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遗书·附录(3)

附录(3)

　　伊川先生年谱

　　先生名颐，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于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于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识，非礼不动（见《语录》）。年十四、五，与明道同受业于舂陵周茂叔先生（见《哲宗》、《徽宗实录》）。皇佑二年，年十八，上书阙下，劝仁宗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对，面陈所学。不报。间游太学，时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导，尝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得先生所试，大惊，即延见，处以学职（见《文集》）。吕希哲原明与先生邻斋，首以师礼事焉。既而四方之士，从游者日益众（见《吕氏童蒙训》）。举进士。嘉佑四年，廷试报罢，遂不复试。太中公屡当得任子恩，辄推与族人（见《涪陵记善录》）。治平、熙宁间，近臣屡荐，自以为学不足，不愿仕也（见《文集》。又按：《吕申公家传》云：“公判太学，命众博士即先生之居，敦请为太学正。先生固辞，公即命驾过之。”又《杂记》：“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将行，言曰：‘伏见南省进士程颐，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群之资。嘉佑四年，已与殿试，自后绝意进取，往来太学，诸生愿得以为师。臣方领国子监，亲往敦请，卒不能屈。臣尝与之语，洞明经术，通古今治乱之要，实有经世济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长。使在朝廷，必为国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状》云：“神宗尝使推择人材，先生所荐数十人，以父表弟张载暨弟颐为称首”）。

　　元丰八年，哲宗嗣位。门下侍郎司马公光、尚书左丞吕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韩公绛，上其行义于朝（见《哲宗》、《徽宗实录》。按：《温公集》与吕申公同荐札子曰：“臣等切见河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义。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类，裨益风化。”又按：《胡文定公文集》云：“是时谏官朱光庭又言，颐道德纯备，学问渊博，材质劲正，有中立不倚之风。识虑明彻，至知几其神之妙。言行相顾而无择，仁义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当劝讲，必能辅养圣德，启道天聪，一正君心，为天下福。”又谓“颐究先王之蕴，达当世之务，乃天民之先觉，圣代之真儒。俾之日侍经筵，足以发扬圣训，兼掌学校，足以丕变斯文。”又论“祖宗时起陈搏、种放，高风素节，闻于天下。揆颐之贤，搏、放未必能过之。颐之道，则有搏、放所不及知者。观其所学，真得圣人之传，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积，有经天纬地之才，有制礼作乐之具。乞访问其至言至论，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谓“颐，以言乎道，则贯彻三才而无一毫之或间；以言乎德，则并包众美而无一善之或遗；以言乎学，则博通古今而无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则开物成务而无一理之不总。是以圣人之道，至此而传。况当天子进学之初，若俾真儒得专经席，岂不盛哉！”）。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见《实录》）。先生再辞，寻召赴阙。

　　元佑元年三月，至京师（王岩叟奏云：“伏见程颐，学极圣人之精微，行至君子之纯粹，早与其兄颢俱以德名显于时。陛下复起颐而用之，颐趣召以来，待诏阙下，四方俊乂莫不翘首向风，以观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处之者当否，而将议焉。则陛下此举，系天下之心。臣愿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礼，择所以处之之方，而使高贤得为陛下尽其用，则所得不独颐一人而已，四海潜光隐德之士，皆将相招而为朝廷出矣”）。除宣德郎，秘书省校书郎。先生辞曰：“神宗时，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见，未敢祗命（王岩叟奏云：“臣伏闻圣恩特除程颐京官，仍与校书郎，足以见陛下优礼高贤，而使天下之人归心于盛德也。然臣区区之诚，尚有以为陛下言者。愿陛下一召见之，试以一言，问为国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观其人。臣以颐抱道养德之日久，而潜神积虑之功深，静而阅天下之义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圣听，此臣所以区区而进颐。然非为颐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一见而后命之以官，则颐当之而无愧，陛下与之而不悔，授受之间，两得之矣”）。于是召对。太皇太后面喻，将以为崇政殿说书。先生辞不获，始受西监之命。且上奏，论经筵三事：其一，以上富于春秋，辅养为急，宜选贤德，以备讲官，因使陪侍宿直，陈说道义，所以涵养气质，熏陶德性。其二，请上左右内侍宫人，皆选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浅俗之言接于耳目，仍置经筵祗应内臣十人，使伺上在宫中动息，以语讲官，其或小有违失，得以随事规谏。其三，请令讲官坐讲，以养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惧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职？如不可用，愿听其辞（札子三道，见《文集》。又按：《刘忠肃公文集》有章疏论先生辞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论事为非是，盖不知先生出处语默之际，其义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见《实录》）。先生再辞而后受命。

