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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非非”
１９８５年我写了十余首诗，我从涪陵把它们寄给了在西昌的周伦佑，不久他就回信说，要搞“非非主义”诗歌运动，是全国性的。所以，“非非”在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参与策划，也不知道“非非”是什么，直到８６年第一期《非非》寄来涪陵。
封面是横排的“非非”两字和红、蓝、灰的色彩构成。翻开封面，从目录上就看见一些熟悉和不熟悉的人的名字，而细说起来，第一期《非非》上熟悉的名字少，不熟悉的名字多。杨黎我是熟悉的，在８５年万夏主编（杨黎是副主编）的《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上已读过他的《怪客》。另外我熟悉的还有尚仲敏、万夏、李亚伟，当然也包括几年前在成都见过面的周伦佑。当时完全陌生但比较感兴趣的名字有两个：蓝马和吉木狼格。
我看见我寄给周伦佑的那些诗（有１０首）被冠上《鬼城》的总题编发在“非非风度”栏目，而排在我的前面，也是本期最前面的诗歌是杨黎的《冷风景》。当然，我特别的读了《冷风景》，这原因一是因为它是《怪客》作者的新作（８５年我在读到《怪客》后就写信给万夏，说那一期《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我最欣赏的是杨黎的《怪客》，其次是周伦佑的《带猫头鹰的男人》）；二是因为它排在《鬼城》的前面。
然后我读了《非非主义宣言》、《变构：当代艺术启示录》、《前文化导言》、《非非主义诗歌方法》、《非非主义小辞典》等文章。但是，坦白的说，我还是不明白“非非”是什么。
接下来，应周伦佑之邀，我和刚结婚不久的妻子在８６年的夏天到了西昌。我们路过了成都，但没有与杨黎见面，原因是周伦佑在信上说，杨黎和尚仲敏也要去西昌，所以就没单独去找他们，而是想到了西昌后大家一起见面比较好。但结果是，我至今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杨黎和尚仲敏那次都没有到西昌去。在西昌我见到了蓝马、吉木狼格、刘涛和杨萍，并知道了刘涛是蓝马的妻子，杨萍是吉木狼格的妻子，以及这次也没有到西昌来的“非非”另一位女诗人小安，则是杨黎的妻子。蓝马给我的最初印象的确是一个很帅的男人，而吉木狼格不怎么爱说话。我那时也不爱说话，所以，每当周伦佑和蓝马进行“文化”和“前文化”的讨论和争论的时候，我和吉木狼格都是沉默着倾听，自然，那一次我也没能和吉木狼格进行交流。周伦佑称他和蓝马之间的争辩是在“练兵”，说今后出去好和别的流派的人论战。
在周伦佑家住了大约有一周，我和妻子就离开了西昌，乘火车去了云南。我当时身上还背了三十本《非非》，准备到昆明后交给于坚（我在涪陵编《中国当代实验诗歌》时与于坚通过信，当时周伦佑也有意拉于坚进“非非”）。但那次于坚没在昆明。然后，我们就自己去游了翠湖、滇池，又去贵州安顺看了黄棵树瀑布，经由重庆回到了涪陵。
“非非”是什么呢？因为我已经是“非非诗人”，所以必须思考这个问题。其实，在那时这也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在８６年的“先锋”诗歌运动中兴起的众多诗歌派别，“非非”是最具理论色彩的，有系统的理论主张和具分量的“理论文本”，我不用思考也可以照本宣科。但这显然不是我愿意去做的。我那时也赞同周、蓝二人的“非非”主张，但它们不是我的思考，也就不能成为我的言说。后来我在和杨黎、尚仲敏、吉木狼格的交谈中，也发现了他们并不反对周、蓝二人的理论和主张，但在言说“非非”尤其是谈到自己的诗歌创作时，与“非非”的理论和主张就很不一样了。特别杨黎，他不仅对自己的诗歌进行理论性的思考，对周、蓝二人的“非非”理论也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注意过杨黎发在《非非》８８年理论专号上的《声音的发现》的人，就应该感受到杨黎的理论素养。所以，研究“非非”理论，如果忽略了杨黎的《声音的发现》、《立场》等文论，那是不完全的，事实上便是忽略了“非非”还存在着的另一种“声音”。
