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经学概论讲义

经学概论讲义

　　第一章总论

　　孔子以前，有《易》、《书》、《诗》、《礼》、《乐）《春秋》诸书。而未有经名。《礼记》有《经解篇》。其所举之经凡六。曰：“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絮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此篇记以为孔子之言，虽未必然，要不失为七十子后学之说。《庄子·天下篇》亦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所述者，盖儒家之恒言；是战国时，“六经”之名固已确立矣。此“六经”中，《诗》、《书》、《礼》、《乐》皆古代之遗文。百家诸子多称《诗》、《书》，《礼）《乐》独为儒家所传。《荀子》屡云：“隆《礼》、《乐》而杀《诗》、《书）”《庄子》云：“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易》为卜筮之书。《春秋》为鲁国史，孔子以前，其行世不及《诗》、《书》、《礼》、《乐》之广。儒家以孔子赞《易）修《春秋》，遂尊之为经。故《诗）

　　《书》、《礼》、《乐》者。古代之公学！亦儒家之外学也；《易》、《春秋》者！儒家之专学，亦其内学也。其尊之为经者，以皆孔子手定之故。儒家谓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以经圣人手定，故谓之经。六经亦谓之六艺。汉初，《乐经》先亡，故又称五经。古所谓经，皆不出此六者。其馀孔子之言，为门人所记者，如《论语》、《孝经》，均不在六经数。二书汉人皆谓之传。《尔雅》为释经之书，亦传之一也。《孟子》则与《荀子》并在诸子之列。其后《周官》、《礼记》，以附于《礼》而称经。《左传》、《公羊》、《榖梁传》，以附于《春秋》而称经。唐以后，遂有“九经”之目。而《论语》、《孝经》、《尔雅》则谓之“三传”，盖犹承汉人之旧。宋儒自《礼记》中别出《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称四书。亦犹汉人呼《论语》、《孝经》为传之意。然汉人于石经未刊《论语》，唐石经中并刊《论语》、《孝经》、《尔雅》，宋人补刊蜀石经，并及《孟子》。宋元以后，又有“十四经，兼《大戴礼》）、“十三经”之目。于是古人所谓传，皆得经名。然其初，本谓孔子手定之书，不可不知也。其所谓之经者，常也，谓可为后世常法者也。故诸子百家目其先师之书。亦谓之经。如墨家有《墨经》。道家谓老子之书为《道德经》，医家谓神农《本草》为《本草经》，黄帝《素问》为《内经》。其馀小小方技，如相牛、相马之属，亦各有经，甚至茶谱谓之《茶经》，酒谱谓之《酒经》，皆谓其先师之书，足以常为后世程式者，其与儒家称孔子之书为经之意，固不相远。故今可得下经之定义曰：“经者，孔子手定之书，足为后世常法也。”今当就经之次序，分别论之。

　　第二章《周易》

　　《易》之为书，自古有之。初伏羲氏画八卦，文王重之，为六十四卦。卦积六画而成，故每卦有六爻。卦有卦辞，爻有爻辞，相传亦文王所作也（或云《爻辞》周公作X故谓之《周易》。《易》之书，古代但以供卜筮之用。孔子晚而学《易》，乃作《彖》上下传以释卦辞，《象》上下传以释爻辞,又作《系辞》上下传，《文言》、《说卦》、《序卦》、《杂卦》诸传。以释其大义，谓之十翼。其书说阴阳消长之理。《系辞传》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郑玄赞《易》，以“变易”“不易”二语释之。变易者，《传》之所谓“穷则变”也；不易者，《传》所谓“通则久”也。天道如是，人事亦然。圣人推天道以明人事，而作此书，以为人事之准绳，占筮之用，其一端也。孔子《易》学，传之弟子商瞿。汉初传《易》者，有施、孟、梁邱三家。又有京氏、费氏，多以象数为说。魏王弼出，始纯以义理说之，然颇杂以老庄之说。唐以后，诸家说渐亡，而王弼注立于学官，流传至今。宋时程子颐作《程氏传》，亦说义理。朱子复参以象数，作《周易本义》。宋元以后，并立于学官。要皆得《易》之一端云。

