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遺書·附錄(5)

附錄(5)

　　奏狀節略（胡安國）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講筵。自司勸講，不為辯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偽，而河、洛之學幾絕矣。

　　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為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為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眾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為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為過矣。

　　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甘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

　　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明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論，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

　　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魯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阨。其道不行，深可惜也。

　　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載有《正蒙》書，頤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亂、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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