从《非非》８６年创刊开始，作为中国“先锋”诗歌最具流派特征的“非非主义”便获得了“革命性”的成功。但这与其说是“非非”诗歌的成功，毋宁说是“非非”理论的成功。批评界关注得更多的是“非非”提出了一些什么，而不是“非非”创作了一些什么。甚至认为“非非”的理论与创作脱节，“非非”只有主义而没有诗歌。导致这种现象我认为有两个因素：一是人们存在着一个误区，即理论指导创作，或创作必然接受理论的指导，所以，当人们无法将作品与“创作主张”一一对应时，就会说只有主义没有诗歌；二是在那个堪称“兵荒马乱”的诗歌爆炸年代，少有人能够沉静下来认真而细致的面对诗歌，对于诗歌自身所呈现的形态是根本没有去研究的，或者因找不到现成的说法而“无话可说”。相反，对理论发言比对作品发言显然要容易得多。
那么，我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如果说“非非”是一个成功的“品牌”，这个“品牌”能够被广泛而有效的传播，“非非”的理论主张和包括名称、刊物设计、“编后五人谈”等包装手段构成了其中的先决条件，这就象“ＣＩ战略”，“非非”的“品牌理念”和“视觉识别”系统无疑都是一流的“创意”。虽然在“非非”出现的那个年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商品社会的形态还没有形成，但以“反文化”、“超文化”为口号的“非非”，必然要超越于它的时代，而提前进入到另一个时代。所以。我们将“非非”放入今天的时代背境加以考察，就不会责怪当年“非非”的“操作”行为，同时，也会更加深刻的认识和认同“非非”获取成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当然，“非非”诗歌价值的被忽略也就不足为怪，不是什么不可以理解的误会了。
８６年的“错失”，将我和杨黎的见面推迟了两年，直到８８年我和周伦佑参加“运河笔会”从扬州回到成都，我们才有了诗歌的交流，并将这种友谊保持至今。那一次“运河笔会”是官方举办的，但受邀的“民间诗人”也不少。我没有受到正式邀请，而是受周伦佑的邀约前去“列席”的，他本来也邀约了蓝马和杨黎，但他们未去，其原因我后来隐约得知，是周、蓝二人那时就已经有了分歧。８８年我已经写出《组诗》，并将它题献给蓝马。周伦佑是十分推崇《组诗》的，但他对题辞表示了意见。在扬州时他就明确的建议我删掉，他说，这会给作品造成误读（后来果然就因为这个题辞，一些评论者便认为《组诗》是按“前文化”理论创作的，何小竹被“非非”理论葬送了等言论）。我在扬州接受了周的建议，但回到成都后，蓝马听说我在周的建议下删掉了题辞，就在一次去公园的途中作我的工作，希望我保留原来的题辞。蓝马要求保留题辞的理由我已记不得了，但我自己保留那个题辞的理由却很明白，那就是出于友谊（这也是题辞的初衷）。在８８年的《非非》作品专号上，《组诗》没有被排在头条位置，而是位居蓝马的长诗《世的界》之后，这表明周伦佑在和蓝马的斗争中最终让了步。但就作品而言，《世的界》是对杨黎《高处》的模仿，严格意义上不是蓝马的成功之作。蓝马真正具有原创性的作品应该是他写于九十年代初的《献给桑叶》等短诗。杨黎也说，当读到蓝马的这些短诗时，他心里确实松了一口气。
“非非”在理论建设上并未深入和完善，其中没有建立起一套“非非批评方法”，就是一项重大的缺失。所以，具体到诗创作而言，什么是“非非”的诗，什么不是“非非”的诗，这其中的批评标准是什么，都没有一个可操作的定义和规则。诗人的创作可以没有定义和规则，但一种理论的批评却是少不了方法和框架的，否则，便无法形成独立的批评话语。所以，当我今天在论及“非非”诗歌，并对一些诗人进行评价时，依据的仍然更多的是个人的趣味，换句话说，也就是我的“非非”观。
现在，如果有人问我，谁是“非非”第一诗人？毫无疑问，我会说是杨黎。这种认识和认同并非是友谊的结果。杨黎的诗不论是献给阿兰·罗布－格里耶的《冷风景》，还是《高处》、《声音》和《英语学习》、《西西弗神话》等短诗，都证明了“诗从语言开始”（杨黎语）的无限可能性，诗绝对不是到语言就完结了。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对《冷风景》和“新小说”之间存在的关系的言说，就不会停留在肤浅的所谓“借鉴”和“仿效”的层面上，《冷风景》不是因为“新小说”而存在的，它的存在从“自身的语言”开始，而语言材料来自何处并不重要。也即是说，不管你所用的语言材料是来自书本还是所谓的“生活”，这要看它们到了你的手中能否重新“起步”，能否在那个新的空间中无限的延伸。