　　四月，例以暑热罢讲。先生奏言：“辅导少主，不宜疏略如此。乞令讲官以六参日上殿问起居，因得从容纳诲，以辅上德（见《文集》）。”五月，差同孙觉、顾临及国子监长贰，看详国子监条制（见《实录》）。先生所定，大概以为学校礼义相先之地，而月使之争，殊非教养之道，请改试为课，有所未至，则学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贤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镌解额，以去利诱，省繁文，以专委任，励行检，以厚风教。及置待宾吏师斋，立观光法，如是者亦数十条（见《文集》。旧《实录》云：“礼部尚书胡宗愈谓先帝聚士以学，教人以经，三舍科条固已精密，宜一切仍旧。因是深诋先生，谓不宜使在朝廷”）。

　　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为宗社生灵长久之计，惟是辅养上德。而辅养之道，非徒涉书史，览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离正人，乃可以涵养熏陶，成就圣德。今间日一讲，解释数行，为益既少。又自四月罢讲，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谓俟初秋，即令讲官轮日入侍，陈说义理。仍选臣僚家十一、二岁子弟三人，侍上习业。且以迩英迫隘暑热，恐于上体非宜，而讲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悦怿。请自今，一月再讲于崇政殿，然后宰臣、史官入侍，余日讲于延和殿，则后楹垂帘，而太皇太后时一临之。不惟省察主上进业，其于后德，未必无补。且使讲官欲有所言，易以上达，所系尤大。又讲读官例兼他职，请亦罢之，使得积诚意以感上心。皆不报。

　　八月，差兼判登闻鼓院。先生引前说，且言入谈道德，出领诉讼，非用人之体，再辞不受（见《文集》。杨时曰：“事道与禄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优其禄，令兼数局，如鼓院、染院之类，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为讲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职，则固辞。盖前日所以不仕者为道也，则今日之仕，须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禄也。然后世道学不明，君子辞受取舍，人鲜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为非，而先生之辞，人亦不以为是也）。

　　二年，又上疏论延和讲读垂帘事，且乞时召讲官至帘前，问上进学次第。又奏迩英暑热，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宽凉处讲读。给事中顾临以殿上讲读为不可，有旨修展迩英阁。先生复上疏，以为修展迩英，则臣所请遂矣。然祖宗以来，并是殿上坐讲，自仁宗始就迩英，而讲官立侍，盖从一时之便耳，非若临之意也。今临之意，不过以尊君为说，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为是，则误主上知见。臣职当辅导，不得不辨。

