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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一种时间观----兼议（相信未来）一诗
过去，现在，未来，是人们把握时序的一种看法。古今中外不乏其说，只是看法，角度，内涵殊多不同。我们在此引用那些最为著名的语录，作为这篇小文的开场白。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孔子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
----陈子昂
自古兴亡寻常事，如此兴亡有几回。
----陈寅恪
从未来走向过去。
存在先于本质。
-----萨特
等待戈多……
----贝克特
人是唯一知其会死而要活下来的动物。
----海德格尔
未来是主人恩赐给奴吏的最后的礼物。
-----西谚
你知道魔鬼在地狱里是怎样折磨灵魂的吗？……他让他们等待着。
----荣格
常常使一个国家变成地狱的，正好是人们试图把国家变成天堂的东西。
----荷尔德林
试看未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
望三门三门开……无限青春向未来。
----贺敬之
相信未来！
----郭路生
以上所引各色人等的箴言名句，并非做文抄公，而是籍此说明，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些怎样的时间观。
人们只要将上面的文字略微加以思索与品味,就不难发现，我们的老祖宗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并非一种线性顺势的时间观或时序观。这种时间观有一个明确的特怔，就是向后看！也就是说，这类哲学观念具备历史感，具备回顾的特怔。因为，从未听到有哪一位中国古代的思想大师或文人学士说过向前看，相信未来，这一类主张。究其内因，是中国人大的哲学思想范畴中，不存在这一种从过去跨越现在，径直走向未来的思维方式。陈子昂之怆然泪下，是因为他站在一个大悲恫的"现在"；他对于人生与世界的感怀，是维系在他一发感叹的此时此刻。而逝水如斯的感叹，亦有同一音调与色彩。因为，孔圣人是基于现在时，而得出他的对时间之流水消逝的判断的。许多中国古代的哲理名言和诗词歌赋里，也不乏这类时间观之表达----
如庄子的"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始终无故。"说的是时间的无始无终；此言既有其客观性，又有其主观性。
又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汤履）说的是新的起点在现在，注重今天的做业。
再如，"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说的是此时此刻。诗人对于他眼中那个以后变为永恒之黄昏的感触，完全来自"那一天"的傍晚。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说的也是这类现在时。
蔼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也是。
中国人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把时间和时序，看作是与人的感觉以及生命一并存在而存在的主观体验。这里没有什麽可以超越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客观时空间。时间的运行，有着他必要的参照系。
一如在伟大的爱因斯坦的时间观里，也同样不存在绝对抽象的时空。一切，都是相对的。有着时间运行所必要的场。物理学革命带给人们的最大启示，莫过于此。
同理，在任何人文科学的领域中，也同样不存在极度抽象的时空观。每一种对待时间与时序的观感，无不带有时代的痕迹。这是我们进行关于时间观之论述的基本前提。从刚才我们引用的所有伟大，抑或并不那麽伟大的文本中，可以证明这个判断。进而言之，无论在哲学中决定论的领域，还是在意志论的领域，时间的存在，都不是常识领域中的时间。因为如果人们谈论的是日常起居中的时间，那麽，批评的指向，当然不会是这个样子。换言之，在东西方的时间观里，由人的意向，甚至人的意志带出的时间，和那种一成不变的古典时间观，也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作为客体的时间的存在，已日益受到来自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古往今来的人们的挑战和质疑。