这种“趣味”除了杨黎之外，在我和吉木狼格和小安之间，也是可以共鸣的，尽管在表述上不尽一样。如上文所说，“非非”的诗歌因受“非非”理论的张扬和时代认识的局限而被忽略是一种误会，那么，吉木狼格的诗在“非非”诗歌中又遭受忽略，则是误会中的误会了。就连柏桦在九十年代经杨黎和我的推荐读了吉木狼格的《怀疑骆驼》、《红狐狸的树》和《榜样》等诗后，也激动的说：“吉木狼格的诗很‘非非’”！喧哗过后是沉静，吉木狼格的诗没有刺激人感官的外在形式，在文学活动中也处于“不善言词”的“不利地位”，我们只能在沉静中才能感受其美，我们也只有在真正面对诗歌的时候，才会发现吉木狼格的诗歌对“非非”诗歌究竟贡献了什么？应该这样说，没有吉木狼格的诗歌，“非非”诗歌作为一个流派（即整体集合）是严重缺失的，甚至作为“非非”的诗歌因此只能被视为一个群体，而缺少了构成这个流派的其中的一个重要支撑。
小安的诗歌的被忽略，基本上也是这种情况，有一点例外的是，小安作为杨黎的妻子事实上使作为诗人的小安也长期生活在杨黎的“阴影”之中，从而遭受了“非非”内部和外部有意无意的忽略和回避。这算不算误会中的误会的误会呢？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主要的还是在于批评界的愚蠢和无知。在八十年代，一个“先锋”阵营中的女性诗人，如果她的诗中没有能够用弗络伊德学说进行解说的“潜意识”流露，没有美国自白派女诗人普拉斯的那种“死亡意识”和自恋、恋父情结，是不会被重视的。我无意贬低普拉斯那样的诗人，也无意于否定有“女性诗歌”存在这个事实和其存在的价值。我想说明的是，一个超越了性别存在而“从语言开始”进行写作的诗人，小安的诗歌没有受到应有的评价和足够的重视。就其诗歌的纯粹和对语言的自觉性而言，她完全可以排在“非非”任何一位“男”诗人之前。
“非非”挽救了许多人，石光华曾经不无讥讽的这样说过。他的话是说对了，但错在自身所持的态度上。在我看来，“非非”其实是挽救了一个时代。中国八十年代的“先锋”诗歌运动如果没有“非非”的出现，只能算做一场“改良派”式的运动，对传统的破坏只能是要么虚张声势、要么羞怯的一击，对新诗歌标准的建构也只能是止于修辞的层面，其运动的指向将会是要么不了了之、要么在更高层次上融入主流文化，其运动的形态也将会是平庸的－－就如同整个世界的“先锋”文学运动不曾有过“超现实主义”一样。而且，我还要说明的是，“非非主义”较之“超现实主义”更加远离“这一个”世界。换言之，“非非”为“这一个”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整个时代的人都呼吸到一股新鲜的空气，这股新鲜的空气无疑迫使人们重新对世界进行“语义的”审视。
蓝马曾经说过，“非非主义”不局限于诗歌的领域，我想这主要应该指的是他的“前文化”理论的构想。而在我看来，就其对时代的贡献的意义而言，“非非”仍然应该首先是“诗歌的”。这不仅仅因为“非非”为一个时代提供了诗歌实验的多种“范式”，而且，因为诗歌先天具备的“形而上的”属性，使得“非非”仅仅以其诗歌就足以超越这个时代哲学的和宗教的层面，在“这一个”语言的世界中，找寻到“另一个”世界的语言。
“非非”作为一个流派，在今天固然是回忆中的往事了。“非非”流派的解体源于８９年，完成于９３年。周、蓝二人的决裂使得“非非”在进入九十年代后就率先失去了周伦佑。９０年和９１年我们（蓝马、杨黎、尚仲敏、吉木狼格、刘涛、小安和我）继续编印了两期《非非》，并因外部的原因以及内部的因素，易名为《非非诗歌稿件集》。除保留了原有的“非非”主力阵容之外，“非非”诗歌的重要性得到了突出和显露（两期“非非”均无一篇文章），“非非”作为流派的风貌得以保持和延续。而九十年代初，周伦佑也继续编印过他的两期《非非》，但那已经不是一个流派刊物，仅剩下“非非”的刊名，诗人和作品都已将大量不是“非非”、乃至曾经是坚决的反“非非”的诗人（如欧阳江河等）纳入其中，事实上它已经变成象《诗刊》和《人民文学》那样的公共刊物了。到了９３年，我们（杨黎、吉木狼格、尚仲敏和我）再次与蓝马的决裂，便最终导致了“非非”流派的解体。
今天，当我和杨黎、尚仲敏三人再次会聚在成都的某个茶楼，为“非非”所能做的也只是“历史性”的档案工作，而我们自己除了现实的生存和个人的写作之外，再要经营“非非”这个“品牌”已有隔世之感，且于诗歌创作本身也无太大的意义。但曾经存在过的那个“非非主义时代”，是可以有更深入的研究和总结的。那的确是一个会聚了所有中国最优秀的先锋诗人的黄金时代，一个可以在广义上以“非非”命名的时代。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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