　　先生在经筵，每当进讲，必宿斋预戒，潜思存诚，冀以感动上意（见《文集》）。而其为说，常于文义之外反复推明，归之人主。一日当讲“颜子不改其乐”章。门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将何以为说？及讲，既毕文义，乃复言曰：“陋巷之士，仁义在躬，忘其贫贱。人主崇高，奉养备极，苟不知学，安能不为富贵所移？且颜子，王佐之才也，而箪食瓢饮；季氏，鲁国之蠹也，而富于周公。鲁君用舍如此，非后世之监乎？”闻者叹服（见胡氏《论语详说》），而哲宗亦常首肯之（见《文集》）。不知者或诮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于此尽心竭力，而于何所乎？”上或服药，即日就医官问起居（见《语录》），然入侍之际，容貌极庄。时文潞公以太师平章重事，或侍立终日不懈，上虽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问先生曰：“君之严，视潞公之恭，孰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职辅导，亦不敢不自重也（见《邵氏见闻录》）。”尝闻上在宫中起行漱水，必避蝼蚁。因请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诚恐伤之耳。”先生曰：“愿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则天下幸甚（见《语录》）。一日，讲罢未退，上忽起凭槛，戏折柳枝。先生进曰：“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上不悦（见马永卿所编《刘谏议语录》。且云：“温公闻之，亦不悦。”或曰：“恐无此事”）。所讲书有“容”字，中人以黄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讲罢，进言曰：“人主之势，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过甚而骄心生尔。此皆近习辈养成之，不可以不戒。请自今旧名、嫌名皆勿复避（见《语录》）。”时神宗之丧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贺。先生言节序变迁，时思方切，请改贺为慰。及除丧，有司又将以开乐致宴。先生又奏请罢宴，曰：“除丧而用吉礼，则因事用乐可矣。今特设宴，是喜之也（见《文集》）。”尝闻后苑以金制水桶，问之，曰：“崇庆宫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则吾不敢不谏。”在职累月，不言禄，吏亦弗致，既而诸公知之，俾户部特给焉。又不为妻求邑封。或问之，先生曰：“某起于草莱，三辞不获而后受命。今日乃为妻求封乎（见《语录》）。”经筵承受张茂则尝招诸讲官啜茶观画。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识画。”竟不往（见《龟山语录》。或云：“恐无此事”）。文潞公尝与吕、范诸公入侍经筵，闻先生讲说。退，相与叹曰：“真侍讲也。”一时人士归其门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论议褒贬，无所顾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雠，与其党类巧为诋谤（见《龟山语录》、《王公系年录》、《吕申公家传》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按：苏轼奏状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尝假以辞色。”又按：侍御史吕陶言：“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而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是时，程颐言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却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今已贺赦了，却往吊丧，于礼无害。’苏轼遂以鄙语戏程颐，众皆大笑。结怨之端，盖自此始。”又《语录》云：“国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馔。子瞻诘之曰：‘正叔不好佛，胡为食素？’先生曰：‘礼，居丧不饮酒，不食肉。忌日，丧之余也。’子瞻令具肉食，曰：‘为刘氏者左袒。’于是范醇夫辈食素，秦、黄辈食肉。”又鲜于绰《传信录》云：“旧例，行香斋筵，两制以上及台谏官并设蔬馔，然以粗粝，遂轮为食会，皆用肉食矣。元佑初，崇政殿说书程正叔以食肉为非是，议为素食，众多不从。一日，门人范醇夫当排食，遂具蔬馔。内翰苏子瞻因以鄙语戏正叔。正叔门人朱公掞辈衔之，遂立敌矣。是后蔬馔亦不行。”又《语录》云：“时吕申公为相，凡事有疑，必质于伊川。进退人才，二苏疑伊川有力，故极诋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酢为某官，苏右丞沮止，毁及伊川。宰相苏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颂观过其门者，无不肃也。’”又按：刘谏议《尽言集》亦有异论，刘非苏党，盖不相知耳）。

　　一日赴讲，会上疮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诣宰臣，问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请问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悦。而谏议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污下憸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腾口间乱，以偿恩仇，致市井目为五鬼之魁，请放还田里，以示典刑。

　　八月，差管勾西京国子监（见旧《实录》。又《文仲传》载吕申公之言曰：“文仲为苏轼所诱胁，其论事皆用轼意。”又《吕申公家传》亦载其与吕大防、刘挚、王存同驳文仲所论朱光庭事，语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伉直称，然惷不晓事，为浮薄辈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为小人所绐，愤郁呕血而死。”按：《旧录》固多妄，然此类亦不为无据，《新录》皆删之，失其实矣。又《范太史家传》云：“元佑九年，奏曰：‘臣伏见元佑之初，陛下召程颐对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说书，天下之士皆谓得人，实为稀阔之美事。而才及岁余，即以人言罢之。颐之经术行谊，天下共知。司马光、吕公著皆与颐相知二十余年，然后举之。此二人者，非为欺罔以误圣聪也。颐在经筵，切于皇帝陛下进学，故其讲说语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与人相接，不为关防，未习朝廷事体，而言者谓颐大佞大邪，贪黩请求，奔走交结，又谓颐欲以故旧倾大臣，以意气役台谏，其言皆诬罔非实也。盖当时台谏官王岩叟、朱光庭、贾易皆素推服颐之经术，故不知者指以为颐党。陛下慎择经筵之官，如颐之贤，乃足以辅导圣学。至如臣辈，叨备讲职，实非敢望颐也。臣久欲为颐一言，怀之累年，犹豫不果。使颐受诬罔之谤于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无愧也。今臣已乞去职，若复召颐劝讲，必有补于圣明，臣虽终老在外，无所憾矣’”）。先生既就职，再上奏乞归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说书得朝官。今以罪罢，则所授官不当得。”三年，又请，皆不报。乃乞致仕至再，又不报。五年正月，丁太中公忧去官。

