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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德之所谓——读《庞德诗选比萨诗章》
庞德和Ｔ·Ｓ·艾略特是我们北京人一向所说的哥儿们。但细看两人作品，却不无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关于未来与现在的看法，而这，对于了解新近出版的汉译《庞德诗选比萨诗章》
不无补益。
在《比萨诗章》之开首，庞德提出了他自相矛盾的时间观。当然，这是在诗学意义上的时间观。庞德说道，“我与世界争斗时／失去了我的中心／一个个梦想碰得粉碎／撒得到处都是——／而我曾试图建立一个地上的／乐园。”他又说，“有一个画好的天堂在其尽头／没有一个画好的天躺在其尽头”。
老庞看来是很矛盾的。他的伟大的关于《诗章》的构思，在某种意义上是说，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思想基础上的；我们是否可以说，诗人主张二律悖反式的思考呢？如果确实如此，老庞也许比现在要更伟大一些。除了今天的新左派可能不以为然。那麽，艾略特又是怎样看待他自己的时间观的呢？在他著名的《四个四重奏》的开篇，诗人极为明确地写到，一切的过去和未来都是现在。熟熟老艾的人对于他的“现在主义”，恐怕都是并不陌生的。
但是我们却很少看到老庞和老艾在时间观上不同的有关分析。二人的观点何以如此大相径廷，其原因是不难从他们的政治态度和哲学态度上找到的。而一旦发现了其中的原委，老庞身上一向以来闪闪发光的假面就会毁掉大半。而老艾的思想确是一板一眼，头头是道。
和老庞不同的老艾的名言，除了他的时间观，他的“四月的残忍”；他的世界的毁灭是“扑”的一声；他的“空心人”，等等，都意谓着他的对于那个时代的悲观之看法。
悲观乎如老艾，还是乐观乎如老庞，这是一个问题。
事情还要从他们生活的那个特殊的年代说起。一战以后的欧洲，处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隙。所有别出新裁的思想，在二十世纪初以来呈现的强大惯性已沿续至此时。时局产生的特殊的土壤，使新思潮的到来格外有劲。人们难以辨其真伪，善恶。比如，在意大利，在德国，兴起了法西斯纳碎主义，在当时吸引了大批的信众。他们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相信未来的蛊惑下，以毁灭今天为其未来开道。其主要的思想罪行，就是沿续一种在地上建立天堂的梦想。而建立此种梦想，势必要摧毁地上的一切，并把他们归类为一种一直以来的先验的罪恶。而这样的罪恶的复载者，就是建立了天堂观念的犹太人群体。此其一。
其二是，这些未来主义的信众们大多厌恶了“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加上德国在一战后的经济大萧条和恶性通货膨胀，德国人本性中的德意志至上的理想大规摸破产。一种反对西方传统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或者说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开始越过兴登堡的死尸弥布全德国。人们在那个魔鬼的呼哮声中完全麻木了，完全麻醉了。每一个人都变成了疯狂的准诗人。而在大小诗人之中，最最引人注目的诗人，那就是庞德！
从老庞自身的观点而言，他第一是一个未来主义者。而他的未来主义，是以他所谓“愈古老愈现代”的面目出现的。虽然他的诗中大量引用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传统与神话，但是，他的着言点却无疑是要在这些老东西的体系上，来一个黑格尔或者希特勒式的体制革命（包括政治体制和文化走向）。极为可笑的是，他在企望重新认识与归类他眼中的西方文化时，他的所谓的体系，居然容入了大量莫以名状的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字。他的这些汉字的出现，建立在他严重对抗西方文化的，可悲的，像沙滩一样薄弱的基础上。他的对于中国文化的误读，到达无以复加的程度。在他的《比萨》中，与其说他是在吟咏我们的泰山，不如说他是在用泰山这个一般西方人无从了解的诗歌意象，达到他为西方文化唱一唱挽歌之目的。而对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文化唱挽歌，既不意谓着在西方兴起东方文化——更不意味着他要创建一种优越的新文化——而可以阻断欧洲的老文化。这在当时的环境里是极为滑稽的举措。而对于西方传统的民主主义的蔑视，却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
英国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在其《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用一条小小的注释，对老庞可怜的经济与社会思想以及他的对于以英国自由主义传统所做的荒谬的否定如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已经看见了无数诽谤密尔顿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并且他们当中的第一人，庞德是这次战争期间从意大利发表广播演说的人这或许是深有意义的。”
哈耶克是针对老庞对他的诗歌鼻祖密尔顿大不敬而对他进行抨击的。在哈耶克看来，“那些不但‘说的是莎士比亚的语言，’而且所抱的‘也是密尔顿的信仰和道德的英国人似乎都已经消逝殆尽了。”
