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书亭集卷三十一　书一

卷三十一　书一

　　▼与李武曾论文书

　　仆自季夏与武曾别，舟行无事，每诵武曾送行之文，虽未即方驾乎古人，其于今之为古文辞者，固已不侔矣。日月逾迈，易夏而冬，知武曾近所造就，当有十倍曩昔者。然仆窃感古之君子，往往以离群索居为过，盖切劘者寡，则怠心乘之，又恐武曾以仆之去，复置古文于不讲也。故辄陈近日所得，冀武曾垂听焉。

　　仆之将游大同也，筮之，得明夷之“既济”，文曰：“箕子之明夷，利贞。”私念昔之圣贤，文明柔顺，蒙难而克正其志，以之用晦而明，天殆欲啬我遇，以昌我文，未可知也。既至大同，闭户两月，深原古作者所由得，与今之所由失，嘿然以疑，憬然以悔，然后知进学之必有本，而文章不离乎经术也。西京之文，惟董仲舒、刘向经术最纯，故其文最尔雅。彼扬雄之徒，品行自诡于圣人，务掇奇字以自矜，尚安知所谓文哉！魏晋以降，学者不本经术，惟浮夸是务。文运之厄数百年，赖昌黎韩氏，始倡圣贤之学，而欧阳氏王氏、曾氏继之，二刘氏、三苏氏羽翼之，莫不原本经术，故能横绝一世。盖文章之坏，至唐始反其正，至宋而始醇。宋人之文，亦犹唐人之诗，学者舍是，不能得师也。北宋之文，惟苏明允杂出乎纵横之说，故其文在诸家中为最下。南宋之文，惟朱元晦以穷理尽性之学出之，故其文在诸家中最醇，学者于此可以得其概矣。

　　以武曾之才，正不必博搜元和以前之文，但取有宋诸家，合以元之郝氏经、虞氏集、揭氏傒斯、戴氏表元、陈氏旅、吴氏师道、黄氏溍、吴氏莱，明之宁海方氏孝孺、余姚王氏守仁、晋江王氏慎中、武进唐氏顺之、昆山归氏有光、诸家之文、游泳而紬绎之。而又稽之六经，以正其源；考之史，以正其事；本之性命之理，俾不惑于百家二氏之说，以正其学。如是而文犹不工，有是理哉？惟怠心乘之，役于妻子衣食，而辍置不讲，则其害有不可言者。然吾党处贫贱不堪之境，尤当以艰贞自励，不可自夷其明，此箕子所以处明夷之道也。武曾闻之，以为然邪，否邪？

　　相去四千里，信问实难，人旋之日，幸赐报命，并示近制，以补区区之不及，幸甚幸甚。

　　▼与查韬荒弟书

　　与韬荒别六月矣，前行至长洲时，曾寓书左右，以古文辞相勖。不审别后进德修业，能直诣古人堂奥否？

　　文章之难，古今不数，仆频年以来，驰驱道途，幸不后君子之教。然自商丘侯朝宗，南昌王于一二子之外，其合于作者盖寡。二子又未尽其蕴以死，仆诚痛之。比来京师，五方之人，操翰管而高视者，何啻百计，求其若二子者，已不多得，况夫与古人方驾者哉！既又自念天之所以与我者，未尝有靳，己则自弃，而厚望于人，非大惑欤？由是日取六经、诸史及唐宋元明诸家之文读之，惘然若有所遗亡，而恍乎其有得也。虽未敢遽附乎作者，其于二子之文，盖或庶几焉及之。所可憾者，与韬荒相去四千里，无从讨论得失，不知是非果有当于作者否也。

　　《记》曰：“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今韬荒方在壮年，又乐于取友，吾党之士，可语者不乏，相观而善，以底于成，则惟韬荒是赖。夫天之生才，非必千里一贤，百里一士，棋布而星罗之。盖尝聚于一境之内，孔门四科，远者惟言子一人，其余类皆齐鲁宋卫之士，而庐陵、南丰、临川，近在数百里之内，至眉山苏氏，乃萃于一门。韬荒在吾党，试与二三子相勉无倦，士贵立志，志既立而业不成，未之闻也。然后各出其言，务勿戾于圣贤，而有裨世教，使吾党之文，振起一境之内，岂不盛哉。