西方哲学家眼中的客观时间与客观时序的瓦解，是西方近现代哲学和科学的一大成就。也就是说，西方哲学中，把时空看作客观存在的理论，只属于源起自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式的所谓自然哲学家的领域。西方哲学在经历了从客体哲学向主体哲学的近现代转变后，其时间观，也随之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一转变的特征是，人们把基督教线性思维的性征，改变为尘世的时间观。上帝的存在，在这一致命的改变中，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在这样一个改变中，人们不但可以不经过神职人员和上帝取得沟通，还可以自己创造一个上帝。如果他认为上帝已经死亡，抑或他认为旧上帝不行了，那麽，他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上帝。比如法国女作家m。杜拉，就是这样说法的。于是，人们在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中，同时也就更改了基督教线性思维的轨迹。人们不再把天堂看作是他们相信未来的寄托，和时叙中的未来，他们要麽提出"要大地，不要天堂"（马勒语）的呼声，要麽径自在今天就"走向"天堂，而不是等到未来。
这种弃未来于现在的非线性时间观，同样体现在他们的美学思维当中。在这一方面，作为西方诗歌中的时间观，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与中国人的时间观不乏殊道同归之特点。比如说t。s。艾略特的诗歌美学，就倡导这样一种时间观.。
可悲的是，当西方人已然警觉到他们的线性时间观的诸多病痹的时侯，一种被改装的线性时间观，却堂而皇之地渗入我们中国人的土地。在上世纪初，已被西方一部分有识之士看作是非良性化的相信未来的说教，缘其政治经济的严重危机，而为新的未来派人士，以及在当时已然大行其道的社会主义运动所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改头换面的线性思维哲学，在表面上，归避了西方启蒙学派的反宗教意识，却在实质上，前门驱虎，后门进狼，重又引进了一个改头换面的上帝。这个上帝，就是老马的理想乌托邦。当"武装的先知"如托落茨基和列宁，把这一乌托邦转变为十月革命后，中国的情况随之发生了变化。而万变之中，相信未来的理想主义，的确是横刀立马，站在了中国人的面前。于是，中国人的政治思维与美学思维遂出现相信未来的症兆。
上个世纪初，西学，西教东渐，比如，马相伯，严复等人，将西方的大量具备线性时间观的哲学思想如进化论等引入中国。由于中国当时的艰难处境，以靠中学救国的方略与思潮，只能被规定在"中学为体"这样一个所谓"会通派"框架里。而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上，西方人摒弃大地，转向天堂的前现代哲学与宗教思潮，在当时积弱极深的中国，不能不产生巨大的引力场。这里发生的事情，和世间一切事情一样，具有十分复杂的性状。单言西方之思潮，也是一方面，人们一如既往地相信上帝；另一方面，又有人说上帝已死。以至到了三十年代中叶，奥地利哲学家哈耶克，曾在他的名著[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为我们----读到此著已是六十年代末了----描述了英美自由主义者们，是如何与德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相互对立与相互攻击的情景。（令人好奇的是，诗人e。庞德，在信奉了一阵列宁和十月革命之后，转而追随莫索里尼。他在罗马，用英语大肆功击自由主义和同盟国。哈耶克在他的书中，用一条注释提到此事。）以至在当时的欧洲，人们将自由主义看作过时的思维。
而在那时传到我们这块大地上的思想，也呈现十分复杂的局面。人们在传统哲学里看不到的，带有西方意义上的天堂，必竟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开始呈现他的所谓的曙光。进而言之，这样一种曙光，还被当时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而轰为红色。也就是说，西方的未来派的理想，在当时的中国，一旦被包装成为一种列宁主义的未来，其号招力遂之巨增。固然，他不同于西方正统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但是，中国人摒弃自身的文化底蕴，转向西方意义的未来，西方意义上的乌托邦，西方意义上的红色理想，必竟成为事实。虽然，在看到这一惨列的趋势与倾向后，刚刚所说，以吴宓等人所代表的所谓保受派人士，在五。四刚刚过去不到一年的时侯，就已发出反对的呼声。王国维自沉于现代思潮大兴的北京城的昆明湖，而梅光迪等人，以反对新诗为籍口，极力抗争于新文化运动，以捍卫传统文化。可是，中国人并不能理解他们的言行。人们在"好得很"的乱动当中，寻天遥看，坐地日行，一股脑滑将下去！而正是在那个时代，出现了前述所引，中国布尔什维克的"伟大"预言。李大钊的诗句比郭路生早半个世纪出现。那是中国人首次喊出"相信未来"。
