考唯一的主题。我们发现自己在政治中，不，在历史中载沉载浮，没有任何个人意志的选择。那场血洗欧洲的全面冲突的结束，对未来世界及我们每一个人的将来意味着什么？我们每个人在那比起个人意愿要惊天动地许多的事件中该如何自处？个人在历史中的定位是什么？历史，有意义吗？“进化”这个观念还重要吗？

　　这些是我们必须对自己提出的质疑：自此，我们看事情的态度根深蒂固，视每一个问题为历史问题，要不就总想找出所有问题的历史因素。如果说“世代”这个名词有意义的话，那么我们这一代的特性应该是，看历史犹如个人经验，高度敏感。这尤以意大利最为普遍，当然，曾因战争或对德抗战而分裂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有这个现象。我们的历史经验与上一代不同，且与他们或心照不宣或堂而皇之处在论战状态。而此论战其来有自：如果说曾有某一代青年可以将父执辈送上被告席，那是我们。何等幸运。那其实并非全面绝裂：我们必须在我们上一代的理念中找到某些能够再次坚持、重新出发的，某些他们无能为力或来不及实现的。所以我们这一代并不是虚无、反传统或愤怒的青年的一代，相反地，历史延续观念早已深植我们脑中，使得一个真正的革命分子成为唯一可能的“保守者”，在听由生理反应摆布的人间灾难中懂得选择那应被拯救、保护、传衍和开花结果的种种。

　　在思考我们参与历史这个问题的同时，另一个我想提出的是我们经历中极其重要的问题：评估历史——亦即我们自身——的方法。

　　我们之中有许多人，自小便排斥法西斯思想，也就是自摒于武器及暴力之外，所以，加入武装游击战首先意味着超越我们底层的重重心结。我的成长环境更有助于让我变为反心灵论者而非游击队员，我却赫然发现自己置身于最残酷的战役中。不过——正如第一个为我们对当时政治社会问题倾向下定义，也率先为此付出生命的那个人所说——“这一代年轻人没有时间建构内心悲剧：他们找到了一出建构完全的外在悲剧。”意大利的惨况与敌人的凶残愈增，算总账的那天就愈近。抗战与我们的生命冲动同出一源。

　　也可能，因为反作用，走向极端主义，因为看来众多折磨、苦难将永远无法得到报偿：或者，为了控制住这情绪化的鼓动，落入政治化、冷漠的法治主义。

　　不过在所有这些融化为单一生命热量的成分中，游击队精神最为亮眼。游击队精神是一举克服困难突破障碍，一种属于战士的自傲及对此自傲的自我解嘲，企图建立起实质合法的威望又对所在处境极尽揶揄，有时带点自吹自擂、唬人的调调，不过永远不失慷慨，急于对每件事表现出豁然大度。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要说，若想在充满矛盾的现实环境中行动自如，这个精神，让游击队做出那些不凡之举的精神，在今天仍是独一无二的人生态度。

　　3.在抗战的推波助澜下，意大利光复后，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埋首政治中。“曾为游戏队一分子”对我及许多其他年轻人来说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而非暂时的制约像“服兵役”。自那一刻起，我们的平民生活是游击队的延续，武器不同：法西斯的军事挫败不过是个假设：我们誓死捍卫的意大利尚在蛰伏期，得将其潜力转化为事实应用在各个层面。任何我们在日常生活及生产世界中意欲从事的活动，只因参与政治才见完整，才有其意义，这在我们看来理所当然。

　　抗战期间，我加入意共的主要动机是能以较积极、较有组织的力量参战，对抗德军及法西斯，加上它的政治路线较具说服力，所以光复后我确认了我的共产党员身份。

　　当年共产主义代表的是我始终居中摇摆（说起来这点倒是没变）的两极政治引力。一端是对那个促成法西斯的社会的排拒，法西斯曾让我们对革命满怀憧憬，一场始于零，不假外力便搭起政府所需基础架构，超越每一次革命都免不了犯错和走上极端的痛楚，最后建设起与资产阶级社会相对立的另一个社会的革命（我们脑海里的革命属于十月革命，是起点而非终点）。另一端我们梦想的是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角度来看都是最现代、最先进、最完备的文明，有一个高度胜任的领导阶级，也就是说文化在政治领导及生产领导各个层面均占一席之地。（抑或这个意象到一九四五年之后才成形，此刻我的回溯是自说自话？不，这些在当时确已存在，可感受到的除了某种西方进步气氛外—罗斯福的新政，英国的“费边主义社会”—亦不乏来自苏维埃世界的新气象。）

　　不过我们入党时，共产主义不单集政治抱负之大成，我们的文化及文学抱负亦与之气味相投。我还记得，四月二十五日之后我们镇上收到最初几份《统一报》①。打开米兰发行的《统一报》，副主编是维多里尼，打开都灵发行的《统一报》，文化版上是帕维塞的文章。这么凑巧，两位我最喜欢的意大利作家，直到当时为止我只读了几本他们的书及他们所翻译的作品，而我发现他们也在我选择的同一阵营内：我以为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就这样我发现画家古图索（Renato Guttuso）是共产党！毕加索也是！文化与政治斗争携手并进的理想在那个时候仿佛是既成事实。（其实不然：为了厘清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绞尽脑汁长达十五年，至今尚无定论。）

　　﹛① 《统一报》（L'Unita），意共党报。（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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