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复兼摄通商大臣折|曾国藩

议复兼摄通商大臣折

　　（同治元年六月初六日）

　　奏为遵旨筹议，恭折复陈，仰祈圣鉴事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九日，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五月十七日奉上谕：

　　前因薛焕熟悉外国情形，谕令以头品顶戴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并叠谕将洋人协剿诸事，会商新署巡抚李鸿章妥为经理。兹据薛焕奏，南洋通商各口事，隶将军、督、抚监督办理。若专设大臣统辖，地方较多，鞭长莫及，事势亦多格碍。该大臣稽察税务，多属具文。而一切办公经费，以及书吏、差役等项经费，均需添设。糈禄虚糜，于事无益。请即裁撤，各归本省督、抚、将军经理。并片陈：长江通商，事属创始。必须平时勋望隆重，乃能慑服远人。请于官文、曾国藩特简一员兼领其事各等语。南洋通商大臣，本系道光年间经耆英等议定设立，以为交涉事件，在外商办之计。迨英、法各国公使驻京后，一切紧要之件，均由总理衙门办理。其余关税事务，则由管关之监督道员，会同各国领事官经理，仍由该省将军、督抚稽察，已足以资控驭。上海虽为各国汇集之所，而所设只有领事官。若该道办理得宜，巡抚妥为稽察，则诸务已有责成。所请裁撤之处，洵为因时制宜。钦差大臣，本系改为两江总督兼摄。曾国藩威望远著，为外国人所慑服。长江通商事务，由该大臣经画，自能措置合宜。惟前因曾国藩办理军务，在江面布置，昕夕不遑。若再任以通商事务，非所以示体谅。现在江面肃清，应如何妥为兼筹之处，即着酌量情形，迅速具奏。薛焕所称南省宜以督抚兼领。其驻扎之地，须离洋人稍远，办理方可顺手。倘李鸿章驻镇以后，能否兼顾无误，曾国藩从前曾经议及，并着一并详筹奏闻等因。钦此。

　　仰见皇上循名责实、因时变通之至意。臣才识凡庸，于西洋通商事宜，尤未谙究。第就各省海口论之，则外洋之通商，正与内地之盐务相同。通商系以海外之土产，行销于中华。盐务亦以海滨之场产，行销于口岸。通商始于广东，由闽、浙而江苏，而山东，以达于天津。盐务亦起于广东，由闽、浙而江苏，而山东，以达于天津。通商之有五口大臣、三口大臣，犹盐务之有两淮盐政、长芦盐政也。通商之有监督关道，犹盐务之有运司盐道也。通商之综，汇于总理衙门，犹盐务之综，汇于户部也。通商惟长江交易最广，以汉口为都会，亦犹盐务惟两淮引地最广，以汉口为都会也。今薛焕请裁南洋通商大臣，归并地方，亦犹道光十年陶澍请裁两淮盐政，归并总督也。以南洋之广，设一大臣统辖江、楚、苏、浙、闽、粤六省数千里之远。薛焕所称鞭长莫及，诚属实在情形。所有广东、福建、浙江三省，应遵此次谕旨，即由监督道员经理，将军、督、抚稽察，已足以资控驭。至长江深入腹地，路远事繁，臣窃以为当分别办理。自轮船入鄂以来，洋人踪迹，几遍沿江郡县，或传教于僻壤，采茶于深山。违一言而嫌隙遽开，牵一发而全神俱动。关道以洋人恃其凶横，而不敢谁何。督抚以洋务非其专责，而不肯深究。势必至睚眦小忿，皆取决于总理衙门。道途太远，后患孔长。

　　且立法之初，当规久大之计。柔远之事，必择专精之人。今日求一二精于洋务者，尚难其选，而谓此后数十百年，沿江两督四抚，一一求精于洋务者而为之，岂可得哉？臣愚谓此缺似不可裁。宜改为长江通商大臣，专办滨江四省中外交涉事件。或驻镇江、金陵，或驻汉口、九江，添设官属书役若干，廉俸经费若干，应请敕下总理衙门会同该部核议。其汉人洋人之大小词讼，在沪、在鄂之正、子各税，何者由通商大臣专决，何者归总理衙门核复，亦应与驻京公使熟议。其北洋三口通商，事同一律，均宜讨论职掌，永定章程。区区愚见，盖为数省计久长，非为一人图推诿也。

　　至两江总督一缺，统辖三省，文武兼管。漕、河两端盐务，又其专责。即在承平之际，干济之才，已觉竭蹶不遑。况以微臣迂钝之质，又值发逆糜烂之余，夙夜忧惧，颠踬实在意中。不敢因偶尔之战胜，倘来之虚名，遂自忘其丑陋。军务未竣之前，臣实不能兼办通商事件。署抚臣李鸿章资望尚浅。军事方殷，亦于洋务不甚相宜。伏求皇太后、皇上曲赐鉴谅，臣等幸甚。

　　倘蒙天恩另设长江通商大臣，则所辖地方，有关涉洋务者，臣仍当悉心筹画。公家之利，知无不为。昔年两淮盐政未裁之前，江督亦有缉私督运之责，湖广亦有查引督销之责。今于通商，推其意以行之。官文总理于上游，臣则稽查于下游，不敢因别有专员，遂尔置身事外，上负圣主委任之意。所有遵旨迅速筹议缘由，恭折由驿六百里复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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