马克思风格的"相信未来"，是以否定全部现存秩序为前提的。这一未来，必须以颠覆和摧毁所有的现在甚至过去，为其奋斗目标（这和以后，比如德里达等人，对于马克思的诠释有很大出入；也不符和德里达本人兼容并包的二元论倾向。）而这一否定过去和现在的大革命，在苏联，在文革的中国，确实是做到了对于那种诚诺的言必行，行必果。尤其在文革期间，对于过去的否定，用毛的话来讲，是比秦始皇还要澈底的灭绝传统和传统文化；是比斯大林还要澈底地毁灭知识和知识分子（在此，我想引用一海外学者的提法，知识"分子"，不应是什麽"分子"，而应称其为"知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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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毛主席说过，看一个人的过去，就知道他的今天，看他的今天，就知道他的未来。这一看法有其道理。这是一种通常的因果论时序观。带有很深的决定论色彩。也就是一般人们所谓，前为因，后为果的逻辑推论。然而，这种看法也有明显的缺陷。一个人的过去，不一定总是一成不变地向着他的现在和未来转变。毛本人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是人们，包括他的党内高级干部，也料之不及的。于是，人们可以说，看一个人的过去，如果仅仅停留在一个一成不变的状态中，那麽，这个过去，和某一种现在，和未来，都不会发生任何关系。要想使上述三者产生一种非形而上学的关系，人们只好更改这一通常的推论。在另一方面，毛是主张取得政权，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他的未来，在他的现在时中，已被改变。他的新一轮的未来，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样一来，所谓的未来，已经改变为基于现在意义上的未来；他心目中的未来，已被推进到一方新的地平线。
有趣的是，无论是毛，还是列宁，他们的晚年，都萌升了对于他们已经制造的未来的极大疑惧。列宁在他允许马尔托夫等反对派出境时；毛在其认可的，写给江青的一封信里，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他们对于他们业已制造的未来的自我怀疑，和某种程度的自我否定。连老马，当他在晚年发现了俄国的大量经济材料以后，也为他无力撰写资本论第四卷而焦虑。因为他知道，抑或他相信修正主义者们，正是以他的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取得胜利而大作文章；更不要说伯恩斯坦居然在一次议会选举中，看到德国的铁腕人俾斯迈被选下了台。一种非革命的，非未来主义的人类前景，已通过民主的方式出现在世接舞台上。也就是说，人们通过每一次"现在"的选择，改变自身命运的时代，已经到来了。而通过革命的未来而期许给人们的礼物，已经变得不那麽绝对吸引人了。当然，在另一方面，列宁的十月革命，在那个时期取得了他的成功。然而列宁的未来，是如何被斯大林实现的呢？是不是像托洛茨基所说，是因为斯大林背判了列宁主义呢？（这当然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
否定全部现存秩序的未来主义，在他的无情的对于现在，对于今天的否定和镇压中，的确使事情变得无比残忍。基于从现在走向未来这一判断，所有有碍于这一过程的敌对势力必须清除，于是，和基督教早期的大规模镇压一样，布尔什维克对于他的屠杀和逮捕的最好籍口是，敌人妨碍了走向未来的进程。按照英国哲学家伯林的论述，为了给未来预设一个美好的绝对值，并让人们绝对服从这个绝对值，人世间一切坏事，都因其有一个绝对的未来，一个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无端信赖的未来，而取得其合理性和合法性。人们在斯大林时代和文革中的日子里，不是对这样的一种局面几近容忍，和几近习以为常了吗！有学者认为文革是中国人的国耻。此言不差。非但是国耻，还是一种人耻。因为不是有人在奥斯维新的时代，仍在大喊"相信未来"吗！
其实，未来是没有的，他不过隐藏在无限度过渡的现在当中。当人们一旦步入未来，实际上，他已跨入一个新的现在。一如人们走到边缘，他实际上已经离开了边缘，因为，未来，只不过是存留在人心中的一种虚枉，一种荒诞。人世间，只具备对于每一个人的有限度人生的现在。无穷无尽的此时此刻的今天。我们不可以在抽取今天的努力中看到未来；而是只能在正视今天的努力中，沿续实际上属于今天的未来。任何对于今天无所做为的人生，都注定没有任何未来。
