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王璞山咸丰三年八月二十日

与王璞山咸丰三年八月二十日

　　仆于十六日到家，身染小恙，比已全愈。每念天下大局，极可伤痛。桂东之役，三厅兵寻杀湘勇于市，足下所亲见也。江西之行，镇筸兵杀湘勇于三江口，伤重者十余人。七月十三、八月初六省城两次兵噪，执旗吹号，出队开仗，皆以兵勇不和之故。七月二十四，临庄诸君遇难，亦以镇箪、云贵兵见贼逃溃，危败不救，遂致斯痛。盖近世之兵，孱怯极矣，而偏善妒功忌能，懦于御贼，而勇于扰民，仁心以媚杀己之逆贼，而很心以仇胜己之兵勇。其仇勇也，又更胜于仇兵。

　　曩者己酉，新宁李沅发之变，乡勇一跃登城，将攻破矣！诸兵以鸟枪击勇坠死，遂不能入。近者兵丁杀害壮勇之案，尤层见叠出，且无论其公相仇杀，即各勇与贼事殷之际，而各兵一不相救，此区区之勇，欲求成功，其可得耶？不特勇也，即兵与兵相遇，岂闻有此营已败，而彼营冒险往救者乎？岂闻有此军饿死，而彼军肯分一粒往哺者乎？仆之愚见，以为今日将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而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自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

　　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目今江西已有楚勇二千，湘勇一千，颇有和翕相卫之象，而自临庄诸君殉难以来，仆日夜忧虑，深恐吾岷、石、罗、筠诸兄无以取胜而立于万全之地，且以贼氛数万之众，而吾勇仅有四千，亦无以壮其魄而树厥威。拟请再练勇六千，合成一万之数，概归岷樵、石樵二君子统领，其经费一面劝捐，一面由藩库提取数万金应用，以此入奏，宜蒙俞允，不识足下以为然否？

　　前者石樵刺史临发之时，曾为一书致足下，请提左营之师，同为援江之行。仆以郴、桂之民，方喁喁焉望湘勇驻彼，如婴儿之依倚慈母，是以留足下防郴，而沉石兄之书，不以达诸左右。今闻临庄、春池诸君之难，又甚悔仆之浅虑，不早致足下之师于江西也。然湘勇十九始抵江省，去二十四之役仅五日耳。假使足下果得石兄之信，亦不能飞越而遽达也。

　　储石友之为人，仆取其诚朴而有忠义之气，与足下宜相针芥。又有守备周凤山者，闻胆勇过人，亦知大义。昨令其由永州带勇三百余赴足下新宁之援，比想二处之勇皆已到矣。足下为我细细究察周守备，果可引为吾党之助否？储君纵才或稍不恢闳，然自是忠节之人，仆已深信之矣。惟周守备则未深知，如其可倚为心腹，则望足下与之深相结纳，或以渠所带三百之勇，令其添为三百六十，合仆所定之营制。储石友所带之二百六十，亦令再添湘人一百，合仆营制。而足下与储君阴为物色豪杰可共大义者，储以为各营之将。

　　若尊处果成三营，合之塔参将守醴陵之二营，邹岳屏守浏阳之一营有奇，及舍弟衡州之营，则已将近三千矣。渐充渐广，足成六千，殆亦非难。斯议果行，则今冬训练可成。如江西贼尚未退，则全赴江西，陆续前往与之血战；若其悉退，则径赴江南，驰逐河北，誓不与此贼俱食息于天地之间耳。鄙见如此，一以为岷、石，罗、筠诸君谋万全，一以为国家大局。反复思维，非此殆无一二千人可联为一气者也。兹特专函与足下熟商，足下如不以为然，则求即赐复示；如以为可，则求一面专使至江西商办，一面阴筹一切，或军事稍暇，能来衡州与仆面议曲折，尤所企望。如不得隙，不宜轻动，惟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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