　　其言之不怍，恃韬荒之助我也。

　　▼与高念祖论诗书

　　京师苦寒，念祖无恙。伏承手教，再四谆谆，以诗律下问，念祖年齐于仆，而谦以自牧若此。又处客途穷乏之时，饥寒奔走，无一足以动其心，惟风雅之是务，是岂当世之士所能冀及者。故辄陈万一之得于左右，惟高明择之。

　　仆之于诗，非有良师执友为之指诲也。盖尝反复求之，其始若瞽之无相，伥伥乎坠于渊谷而不知，如是者十年，不敢自逸。然后古人若引我于周行，而作者之意，庶几其遇之矣。《书》曰：“《诗》言志。”《记》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古之君子，其欢愉悲愤之思感于中，发之为诗，今所存三百五篇，有美有刺，皆诗之不可已者也。夫惟出于不可已，故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乱，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后之君子诵之，世治之污隆，政事之得失，皆可考见。故不学者比之墙面，学者斯授之以政，使于四方，盖诗之为教如此。

　　魏晋而下，指诗为缘情之作，专以绮靡为事，一出乎闺房儿女子之思，而无恭俭好礼，廉静疏达之遗，恶在其为诗也？

　　唐之世二百年，诗称极盛，然其间作者，类多长于赋景，而略于言志，其状草木鸟兽甚工，顾于事父事君之际，或阙焉不讲。惟杜子美之诗，其出之也有本，无一不关乎纲常伦纪之目，而写时状景之妙，自有不期工而工者。然则善学诗者，舍子美其谁师也欤？明诗之盛，无过正德。而李献吉、郑继之二子，深得子美之旨。论者或诋其时非天宝，事异唐代，而强效子美之忧时。嗟乎！武宗之时，何时哉？使二子安于耽乐，而不知忧患，则其诗虽不作可也。

　　今世之为诗者，或漫无所感于中，惟用之往来酬酢之际，仆尝病之，以为有赋而无比兴，有颂而无风雅，其长篇排律，声愈高而曲愈下，辞未终而意已尽。四始六义阙焉，而犹谓之诗，此则仆之所不识也。而念祖以未能工此为虑，是何足道哉！比得念祖所为述祖德诗讽咏数过，深有合乎古人恭俭好礼廉静疏达之义，此非有本者不能为也。而又谦以自牧，无一足以动其心，其进于古也不难耳。

　　仆自至大同，未尝为诗，辱索新诗，无以报命，谨录杂文六首，冀念祖教其不及，幸甚幸甚。广平之行何日，与念祖同舟而来，中忽相失，不禁悢悢也。

　　▼报李天生书

　　辱惠书以古文辞相勖，足下负高世之才，所为歌诗，皆必传之业。而手教谆挚，抑何其自处之恭，而称许之过也。

　　文章之本，期于载道而已。道无不同，则文亦何殊之有。足下乃，南北分镳，各行其志。岂非以于麟为北，而道思应德熙甫数子为南乎？仆少时为文，好规仿古人字句，颇类于麟之体。既而大悔，以为文章之作，期尽我所欲言而已。我言之不工，必取古人之字句，始可无憾。则字句工拙，古人任之，我何预焉。乃深有契乎韩、欧阳、曾氏之文，不自知其近于道思、应德、熙甫数子也。

　　足下学博而才富，英敏果锐之气，直欲轶秦汉而上之，视仆之所为，出唐宋之下，宜其分镳疾驰，去之惟恐不速。若仆之所期于足下，则不惟不以唐宋之文，强足下以所不为，亦且不以秦汉之文为足下劝勉。盖足下之所尚者文，而仆之所期于足下者，载道之谓也。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礼》曰：“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诗》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夫适万里者，必于周行始之，有人焉，以为周行人所共由，不若转而之层崖峻岭，虽极于嵩、华、恒、岱之巅，我未见其能达也已。文之不能载道，何以异此？仆之深契夫韩、欧阳、曾氏之文者，以其折衷六艺，多近道之言，非谓其文之过于秦汉也。足下试取古人而神明之，勿规仿其字句，抗言持论，期大裨于世道人心，而不为虚发，将足下所谓分者，未始不合也。道一而已，何南北之殊途哉？