而在那首[相信未来]的诗作里，人们很难发现诗人的今天意识；他的为未来做出选择的主动感和人格体味。他的内涵除了极尽其类似跨掉一代的哀鸣绝唱以外，人们只能发现一个小孩子的极度有限的颓丧和不可理喻的妄想。他的诗歌血液中，还是流趟着他的前辈革命者的虚伪透顶的理想主义。人们看到，一方面是他的对与现在的一片不抵抗态度；是他的鲜花，美女，烟酒和痴情；另一方面，则是他的世界革命，红八月，和红卫兵的鞭子。于是乎人们不能不痛苦地想到，一个极端的革命狂，和一个中国垮掉一代的畸形儿，在他的语焉不详的诗作里呈现的，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的，文革中人的分裂与悲哀。他的命运，注定没有未来。而他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点。我尝试用红色与灰色，来为这一诗作定调。他的无意识的选择，使他最终面对一个左右都不属于他的世界。除了围绕在这个精神崩溃者周围的那些带有悲天悯人之气质的，他的同样是畸形的鼓吹者，以及没有任何辨析能力的年轻人以外，我们看不到任何具备诗歌意义上的东西。
2。
是的，我们的论断，建立在主体对客体的观察体验当中,被观查的时序之定位,是被动的,是建立在相对于主体的被动的位置上,人们对他头脑中的时间不发生主观的定位与更动；反之，人们一旦变被动于主动，那麽，时序之定位，则产生比较复杂的局面。这是因为，一，在过去，现在，未来这三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线；二，以现在为座标系，过去和未来有互相过渡，，互相渗透的极大可能性。进而言之，近当代学者中，不乏有人干脆把时序的出发点定位在现在。在这些学人看来，任何一种对过去和未来的看法，都不可能超越现在；一个人对过去和未来发言的位置与时间，只能是在他发言的那个地点和时段里。他的无论对过去和未来的观察和选择，只能是现在时的，所谓对过去与未来的发言，只能是一个以现在，甚致以今天为根据的发言，而这种处于今天的发言，又不可避免地随着时间的移动而变更。这种变更于是产生某种极不确定的因素。
那麽，这种极不确定的因素是什麽呢？这种极不确定的因素就是时间的极不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很难把发生在时间中的事情人为地加以限定，但是，人们却可以在复水难收的逝水年华中，采取一种主观的时间，也就是心理的时间，以把握人在时间中的命运。这一把握自身的时间感的时间观，历来不同。个中因由当然十分复杂。从现在的位置向过去和未来进行位移，又会分成两种情况。一是萨特所谓"存在先于本质"。也就是说，我们在确定未来时，这个在时间中本不存在的，缺席的，不在场的存在时，未来的走向一是朝向现在；另一是朝向过去（！）。按照萨特的逻辑，只有在对于过去的，带有极大影响的选择中，人们才能在其选择中，改变未来的缺席状和他的不在场。于是，人们在他的伟大的[存在与虚无]一书中，读到他几近庞杂的，对于我们在这里所滞后探讨的时间与时序问题。
固然，有学者指出，萨特的"存在"与"本质"，是他自己发明的所谓的哲学术语。因为按照他们的看法，西方传统中的存在和本质两个概念，都不具时间上的任何意义；而只有萨特，把他们在他的独有的时间观里加以时间化。也就是说，在萨特看来，一放面是他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论述的，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极为繁复的，并不清晰的论述；另一方面，则是他在以后发表的，非常著名的，关于时间的心理顺序，即从未来走向过去的论述。在[存在]一书里，萨特的时序观，可以说正在朝着他以后的"存在先于本质"期过渡。在那些仍然可说是带出思想闪光的论述里，萨特的主要观念是，他在为"未来"这一时间位置下定义时，总是将他拉回到"过去"。他对过去的情感，甚至让他说出蔑视蔑视传统者的话。而他是创造传统中不曾存在的新思维的集大成者。因为他的以存在之行为决定本质的思想，起码在过去的哲学语言里，是很难被发掘的。固然，我们与其说是在哲学的意义上，不如说是在人文或文学的意义上，在诗的意义上，来介说萨特的时序观。又，固然，萨特的选择之主动性，也就是他的自由，在其思想的总体上趋于悲观，趋于虚无，趋于后来者对他抨击的关于虚无的上帝化的问题，因为萨特在上帝的意象上使用了虚无，这个语焉不详的说词。
这已是一番老话。而我们在这里之所以老话新提，是因为人们的健忘。
