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高念祖论诗书|朱彝尊

与高念祖论诗书

　　京师苦寒，念祖无恙。伏承手教，再四谆谆，以诗律下问，念祖年齐于仆，而谦以自牧若此。又处客途穷乏之时，饥寒奔走，无一足以动其心，惟风雅之是务，是岂当世之士所能冀及者。故辄陈万一之得于左右，惟高明择之。

　　仆之于诗，非有良师执友为之指诲也。盖尝反复求之，其始若瞽之无相，伥伥乎坠于渊谷而不知，如是者十年，不敢自逸。然后古人若引我于周行，而作者之意，庶几其遇之矣。《书》曰：“《诗》言志。”《记》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古之君子，其欢愉悲愤之思感于中，发之为诗，今所存三百五篇，有美有刺，皆诗之不可已者也。夫惟出于不可已，故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乱，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后之君子诵之，世治之污隆，政事之得失，皆可考见。故不学者比之墙面，学者斯授之以政，使于四方，盖诗之为教如此。

　　魏晋而下，指诗为缘情之作，专以绮靡为事，一出乎闺房儿女子之思，而无恭俭好礼，廉静疏达之遗，恶在其为诗也？

　　唐之世二百年，诗称极盛，然其间作者，类多长于赋景，而略于言志，其状草木鸟兽甚工，顾于事父事君之际，或阙焉不讲。惟杜子美之诗，其出之也有本，无一不关乎纲常伦纪之目，而写时状景之妙，自有不期工而工者。然则善学诗者，舍子美其谁师也欤？明诗之盛，无过正德。而李献吉、郑继之二子，深得子美之旨。论者或诋其时非天宝，事异唐代，而强效子美之忧时。嗟乎！武宗之时，何时哉？使二子安于耽乐，而不知忧患，则其诗虽不作可也。

　　今世之为诗者，或漫无所感于中，惟用之往来酬酢之际，仆尝病之，以为有赋而无比兴，有颂而无风雅，其长篇排律，声愈高而曲愈下，辞未终而意已尽。四始六义阙焉，而犹谓之诗，此则仆之所不识也。而念祖以未能工此为虑，是何足道哉！比得念祖所为述祖德诗讽咏数过，深有合乎古人恭俭好礼廉静疏达之义，此非有本者不能为也。而又谦以自牧，无一足以动其心，其进于古也不难耳。

　　仆自至大同，未尝为诗，辱索新诗，无以报命，谨录杂文六首，冀念祖教其不及，幸甚幸甚。广平之行何日，与念祖同舟而来，中忽相失，不禁悢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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