　　慺慺之诚，忘其愚蒙，而辨说于左右，冀足下亮之而已。

　　▼与顾宁人书

　　太原客馆，两辱赐书，赠以长律二百言，久未得报。去夏过代州，遇翁山天生，道足下盛称仆古文辞，谓出朝宗、于一之上。仆之于文，譬犹秋蝉候蛩，仅能远去秽滓，以自鸣其风露焉尔。夫人所尚不同，则文亦异焉。足下谓仆之文，异乎二子可也，而岂遂过之与？亟欲就见足下，自讼其短，既至京师，而足下已去，见所撰《诗本音》，谓三百篇无叶韵。自仆思之，圣人复起，岂有易于足下之所乎？继见足下《与武子书》，论苓字音义之讹，证以《简兮》、《采苓》之诗，且广引《定之方中》、《卢令》、《车辚》诸篇。凡零、令等字，悉当读若邻。足下之用心，可谓勤矣。然仆窃有疑焉，《采苓》之诗曰：“采苓采苓，首阳之颠。”释者谓苓，蘦也，今甘草是也。而枚乘曰：“蔓草芳苓。”李善注《文选》以为：“苓，古莲字。”仆因是悟向者笺释之误。盖苓之为莲，犹夫茄之为荷尔。莲，水花也，而采于山巅，五沃之土产莲。而首阳至瘠之地，正以喻人言之不足信也，而郑氏以为首阳山之上信有苓矣，岂不谬哉！扬雄之颂赵充国也，曰：“明灵维宣，戎有先灵。”而《汉书》金城有令居郡，则零令等字，古之人类读若怜，而非邻矣。夫邻之与怜，其音虽通，然亦不可不辨。

　　闻足下将携是书，刻之淮上，故以是闻于左右。仆之言本无足采，足下试因其言而详绎焉，亦未必无小补也。

　　▼报汪苕文户部书

　　彝尊不敏，言行不足取重乡里，比来京师平生交游，恶其姓名之贱，至有患难相援，懿亲相目者，登其堂或避匿不出。而执事无一言之介，揖诸坐客之右，有请必见，规我以道德，绳我以文章，此昔人所谓知己也。遂忘其势分之隔，而遽以所生之墓铭为请，执事不拒，纚纚数百言，述先人之行义甚备，且以子厚、永叔二子为喻。彝尊受而读之，始而惭，既以感，泫然不知涕洟之被面也。

　　古之葬者，书赗于方，书遣于策，后乃纳之以铭。铭之作，必其文辞之工，卓然可传于后，庶足遗其子孙，而信之百世。近代不然，往往就爵位相次者，列其名以为荣，不复计辞之工否。故公孤之葬，不乞铭于卿大夫，卿大夫之葬，不乞铭于士，则夫士之不得志以殁，欲求卿大夫一言以志其墓，抑又难矣。往先曾祖赐葬日，其神道碑，例当请之宰辅。是时阉寺擅政，正人皆已去国，在位者率非其人，由是神道之碑阙焉。至先大父卒，亦未克表其墓。自执事铭及先人，而上及于先曾祖，先大父，幽潜之德，廉慎之节，皆于执事之文信之。是则执事一援笔而推赐及于数世，向之所谓难者，请之执事，而遂得焉。信夫道德文章之交，其异乎流俗者相万也。

　　辱谕书法，敬闻命矣。窃更有请者，先母唐，家本华亭，考讳允恭，官石屏知州，生平毅然不惑神鬼佛老之说，有君子之守。祖文恪公，万历十四年赐进士第一人，以礼部侍郎掌翰林院事，卒赠尚书，予谥。匪特朝有正人之目，所著《家训》，东南巨室，以为圭臬。其地阀官世，例得书，顾执事略焉，愿得附书之，不胜幸甚。