萨特传入中国，大约是在八十年代（我排除了中国特权阶层阅读萨特的时间，这一时间恐怕是在六十年代了）。在八十年代，许多阅界中人在大量思考萨特的时间观时，大约不会不想到这一层。也就是，把"未来"，放进他自己的现在的选择之中。人们很少会去验证所谓的在先验意义上存在的未来。他们的存在，就是他们行为的存在，他们行为的存在，就是他们思考的存在。而这种在自我选择中创造未来的思想，在那是的中国，已初具雏型。"我思故我在"；用头脑行走，等等行事方式，已出现萨特之"自为"存在之风格。而不是依考某种不可预见的未来，被动匡定自己的思想。许多年轻的和当时中年的有识之士，已经感受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自由之思想"的存在。（虽然，他们当时还不知道在"自由之思想"后面，还有一句"独立之精神"。）然而我们起码看到，在语焉不详的西方话语风暴的侵袭下，由西方人自己发现的，对于空洞的未来的迷信，已接近被人遗弃只地步。就像在七十年代的巴黎，连穿着时髦的小姐们也大谈萨特。我们那时的大学生和轻年学子，又有哪一个不知到存在先于本质呢！又有哪一个会无端"相信"在文革中的一段完全悖离"自我选择"的信念呢！然而可悲之处正在于此。因为八十年代与九十年相比，虽然有着某种更为西化的倾向，但是，人们对于如何西化于东土，这个发问了百年的问题，并无有效的回复。与八十年同根同种的浮躁，在请洗着九十年代的人们有限的思考。人们很快就淡忘了萨特。淡忘了自我选择的精粹所在。当有人忽然把一个根本不懂得任何选择的诗人，像神一样抬到我们面前时，我们在茫然当中，似乎也就接受了下来。正像萨特所说，当人们谋化一个阴谋时，他们往往应用"相信"这两个字！（也见[存在与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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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而究之，何以人们对于这一类相信如此心动而不能自拔呢？其中当然不乏原由。当我们对萨特之回顾告一段落后，我们来大至阅读一下英国哲学家伯林，这位以论述自由闻名于世的学者。他是在两年前去逝的。因为他的一段极为驰名的论述，令人不得不想起我们正在面对的主题。伯林的这句话写在他的论文[两种自由概念]中。
他说----
"在伟大的历史理想之祭坛上，诸如正义，进步，未来子孙的幸福或某一国家种族阶级的神圣使命或解放……要求个人为社会的自由而牺牲。在这些理想的祭坛上，有许多人遭到了屠杀。这主要是肇因于某一种信仰，那就是，人们相信从某个地方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最终的解决之道，或许是在过去，或许是在未来，或许是在神的启示之中，或许是在某个思想家的心灵之中"……
他说，对于人们想向中的未来，与想向中的过去所做的极易错误的理解，必将导至将多元的人类社会活生生加以肢解之后果；一如为符合刑床的尺寸，而切割犯人的古代酷刑。选择只有仅仅一个的未来的理想，无法满足人类社会对理想的无限种类的追求。而如果人们在理想无法统一的情况下，再起争端，那麽，这一唯一的"未来"，又何去何从！人们是否有必要为唯一之理想，与几多同时间而不同类，不同种的未来而互相侵铡呢！这当然十分滑稽，又十分残酷。我们看到，伯林的自由观念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恰好在此。因为在他看来，没有，也不可能存在一个唯一的未来。在实现了未来的日子里，人们的多元化要求，也不会随着完美与和谐之实现而溟灭。理想社会这一想法，带有极强的排他性，其本身就是人们犯罪的起点。相信这样一个未来，意味着人类可以按照他们心目中这个子虚乌有的存在而胡做非为。他们的唯一借口就是，你们在我的屠刀下面微笑吧！因为明天会更美好。你们将会得到一个独一无二的，完美无缺的未来。无论人们是自决自愿，还是相反，只要这种局面一出现，不要说今生今世的乞望会被澈底粉碎，再生再世的愿望，也会随之受到澈底涂炭。因为，所谓的未来，是一个并无止境的无限度推延；对于何为今天，何为明朝，操纵权，全部把握在时间主人的手里。
一如在那个颇像中世纪的中国土地上，是谁，可以规定今天和未来的解释权呢？是一个人！所有和这个人意志不同的人的观点，都属反动观点。而讲出何为未来的解释权，当然也操纵在他老人家的手里。