　　七年服除，除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王公系年录》云：“元佑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进呈，程颐服除，欲与馆职判检院。帘中以其不靖，令只与西监，遂除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初颐在经筵，归其门者甚盛，而苏轼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党、蜀党之论。二党道不同，互相非毁，颐竟为蜀党所挤。今又适轼弟辙执政，才进禀，便云：“但恐不肯靖。帘中入其说，故颐不复得召”）。先生再辞，极论儒者进退之道（见《文集》）。而监察御史董敦逸奏，以为有怨望轻躁语。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宫（见《旧录》）。未拜，以疾寻医。

　　元佑九年，哲宗初亲政，申秘阁西监之命。先生再辞不就（见《文集》）。绍圣间，以党论放归田里。

　　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编管（见《实录》）。门人谢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孙与刑恕之为尔。”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责，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见《语录》）？元符二年正月，《易传》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峡州。四月，以赦复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见《曲阜集》），还洛（《记善录》云：“先生归自涪州，气貌容色髭发，皆胜平昔”）。十月，复通直郎，权判西京国子监。先生既受命，即谒告，欲迁延为寻医计，既而供职。门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则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盖已决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后唯吾所欲尔（见《文集》、《语录》。又刘忠肃公家《私记》云：“此除乃李邦直、范彝叟之意”）。”建中靖国二年五月，追所复官，依旧致仕（前此未尝致仕，而云依旧致仕，疑西监供职不久，即尝致仕也。未详）。

　　崇宁二年四月，言者论其本因奸党论荐得官，虽尝明正罪罚，而叙复过优（已追所复官，又云叙复过优，亦未详）。今复著书，非毁朝政。于是有旨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其所著书，令监司觉察（《语录》云：“范致虚言程某以邪说诐行，惑乱众听，而尹焞、张绎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体究，尽逐学徒，复隶党籍”）。先生于是迁居龙门之南，止四方学者曰：“尊所闻，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门也（见《语录》）。”

　　五年，复宣义郎，致仕（见《实录》）。时《易传》成书已久，学者莫得传授，或以为请。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觊有少进耳。”其后寝疾，始以授尹焞、张绎（尹焞曰：“先生践履尽《易》，其作《传》只是因而写成，熟读详味，即可见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传》，求先生之学者，观此足矣。《语录》之类，出于学者所记，所见有浅深，故所记有工拙，盖未能无失也。”见《语录》）。

　　大观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见《实录》）。于疾革，门人进曰：“先生平日所学，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视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寝门而先生没（见《语录》。一作门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党事起，不与先生往来。及卒，亦不致奠”）。

　　初，明道先生尝谓先生曰：“异日能使人尊严师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后学，随人材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见《语录》。侯仲良曰：“朱公掞见明道于汝州，逾月而归，告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杨中立来见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顾曰：“二子犹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则门外雪深尺余矣。其严厉如此。晚年接学者，乃更平易，盖其学已到至处，但于圣人气象差少从容尔。明道则已从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于元佑间，则不至有今日事矣’”）。先生既没，昔之门人高弟，多已先亡，无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尝谓张绎曰：“我昔状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盖与明道同。异时欲知我者，求之于此文可也（见《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学，本于至诚，其见于言动事为之间，处中有常，疏通简易，不为矫异，不为狷介，宽猛合宜，庄重有体。或说匍匐以吊丧，诵《孝经》以追荐，皆无此事。衣虽紬素，冠襟必整，食虽简俭，蔬饭必洁。太中年老，左右致养无违，以家事自任，悉力营办，细事必亲，赡给内外亲族八十余口。”又曰：“先生于书，无所不读，于事无所不能。”谢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处大事，必不动声色，指顾而集矣。”或曰：“人谓伊川守正则尽，通变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谢子曰：“陕右钱以铁，旧矣，有议更以铜者，已而会所铸子不逾母，谓无利也，遂止之。伊川闻之曰：‘此乃国家之大利也。利多费省，私铸者众，费多利少，盗铸者息。民不敢盗铸，则权归公上，非国家之大利乎？’又有议增解盐之直者。伊川曰：‘价卑则盐易泄，人人得食，无积而不售者，岁入必倍矣。增价则反是。’已而果然。司马公既相，荐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将累人矣。使韩、富当国时，吾犹可以有行也。及司马公大变熙、丰，复祖宗之旧，伊川曰：‘役法当讨论，未可轻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数年纷纷不能定。由是观之，亦可以见其梗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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