　　▼报周青士书

　　久不得足下书，客自京师邮致一通，发函诵之，喜溢颜面。至及交道之薄，抑何言之悲也。足下平居急人患难，至称贷益之。自仆里居时，已有窃笑足下之愚者。今坐困若是，恒人之情，方益诮讪之不置，又谁援足下于阨者邪？虽然，足下其无患，孔子曰：“富而能及人者，欲贫而不可得也。”矧足下昔未尝富，而皇皇以及人为念，天虽欲长贫足下，得乎？足下但肆力文章，勿以贫贱戚戚。

　　来教：“吾党数人，漂转四方，天自、韬荒、武曾，类皆有所遇合。”而听闻之谬，谓仆以古文辞倾动一时，比之不龟手之药，其业则均，而洴澼洸封侯有异。则仆诚有所未安，仆频年以来，驰逐万里，历游贵人之幕，岂非饥渴害之哉。每一念及，志已降矣，尚得谓身不辱哉。昔之翰墨自娱，苟非其道义，不敢出。今则徇人之指，为之惟恐不疾。夫人境遇不同，情性自异。乃代人之悲喜，而强效其歌哭，其有肖焉否邪？古之工于此者，莫若陈琳、阮瑀。工而多者，莫若刘穆之。然传于今者特少。则以当时虽叹其工，而之三人者，终未慊于心。以为不足传，而弃之者多也。至徐干怀文抱质，有箕山之志，自出其文为《中论》，传世最久，儒者取焉。然则欲文之工，未若家居肆志者之独得矣。

　　足下方登古人之坛场而左右之，于以裂土封侯，盖无不可。若仆者，乃所谓洴澼洸焉尔。与足下别六年，未得归，闻足下困阨不能救，私心负疚无已。束修之入，聊分铢两，为卒岁之需。传天自已归，足下试取酒饮之，告以鄙言，则不特为足下勉之而已。

　　▼答孙侍郎书

　　昨酒间以玉剑相示，彝尊疑不能决，归而中夜辗转，思古经籍所载，未之或闻，疑古琰圭之属，因作《释圭》一篇以献。先生不罪其妄，赐之手教甚温，殆孔子有取狂简之遗。且赧且悚，欲默而不言，虑无以答循诱之盛心，故敢复奏记于左右。

　　来教：圭下不应有一孔。考郑康成注《周礼》，谓以组穿联六玉，沟彖之中，以敛尸。贾公彦疏其义，则：六玉两头皆有孔，又于两孔之间为沟渠，于沟之两畔稍高为眉彖。而圭亦在六玉之中，则其有孔，不足异也。

　　来教又：元人大朝会，陈玉斧于酒海前，斧亦殷时物。斧可玉，则剑亦可玉。夫彝尊之致辨非剑者，以玉剑之未见于经也。若玉斧，则《记》有之矣。《明堂位》曰：“朱干玉戚”注以为戚斧也。《春秋传》曰：“戚钺鬯。”诗曰：“干戈戚扬”释者以戚为斧，以扬为钺，盖其大小异名。则元人所陈，正《记》之所玉戚是已。

　　彝尊不学，狃于章句，六经之所无者，不敢蘧定其有。伏惟先生深思好古，当世博物之君子，无以逾焉，愿更闻玉剑之义，俾小子知所裁，勿令释圭之言贻笑于世，斯幸甚矣。

　　▼与越辰六书

　　《七发》广陵之曲江，即浙江。曲与折，义均也。故其词曰：“弭节伍子之山，通厉骨母之场。”注以为骨母，胥母之讹也。《水经注》：浙江水流两山之间，江川急浚，兼涛水昼夜再来，至二月八月最高。潮水之前扬波者，伍子胥。后重水者，大夫种。是以枚乘曰：“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于是处焉。”其诠释最确。曾巩序《鉴湖图》，有所谓广陵斗门者，在今山阴县西六十里，去浙江不远。而钱塘郭外，有广陵侯庙迄今犹存。至若江都之更名广陵，在元狩三年，时乘已卒，不应先见之于文。是《七发》之广陵，非江都也明矣。又元至正元年，省试《罗刹江赋》，试者三千人，独钱惟善以钱塘江为曲江，遂闻于时，号曲江居士，载记历历可证。顾世人以广陵二字，遂诬曲江在扬州，指城东小水以实之，可笑也。比见足下榜门，书广陵涛字，流俗相沿，无足怪，特不宜误自足下，故以奉闻，惟垂察。