这样一来，在那时喊出的"相信未来"，之所以不会像遇罗克一样被毁灭，是因为这类思想并不为老人家所陌生。他与老人家的某种思想因同构而得以留传。（因为在老人家看来，他的文革一如伯林笔下的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与解放，在"自我导向"中得以完成。）需要说明的是，此诗的流传，是以一群无力对文革作出出色反思的受众，而他们的接受前提，缘于他们的思想，早已在"17年"里依附于统治阶级的思想。这一点，似乎无须多言。其中一个极其明显的原因是，自57年的事情发生后，中国所有非正统思想的源泉，已被彻底封毙。诺大一个中国，早已放不下一张真正文化意义上的书桌了。严格来讲，此作既没有面对那座刑床的尺寸，也没有面对被"切割"的几十万，几百万犯人之勇气，他只是面对了他的被蜘蛛网查封了的炉台，他的什麽女人，鲜花一类……！在成千上万的人众被"现在"压得人将不人之时，很可惜，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像伯林和哈耶克那样的哲学家，和像撒克斯和保尔。策兰那样面对屠杀和死亡的大诗人！连巴金，不是也跟在别人后面扔石子吗？何以一个完全不敢直面文革惨运的小诗人，他，反倒成了中国的良心了呢？这纯粹是一种扯蛋。
进而言之，在那样一个大屠杀中，如果有人不提出反对"现在"，而在逃避"现在"的诗文中大肆歌唱相信未来，那麽，他的围护刑床的角色很可能无法掩蔽，因为他的本来面目，早就是歌唱切割犯人的那座刑床的歌手！不是已经有人找到了这样的文本与材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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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十月革命和纳粹的理想主义，为伯林们，哈耶克们提供了他们论证，其想上天堂，实下地狱的理论为"相信未来"做出了一个准确的定义。海德格尔虽为一个德国哲学家，但却从他的视角提出了后来在哲学界广为流传的存在主义理论，及其时间观。虽然他的理论比哈耶克的那本对中国60年代和90年代发生极大影响的书，要推前十来年完成，但是我们从这本大约与t。s。艾略特的[荒原]几乎同时代的著作[存在与时间]中看到了一种一如"荒原"般十分苍凉的感受。完全不同于张伯伦的种族主义理论和在当时还方兴未艾的社会主义理论。那些理论抹上了浓重的色彩。
海德格尔的时间理论开宗明义，以"死"，作为他契入他所谓时间性存在抑或说他的此在的出发点。他的逻辑，改变了人们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看到的线性时间轨迹。他认为，他们应该看到的是一种更为澄澈和开放的时间观。这一时间观的将来时，不是我们通常看到的未来，而是人们在死亡的先行到来时所看到的未来。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站在今天去展望未来，却是我们一旦涉入人生，我们就被"抛进了"这样一个看似完全颠倒的过程。海德格尔认为，只有面对一开始就已存在的死亡的招唤，我们才可以完整地把握时间，并"制定"我们在前面经常提到的时序，即把过去，现在，未来----改变为未来，现在，过去。于是，在这样一种存在中，未来是预前设定好的。无论你是否要面对它，抑或不面对它，都是不可逃避的宿命。固然，海德格尔自认为他的这一说教，使人们敢于面对他说的不同于"怕"的"畏"，但是，人们还是能够从他的极为晦暗的理论中，感受到德国民族当时面对的极为深厚的悲观主义。正如哲学家所引证的，"刚一降生，人就立刻老得足以去死。"
然而正像一句老话所说，悲观主义的信念并不减弱人们抗争命运的行为能力；与此相反，愈是这样类型的人，他们的行为能力愈强。有鉴于此，一位海德格尔的同道施太格缪勒说，"现存在越是根据死亡这一最固有的可能性来计划，这里发生的英雄的选择也就更明确"。
然而，我们在海德格尔面对他自认为是缩短了过去和将来的距离，并将其"缩短到接近最小限度"后，却发现他的行动轨迹无法面对现实中死亡的威胁在理论上的挑战。他的"相信未来"，和对于第三帝国的拥戴连在一起。
他的"烦"；他的"罪责"与"良知"，很不幸，是和他所主张的英雄的选择悖道而向的。（这不能不令人想起萨特对于存在的选择同样有一点点不幸。萨特在对待中国的文革问题上，也曾出现过一时的混乱！）半个多世纪，人们对此人案一直叙叙不休，连诗人保尔。策兰，也加了这场对海氏的反思。即便如此，海德格尔的哲学仍然告诉人们，如何从根本上面对时间问题。因为，从死亡的悲观主义的等待之中，人们摒弃乌托邦幻想的警觉开始萌生。两次大战的间隙，为人们带来的极大精神财富，固然许多悲观色彩，但这种悲观极大地区别于不久前发生的社会主义般的各种理想主义，而这种理想主义，无论对于哲学家，还是一般的人们，能不能真的像海氏所说的那样，呈现出一种规避之的良心状态，实际上，是不那麽确定的。
于是，我们看到，有两个"从未来走向过去"的时间观。其一是萨特的未来；是一种存在于行动中的未来。这种未来，是以投身于自我对未来之创造的人门的未来。用他的话来讲，就是要在选择中确定未来，进而言之，这种未来，带有极大，极多的主体性。对待未来的态度，是一种行为中的态度，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什麽"相信"当中。虽然，这一选择也面临着一种被选择的命运。但在时间的走向上，已发生重大变化。时间的定性，开始趋向人性化；行为化；时间的走向也发生本质的变更，也就是说，时序，在存在主义哲学中是从未来走向过去而现在这个概念，变为维系未来和过去的一个流动的位置。这一点当然十分重要！
