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的骑士(42)_伊塔洛·卡尔维诺

四二

　　我不能将现代人所有的残缺类型都安放在主人公身上，他已经肩负推动故事进程的一大堆事情，我分散给一些配角。其中之一—可以说是唯一具有单纯教育作用的——木匠彼特洛基奥多师傅，他建造精良的绞刑架和刑具而试图不想它们做什么用途，这就像……这当然就像现在的科学家或技术人员，制造原子弹或者任何他们不知道社会用途的设备，他们单一的“做好自己的职业”的责任感不足以使良心安稳。“纯粹的”、“自由客观的”（或不自由的）科学家与人类现实生活脱节的问题也表现在特里劳尼大夫这个人物身上，但是他的出身完全不同，作为一个斯蒂文森意味的小人物，从其他地方流落到那种环境中，他还有着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

　　麻疯病人和胡格诺派教徒属于一种更加复杂的虚构方式，从浪漫幻想的深层背景中诞生，也许受到古老的地方历史传统的启发（麻疯村在利古里亚或普罗旺斯腹地；从法国出逃的胡格诺派教徒定居在库尼塞，在南特谕令①被撤销之后，或者更早一些，在圣巴托罗缪之夜②以后）。对于我而言，麻疯病人代表享乐主义、无责任感、快乐的颓废、唯美主义与病态的集合，在某一方面代表了当时流行的也是永远存在的文学艺术上的颓废主义（世外桃源阿卡迪亚）。胡格诺派教徒是与之相反的另一半：道德主义，但是作为艺术形，有着更为复杂的意义，还因为隐含一种家族秘传（猜测是我的姓氏的起源③——迄今尚未证实）：是对马克斯·韦伯资本主义新教起源说的一种图解（讽刺与欣赏兼备），以此类推，是对其他一切建立在实用道德主义基础上的社会的图解；是对一种没有宗教的宗教伦理的描写，这种观照赞同多于讽刺。

　　﹛①法国国王亨利四世颁布的准许国民信仰自由的谕令，1685年被路易十四撤销。﹜
　　﹛②1572年8月23日午夜到24日凌晨，巴黎天主教徒屠杀新教徒事件。﹜
　　﹛③胡格诺教派属加尔文宗，加尔文与卡尔维诺是同一个字Calvino。﹜

　　我认为《分成两半的子爵》中所有的其他人物除了在小说情节中的作用外没有别的意义。有的人物我觉得相当好——即获得了自己的生命，比如奶妈赛巴斯蒂娅娜，还有老子爵阿约尔福，他出场短暂。少女人物（牧羊女帕梅拉）仅仅是与半身人的非人性相对立的一个图解式的女性形象表意符号。

　　而他，梅达尔多，半身人呢？我说过他比别人少一些自由，按照故事情节走预定的路线。但是，尽管他如此地受强制，仍然能够表现出一种基本的不确定性，符合作者心中还不很清晰的某些东西。我的宗旨是向人的一切分裂开战，追求完整的人，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实际上，开篇时完整的梅达尔多，是无定型的，没有个性也没有面容；结尾时重归完整的梅达尔多让人一无所知；生活在故事里的人只是以半个自己出现的梅达尔多。而这两个一半，两个非人的相反形象，结果表现得更具人性，形成矛盾关系；邪恶的一半，那么地不幸，令人同情，而善良的一半，那么地愧疚，迂腐可笑。

　　我从两种对立的观念出发，对以分裂作为真正生存方式的双方都给予赞赏，并且痛斥“愚蠢的完整”。小说最终不由自主地表达分裂意识，是否因为生活在分裂的时代？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否因为真正的人的完整不是幻想中的一种不明确的总和，或者说齐备，或者说多面，而是坚持不懈地深入认识实在状况，认识自己天然的和历史的条件，个人的自愿选择、自我构建、能力、风格，包括内心自律和主动放弃的个人准则，始终不渝？这个故事以它自然的内在动力将我推向这个我过去现在一贯的真正主题：一个人甘心情愿地给自己立一条严格的规矩，并且坚持到底，因为无论对他还是对别人，没有这条规矩他将不是他自己。

　　我们再次遇上这个主题是在另一个故事里，《树上的男爵》，写于几年之后（1956至1957年间）。这一次也是写作的年代影响精神状态。那是一个对我们在历史运行中可能起到的作用进行反思的时代，新的希望和新的痛苦同时相互交织。尽管有这一切，时代朝更好的方向走去；问题在于寻找个人良知与历史进程之间的正确关系。

　　这一次也是我的头脑里先有一个形象多时：一个攀爬在一棵树上的少年；他爬，会发生什么事情？他爬，走进另一个世界；不对：他爬，遇见奇妙的人物；对了：他爬，每天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地漫游，甚至不再回到树下，拒绝下地，在树上度过一生。我应当为此编造一个从人际关系，社会，政治等中脱逃的故事吗？不是，那样就太肤浅和无聊：我让这个不愿像别人一样在地上行走的人物不变成一个厌世者，而变成一个不断为众人谋利益的男子汉，投身于那个时代的运动，愿意全面参与积极生活：从技术进步到地方治理和精致生活。只有这样写，我才有兴趣动笔。但是他始终认为，为了与他人真正在一起，唯一的出路是与他人相疏离，他在生命的每时每刻都顽固地为自己和为他人坚持那种不方便的特立独行和离群索居。这就是他作为诗人、探险者、革命者的志趣。

　　举一个例子，西班牙人的插曲是为数不多的我从一开始就似乎很清楚的情节之一：他们由于偶然的原因生活在树上，当起因消除后就下树了，而那个“攀援者”相反，他出于内心的志趣，当不存在任何外部理由时他仍然留在树上。

　　完整的人，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我还没有清晰的设想，而这一次在《树上的男爵》中体现在通过自觉进行艰苦磨砺而充分完成自我的那个人身上。写这个人物时发生了对我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事情：我认真地对待他，相信他的所作所为，我把他认同为自己。补充一点，当我为安排一个被树木覆盖的非真实国度而寻找一个往昔的时代时，我被十八世纪及其与后一个世纪之间的动乱时期的魅力吸引住了。于是，主人公，柯希莫·迪·隆多男爵走出了可笑的情节框架，来到我面前，成为一个道德楷模，具有精准的文化特质；我的历史学家朋友们关于意大利启蒙主义者和雅各宾派的研究，成为幻想的可贵推动力。那个女性形象（薇莪拉）在文化与伦理方面也发挥了作用：与启蒙主义者的坚定相反，那种对一切事物巴洛克式的和后来浪漫主义的冲动是危险的，险些变成破坏力量，跑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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