而尼采的要对一千个人施加一千具枷锁的，他所谓的“人类的目标”，在第三帝国的统治者手中，早已有效地魔化为“上帝的鞭子了”！
而所有这些让人兴奋的新理想，使得爱因斯坦和托马斯。曼逃之夭夭；而让海德格尔，福特文格勒们却看到了“新世界的曙光”，这里当然也包括了庞德！
其二。老庞以反对高利贷为他的《诗章》的中心思想。这个古怪的想法本身，就是他对法西斯主义之迷恋
的结果。诚然，１９３８年第三帝国的确消灭了失业，其经济增长率高达百分之三十。然而，这样的一个经济奇迹，是以怎样的对人的异化为其前提的啊！
哈耶克也许没有或不愿意面对老庞的伟大诗歌文本。但是他对于老庞的定位，也就是他对于老庞在那个自由主义和纳碎主义较量的年代里的自我选择，对于一个痛斥罗斯福经济政策的诗歌狂人的毫无意义的和豪无价值的政治思想所抱的几乎是不宵一顾的态度，反映了在那个鬼迷心窍的年代里，真知卓见者的清醒与胆识。（也许人们总是把诗歌和一个空洞的理想或理想主义连在一起；把一个诗人的对于未来的不着边际的理想之歌，与他对于罪恶的责任感分割开来；即便这个诗人本身已堕落成一个杀人犯，人们还是要从他的诗歌文本中，发掘那些子虚乌有的所谓的人的价值。虽然他的诗歌文本比其老庞来，已经是一堆极为可怜的废物。）
其三。任何对于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否定，从历史的经验来看，都是一种莫以名状的选择，其后果往往是可悲的，甚至是罪恶的。这同样涉及老庞对于汉文化在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兴趣。
《比萨诗章》的编者很有眼光地收入了一篇批评老庞的文章，取名为《痛击法西斯主义》，该文作者查尔斯·伯恩斯坦写道，“当庞德作为伟大的艺术家，其政治观点被原谅时，法西斯主义就胜利了。当庞德的政治观点，被用来全盘否定他的诗歌创作方法时，法西斯主义就胜利了。”我们还可以加上一句，当黑格尔为了他的德意志绝对意志而对历史削足适履时，人们一开始是兴奋的，但荒谬一旦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人们就完全有理由对之斥之以鼻。
正如伯恩斯坦所言，“在诗歌或其他艺术中，对先有或原始或偶遇的材料的运用，仍然值得我们从政治上进行考察。这些材料是作为无法更改的成品独立自主地存在呢？——还是它们被一个侵透着为作者的思想倾向所决定特殊含义的框架所套用，或是它们已堕落退化成简单的符号，空洞的能指——……。一种唯心的普遍真理与一种欺骗性的叙述虚构的双重组合，只不过是那些不愿意生活于此时此刻的人所演的皮影戏。”是的，他的话起码有两层含义。一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种抽象的对于历史与未来的虚枉之言。任何对于过去与现在的那怕是诗的陈述，也必须敬畏历史。
二是。如果诗人在他所处的年代强奸历史，那怕他以诗的名誉，和诗人的所谓的疯狂，也无法让他的作品摆脱最终的虚伪。这是很残酷的判决！
由此看来，老庞的诗歌，他的意象派试验，他的对于汉文化的运用，是不是都会随着他的反自由主义思想而一无所值了呢！这当然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在此，又是人们所说的二律悖反救了他的命。正是这一点，使其诗作一直以来是被当做诗作来看的，而不是以复杂的文化现像来看待。无独有偶，比如在黑格尔前提错误的局部论述中，也有着某些真知卓见一样。老庞的诗作几几忽同构于天地，他的无可比拟的，无数的细节，使他的作品突破了他本人的观念。在这样一个意义上，他的诗名与他的诗作，得以以“朦胧诗”的定位流传下来，甚而受到人们的褒扬。而这实际上是他对于他所受用的无限多的体裁之驾驭的失败而至！就像伯恩斯坦所说，是他对于他的体材之专制态度的失败所致，这是十分耐人寻其味的。这里包括那些真正懂得他的人，和那些本来就对于诗歌行拆烂污之态度的庸众和假诗人。
我们没有在这里深入涉及老庞对于汉文化所采取的态度，以及他的所谓的方法论。然而作为中国人，我们明显地发现了他的在骨子里对于我们汉文化的极大的陌生感和无知。尤其是，他根本就丝毫也不具备我们汉文化的思维特点。我们的先人说过，大道无形，大辩不言，大音希声一类为西学所不曾言，也不能言的诗歌与哲学思维特性。我们老祖宗的文本完全是启发性的，无逻辑的，箴言体的。我们从他们的伟大论说里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内敛的语言张力，但是他们却并不想解释一切，论证一切。几千年来，我们在西方“解释学”的意义与方法论上来理解他们的言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的语式，他们的现在时。我们从未看到过我们的老祖宗企望实现“体系”（如果这个词可以做动词用的话）这个世界的野心。我们也根本不可想向，像庞德那样如此大规模的“乱写”出现在我们的古代汉语的文本当中。！只有西方的文人才可以这样来构思其作。而这，如果是在西方的别一个什麽诗学者笔下，倒也罢了；而偏偏是一个鼓吹汉文化的老庞，事情就变得不那麽美妙了。（在另一方面，老庞的意象派风格的诗作，似乎有了一丁点与我们汉文化在表面上的灵通；而他转向《诗章》，则意味着他的对于中国文化的一闪即逝的“领悟”之结束。）
严格来说，庞德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和许多对于中国文化同样十分迷恋者如马勒，如尤瑟纳尔，甚至奥登一样，只不过略触皮毛而已。以此一异象来对抗他所在地域之文化；一如在我们中国人里，确有一些乞望以翻译体文本和全盘西化之精神，来辟开中国新诗之前途的虚望中人，都一样是南辕北辙，昼夜颠倒而已。
转自《橄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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