而海德格尔，则提出了他的不同于一般西方自然哲学的时间观，连同他的主体哲学。他的时序是这样规定的。人之存在，从时序上讲，同样是"从未来走向过去"。原因是，人的生命的有限性规定了人的存在或他所说的此在。人在存在中被抛入时间之中；人的所有行为，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他终有其终的未来时，故此，他们的时序与其说是从生到死，不如说是从死到生。他说，人是唯一一种知知其死而要活下去的动物。在此意义上，人本身毫无从过去妄思未来的任何可能性。他的悲观论，的确带有某种极其澄澈的境界，是一种悲观中的警醒，看似头脚倒置的海氏哲学，为颠覆这个世界上一直以来的"相信未来"的虚枉，起到其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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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我们大致可以了解了，在人们的心灵中涌动的，那个不同于客观时间的时间；而把时间从与通常的线性时间观里摆托出来的哲学家中，人们还可以发现一位著名哲学家的名字，他就是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在柏格森的著作[时间与意志]中，人们最终了解到，时间与人，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关系！也就是说，人们究竟如何在他慧智的阐述中，把不可逆转的时间之秩序"打乱"，从而恢复时间的灵性。
在他的论述中，他从空间的点开始说起。当人们把一个个互相并无关联的点，加以相加，就会发现，从1到另一个1，再到再另一个1之相加的结果是；3，这个结果和这些分别互不相关的1，是完全不同的。原因是，当3出现时，它形成了一个连序的系列。人们把3，看为人们心灵中的一种时间，而非几个互不关连的1。就好像人们听到的钟声。在钟声敲击的过程中，人们把钟声的每一次声响连系起来。他们于是听到的是连序的声响。一如钟声敲击了三次，那麽，人们听到的是连续的三次钟声；而不是每一个单独的声响。也就是说，人们不会，也没有必要，把连续的钟声分割成为其在空间不可回荡的，没有回声的，单独的声响。
一如我们在聆听音乐时，我们处在把音符自觉，不自觉地连系起来的过程里。尤为重要的是，我们既要期待音乐的未来，更为重要的，却是我们必须不断地记忆音乐的过去。任何最伟大的指挥都会懂得这一点。因为，只有对音乐的最好的演绎，才会更为出色地把人们带进几乎非常接近的未来和过去。因为，每一段乐句的进展不断的变化着。它的未来和过去不断地变更他们的位置。而现在，更是处于瞻前顾后的，极有秩序的忙乱当中。有修养的乐迷都懂得这一点。在音乐的进展中，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的过去，他的业已完成抑或已经提示过的主体，而不是在忘却他们的所谓期待中，去等待音乐的发展。就像前述中的某些诗人那样，把几个连续的数字，从他们的时间性中，拐入一个空洞的空间，以及对未来的，同样空动的忘却之中；在忘却过去的期待中相信未来。
于是，我们基于这一点，可以对人类全部的历史，做一个音乐化的处理。也就是说，我们把现存在当中所有在时间中发生的事情，看做是同样带有记忆和前瞻特点的时序中事。我们发现，凡是以对待音乐的原则对待时间的人们，他们的时间是心灵的时间；反之，凡是企图超跃这一原则，从而杜撰时间的者，都是企图在忘却过去，或不以记忆为基础的单纯的未来时中，自我陶醉的枉徒。
历史上，那些空想主义的前驱们，他们，就是这样一些枉徒。他们炮制的未来，往往把人类带入一种无根的理想主义或乌托邦。这在东西方的历史中，都是不无前鉴的。所谓"殷鉴不远"；所谓"滑铁卢就在前面"，与他们督毫不相关。说的就是这种情形。而乌拖邦由幻想变为现实的历史，实际上，已成为人类在思维和实践中最为残酷，也最为失败的历史。究其思维意义上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一种哲学，违背了人们对待心灵时间的态度。他们或者要逃避时间的不可违抗的连续性；或者要在这种连续性的自然的进程中跳跃式地前进，从而违背了时序的不可违抗的应有进程。有趣的是，当古老的乌托邦幻想，在人类绝大多数的地域被抛弃以后，人们从乌托邦理想的反面，对它进行了描述。在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少数读者在所谓内部读物中发现了这本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小说，也就是后来得以面世的奥威尔的[1984]。
