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遗书·附录(5)

附录(5)

　　奏状节略（胡安国）

　　伏见元佑之初，宰臣司马光、吕公著秉政当国，急于得人，首荐河南处士程颐，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韦布，超居讲筵。自司劝讲，不为辩辞，解释文义，所以积其诚意，感通圣心者，固不可得而闻也。及当官而行，举动必由乎礼；奉身而去，进退必合乎义。其修身行法，规矩准绳，独出诸儒之表，门人高弟，莫获继焉。虽崇、宁间曲加防禁，学者向之，私相传习，不可遏也。其后颐之门人，如杨时、刘安节、许景衡、马伸、吴给等，稍稍进用，于是士大夫争相淬砺。而其间志于利禄者，托其说以自售，学者莫能别其真伪，而河、洛之学几绝矣。

　　壬子年，臣尝至行阙，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学，近日盛行。臣语之曰：“伊川之学，不绝如线，可谓孤立，而以为盛行，何也﹖岂以其说满门人人传写，耳纳口出，而以为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门人妄自标榜，无以屈服士人之心，故众论汹汹，深加诋诮。夫有为伊、洛之学者，皆欲屏绝其徒，而乃上及于伊川，臣窃以为过矣。

　　夫圣人之道，所以垂训万世，无非《中庸》，非有甚高难行之说，此诚不可易之至论也。然《中庸》之义，不明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其义可思而得。不然，则或谓高明所以处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为二途，而其义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论也。然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而后其道可学而至也。不然，则或以《六经》、《语》、《孟》之书资口耳，取世资，而甘利禄，愈不得其门而入矣。今欲使学者蹈中庸，师孔、孟，而禁使不得从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不亦误乎？

　　夫颐之文，于《易》，则因理以明象，而知体用之一源；于《春秋》，则见诸行事，而知圣人之大用；于诸经、《语》、《孟》，则发明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则狂言怪语，淫说鄙论，岂其文也哉？颐之行：其行己接物，则忠诚动于州里；其事亲从兄，则孝弟显于家庭；其辞受取舍，非其道义则一介不以取与诸人，虽禄之千钟，有必不顾也。其余则亦与人同尔，然则幅巾大袖，高视阔步，岂其行也哉？

　　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贤，微仲尼，则西山之饿夫、鲁国之黜臣尔。本朝自嘉佑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弟颐，关中有张载。此四人者，皆道学德行名于当世。会王安石当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东国之阨。其道不行，深可惜也。

　　今雍所著有《皇极经世》书，载有《正蒙》书，颐有《易》、《春秋传》，颢虽未及著述，而门弟子质疑请益答问之语，存于世者甚多，又有书疏铭诗，并行于世，而传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挥，下礼官讨论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号，载在祀典，以见圣世虽当禁暴诛乱、奉词伐罪之时，犹有崇儒重道、尊德乐义之意。仍诏馆阁裒集四人之遗书，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于学者传习。羽翼《六经》，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说者不得乘间而作，而天下之道术定，岂曰小补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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