　　▼与魏善伯书

　　叔子至，述足下甚赏鄙文，贻以刻集。为仆序集唐词，褒誉太过，不敢当。仆延跂足下久，意得把手扬州，不谓溯江径返。然古人相知，有交深谋面之前者，不在合并之速也。方今作者，寥寥可数，足下弟昆父子，各出其文相雄长，盛矣。而足下才多，无所不有。虽然，名之所指，毁易归焉。故立言尤不可不慎。

　　伏读集中《正韵窃取》一卷。仆不能无规于足下。声韵之书，自魏晋已有之，李登之《声类》、吕静之《韵集》是已。外此，周研、张谅、段弘、王该、李槩、夏侯咏等，各有成书，少者三四卷，多至四十余卷。惟沈约所撰《四声谱》，见于《隋志》，仅一卷，其非全韵可知。至唐《四库书目》不载，则已亡之。唐初奉为章程者，陆法言《切韵》，其后孙愐刊正，为《唐韵》。宋陈彭年再修《广韵》，丁度定《集韵》。景祐以还，行《礼部韵略》。绍兴间，毛晃之《增韵》出，《广韵》久而渐废。盖韵凡数更，已非法言之旧。然分韵二百有六部，未之有易也。淳祐中，平水刘渊，始并为一百七韵，曰《壬子新刊礼部韵略》。足下所见，今世所存，特刘氏之韵尔。顾目为沈氏书，加以诟诋，其毋乃重诬古人矣乎？

　　仆以为韵之失，不在分，而在合。足下怪“门”、“存”、“吞”、“恩”不应在元韵，而文韵内有“勤”、“斤”、“殷”、“欣”等字，谓分之无所分。夫自二百六部，未合“门”、“存”归于“魂”，“吞”、“恩”归于“痕”，未尝在元韵。而“勤”、“斤”等字，则自属殷部。足下试取杜甫诗诵之，凡“勤”、“斤”字，宁与真同用，无有与文同用者。然古人分韵虽严，通用甚广，如真至仙，为部十四，皆得相通。盖严，则于韵之本位，豪厘不爽。通，则临文不至牵率，而乖其性情。乱之自刘氏始。有妄男子于此，取古诗书篇什，悉以己意紊之，或见而恚，遂力诋伏生、毛公之非，可不可也？且韵书之作，自李登以下，南人盖寡。沈氏书既无存，传者，陆氏《切韵》尔。法言家魏郡临漳，同时纂韵八人，惟萧该家兰陵，其余或家范阳（卢思道），或家狄道（辛德源），或家河东（薛道衡），或家顿丘（李若），或家临沂（颜之推），及沛（刘臻），类北方之学者。黄公绍失考，谓韵书始自江左，本是吴音者，妄也。至《正韵》成，乐（韶凤）、宋（濂）诸君子，则皆南人矣。足下诋北人之书为舌蛮音，既不足服其罪，意欲力崇《正韵》，而反诟厉南人，何哉？仆非敢好为排击也，以足下爱我，无以报，愿附诤友之义，望足下亟改正。孔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寄谭十一兄左羽书

　　江生自昌平至，述十一兄比来颇有不豫之色。叩其故，则以贤主人好音乐，延吴下歌板师，所进食单，恒倍主客之奉，思辞之归，弟以为不足介意也。

　　昔者孔子以燔肉不至行，穆生以醴酒不设去。则以先至后不至，先设后不设，是谓礼貌衰，则去之。去之固宜已。在《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类族辨物。”盖物各有族，在人类而辨之，君子惟自审其分处焉，斯无不自得矣。不观夫昏者乎？娶妻而纳采、俪皮、纯帛可也。至于买妾，有费百金者，若欲落营妓之籍，非千金不可。其流愈下，其直益高。《礼》固有以少为贵者，且歌板师之教曲，在兄未适馆以前，主人既置之别馆，不与共席。每食但与兄偕，则能类族辨物矣。食单之丰，譬诸以鱼饲狸，以肉喂犬，于兄何损焉？孟子有言：“饮食之人，则人贱之。”兄若引去，不知者将以兄为饮食之人，其可哉。故特附书左右，惟垂听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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