奥威尔对于列宁的国家所做的预言不幸，或有幸言中。所有以消除人类记忆而做的一切努力，到头来，是以他自己的反面完成其使命的。而且，这一结局，超跃乌托邦主义们自己制定的所谓的道德准则和信仰准则。在这样一种信仰中，接受乌托邦主义的大多数独裁者，在他们看似十分美好的预言和诚诺中，以悖离，以至背弃人们的民族，的以及人类的记忆，为其统治前提。在我们记忆犹新的文革中，这种毁灭记忆的罪行，完全是以"相信未来"，为其唯一之依据的。而这一点，是柏格森们连做梦也无法想到的。幸而柏格森的真理，并没有因为某几个狂枉之徒的诗意而被改变。他们无法看到他的理论正在应证另一个理论，那就是，人类仍在按照人们的心灵中的时间，而不是按照乌托邦的无限美好的未来时，来安排他们的生活，进行他们的思维的。
而按照这样的思维，[相信未来]的作者本应该回到他自身之不可分割的以往中去。在对待他自身的往事中，来期待其可以合理存在的未来，而非相反。在这样一种进程里，该诗人如果是善于把握历史的话，他有可能发挥他的，我所谓"灰色"的诗意，并统一于这样一种看似灰色，实际上却大有其合理性的存在。因为他的这种灰色，无论他本人是否自觉，都是一种强大的存在。不可否认，在这样一种灰色当中，他的记忆，将统一在他的回顾与沉思里，而不是不断地从他的记忆中，毫无意义地冲次到违背时间的人为未来里。他的选择，也许会是一种类似萨特或卡夫卡的选择，当然，这还要看他是否具备这样的才力。然而，很可惜，该诗人完全没有这样的参悟能力。他的"觉悟"是对待"未来"，这一中断以往的所谓前瞻。深而言之，他中断了所谓；1+1+1=3的连序过程，切断了他的从未来走向过去的全部存在主义式的选择。同时也中断了他和一个真正未来的遭遇。
人们看到，郭路生的时间早已停顿。他没有任何属于他自己的，在健康意义上的，演变为"现在"的，属于他自己他的未来。像他的过去一样，他的未来已遥不可及。这个未来，不但脱离了现在，而且脱离时间。其实，在[相信未来]一诗中，已经显露出诗人最初的分裂。这份病案已经告诉人们，该诗人的时间，该诗人的存在，他的此在，已发生严重问题。一方面，他提出没有现在和过去的未来；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像那些根本"不相信"的人们那样，逃避于一个真实的现在。于是，他的时间，很不幸，早已在成为过去的未来中死去了。我们从他的一些朋友对他的谈吐中，有幸得到这方面的消息。也就是说，郭路生本人，是在他自己的，早已成为过去的所谓未来中苟且以生。他的全部诗意，缘于他不能说出真正的未来，从而死去。这一点当然极其可悲！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能够看到并感受到未来进程的人，如大诗人但丁等，是能够擘划过去与未来的人，是很伟大的人。原因是，他对于过去，对于旧时代，有着凡人无出其右的了解与理喻。他们之所以看到了未来，是因为他们对于历史的占有。与其说他们是未来的预言家；不如说他们是以往的解构者。（当然，在结构与解构的意义上，绝无非此即彼的分割。这是乌托邦主义的革命者对待这个世界的看法。）在通常的意义上，如果一个旧世纪的天才，缘于他的天才的过时性，他无法，也丧失了他对于新世纪的信心和洞见，那麽，他的头脑，势必和未来发生严重的冲突。不是他毁灭于新时代；就是人们慑与他的权威，进入历史的倒退。而这种倒退，我们这一代人是亲身经历过的，是历历在目的。这里同样出现过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预言这种倒退的言行；同样不幸的是，相信未来的人们，把这种预言当成是一种反动；把那些伟大的预言家看做了反动派，看做了保首主义者，看做了什麽某某朝代的"yi民"。他们中人有一些人，早已在他们的对未来的预感中，经历了这样"先在"的悲剧，而提前半个多世纪选择了死亡！正所谓"文化神洲丧一身。"于是，相信未来的悲剧，和不相信未来的悲剧，在人们的记忆中，变为过去了的未来。而我们不能不问道；什麽，才是我们的基于过去和现在的，可以信赖的，可以预见的，可以触摸的未来呢！当我们自称可以偿试变更一种时间观的时侯，当我们再也不会相信任何由所谓主人恩赐给我们未来之礼物的时侯，当我们忽然读到以下这首诗的时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加入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中去呢！
手抱青秧查满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心地清静方为道
退步原来是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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