　　第三章《尚书》

　　《书》谓之《尚书》者，以其为上古之书也。《书》始尧、舜，终秦穆公。相传孔子删《书》，定为百篇。至秦焚书，亡其七十二篇。伏生以所存二十八篇教于齐鲁之间。其篇名为：《尧典》（兼今之《舜典》）。《皋陶谟》（兼今之《益稷》）。《禹贡》、《甘誓》、《汤誓》、《盘庚》（兼今三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滕》、《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兼今康王之诰）。《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其后又益以《太誓》（《秦誓》），为二十九篇。伏生之传，为欧阳、大小夏侯三家，所谓《今文尚书》也。汉景帝时，鲁其王发孔子宅，于其壁中得《古文尚书》四十五篇，多于今文者十六篇。孔安国以今文读之，通其二十九篇，其十六篇无说，谓之《逸书》，遂亡于汉魏之间。时今、古文二学皆微，晋初乃有伪造孔安国《尚书传》者，析旧有之二十八篇为三十一篇（欧阳今文及马融、郑玄注古文已如此）。又易《泰誓》以伪《泰誓》三篇，又增出伪书二十四篇，共五十八篇，今所传本是也。唐时立于学官。宋时朱子弟子蔡沈作《尚书集传》，亦据伪孔安国本。元明以后，亦立于学官。自宋以来，儒者已疑《泰誓》及二十四篇之伪；历元明至清四代，遂为定论。其伪者亦魏晋间人搜辑古逸书所成！其言多有裨于政治道德！不可废也。其真者多纪帝王行事及君臣论治之语，实中国三千年来政治道德之渊源，亦中国最古之史也。

　　第四章《诗》

　　《诗》，大都周世之所作也。其采诸各国者，谓之风，有《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三者皆卫诗）。《王风》（周东都之诗）。《郑风》、《齐风》、《魏风》、《唐风》（晋诗）。《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凡十五国。其王朝所作，以美刺政事者，谓之雅；以祭先王及百神者，谓之颂。雅有《小雅》、《大雅》。颂有《周颂》又鲁为周公之后，宋为先代之后，皆得用天子礼乐，故其诗亦谓之颂焉。国风之诗，多民间歌谣，古人采之，以观风俗及政治之美恶。至于雅、颂，则多出于士大夫之手，或咏歌先王之德，或陈古以刺今，其言均可讽诵；而道德政治上之教训，亦多寓其中。其使人感发兴起，较《易》、《书》为深，故孔子屡令弟子学《诗》，以为教育之方术。《诗》出于孔氏者三百十一篇，其六篇无辞，故为三百五篇。汉兴，，《诗》者有鲁、齐、韩三家，至后世倶亡；《毛诗》稍后出而独存。今之《毛诗故训传》，汉毛苌所作也，汉末郑玄复为之笺。六朝以后，《毛诗》孤行。宋人始舍旧注而以新意说《诗》，朱子《诗集传》，其一也，朱子既殁，其书立于学官，人皆宗之。二者各有得失，未可偏废。

　　第五章《礼》

　　一、《仪礼》六经中之《礼经》，谓今之《仪礼》也。六朝以前，无“仪礼”之名，其书但谓之《1》。或据其首数篇，谓之《士礼》，或谓之《礼经》。或谓之《礼记》（非今之《礼记》。汉初高堂生所传者，凡十七篇：曰《士冠礼》，日《士昏礼》，日《士相见礼》，日《乡饮酒礼》，日《乡射礼》，日《燕礼》，曰《大射仪》，曰《聘礼》，曰《公食大夫礼》，曰《觐礼》，曰《丧服》，曰《士丧礼》，曰《既夕礼》（即《士丧礼》之下篇）！曰《士虞礼》，曰《特牲馈食礼》，曰《少牢馈食礼》，曰《有司彻》（即《少牢馈食礼》下篇）其中惟士礼稍备，天子、诸侯、大夫之礼多不具。盖孔子之时，已无完书。就其存者观之，其记诸礼节目，至缴至悉。经后往往有记，以补经之所未备。《丧服》一篇复有传，则为释经而作也。又汉时，鲁淹中得古文《礼》五十六卷，比高堂生所传增多三十九篇。然所增如《中霤礼》等，皆琐碎非十七篇之比，又无师说，故书亦不传。高堂生之传，其后为大、小戴氏及庆氏。及后汉郑玄以古文校十七篇，择其是者从之，并为之注，通行至今。宋儒于他经皆有注，独于此经则全用郑氏之说也。

　　二、《礼记》汉初有记百三十一篇，戴德所传八十五篇，戴圣传四十九篇。今之《礼记》即戴圣之本，其书多七十子后学所记，亦有秦汉人作，皆《礼经》之支流也。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大传》、《祭义》，皆释《礼经》之大义；如《奔丧》、《投壶》，说者以为《礼经》之逸篇。又如《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丧大记》、《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九篇皆属丧服，《郊特牲》、《祭法》、《祭统》诸篇皆属祭祀，皆《礼经》之附庸。其馀有属通论者，有属制度者，有属明堂阴阳者，有属子法者，皆足补《礼经、之不备；而《曲礼》、《内则》、《少仪》诸篇，又切于日用。故六朝以后，《礼经》学微而《礼记》遂昌。汉末，郑玄作《礼记注》。唐初，孔颖达等定《五经正义》，有《礼记》而无《礼经》，遂取《仪礼》而代之。宋朱子特取其中《大学》、《中庸》二篇，为之章句，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元陈濉作《礼记集说》，明初立于学官，然不及郑注远甚也。

　　三、《周礼》载周之官制，凡分六官《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冬官》篇亡，以《考工记》补之。六官官属共三百六十，其制与《诗》、《书》所载不尽相合，其书亦最晚出。汉刘歆始笃好之，于《七略》载其书，谓之《周官经》，王莽时立于学官。后汉初废，然民间颇有传习者。刘歆弟子杜子春始通其训诂。郑兴、郑众父子亦治此经。郑玄校以旧本，合三家说为之注。当时遂与《仪礼》、《礼记》并称三《礼》。实则为周时制度之书，与《礼经》无涉也。

　　第六章《春秋》

　　《春秋》本鲁史记之书，孔子修之。自鲁隐公元年，历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凡十公，讫于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盖本鲁史之旧，孔子加以笔削，以见一王之法，以寓褒贬。传《春秋》者五家，今存三家，左氏、公羊、榖梁是也。

　　一、《左氏传》《春秋左氏》传者，左邱明之所作也。昔人谓孔子将作《春秋》，与左邱明观其史记，为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邱明恐弟子各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故其书以史事为详，后世知春秋时事迹者，全赖此书。汉兴，张苍献之。司马迁作《史记》，多采其书。然汉人皆以为史书，不以为经说。后汉初立于学官，未几而废，然民间颇传习之。贾逵、服虔等并为之注。今所传者，晋杜预注也。魏晋以后，说《春秋》者皆以左氏为宗。

　　二、《公羊传》初，齐人公羊高受《春秋》于子夏，五世相传，其说皆口授。至汉景帝时，公羊寿始与其弟子胡母子都著于竹帛。同时董仲舒亦治公羊《春秋》，作《春秋繁露》以辅之子都，于是公羊之学大显。其传有严氏、颜氏二家之学，其书皆不传,专者后汉何休注也。公羊家说《春秋》，以为《春秋》非纪事之书，重义而不重事。《春秋》书法，字字皆有义例。凡时月日名字之异，皆求其所以然。于是设为科旨条例，至为烦赜，亦颇有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何休之注，虽成于后汉之季，然用胡母生条例，及公羊先师之说，前汉《春秋》之学，惟此尚为全书。此学在两汉最显，至魏晋以后，左氏盛行，而公羊遂微。

　　三、《榖梁传》出于鲁人榖梁赤，比二《传》为晚出。汉时曾立于学官，然未凡而废。旧注皆不传，传者惟晋范宁注。六朝以后，其学亦微。

　　第七章《论语》

　　《论语》者，孔子弟子记孔子言行之书，弟子之言合于孔子者，亦附见焉。孔子生时，弟子已各有所记。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兴，传者有三家：《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二十二篇；《古论语》出孔子壁中，凡二十一篇。张禹初受《鲁论》，又受《齐论》，择善而从，别为《张侯论》，其书盛行于后汉。郑玄以《古论》校《张侯论》，用《鲁论》之篇次，采《古论》之文字，复为之注，顾其书（今敦煌所出，有唐人写郑注《论语》《述而》、《子罕》、《乡党》三篇）不传。魏时何晏作《集解》，其本亦与郑校本同，其注则兼采古今之说，六朝时立于学官。宋朱子出，复为《论语集注》，宋以后立于学官。《论语》多言立身行己之事，较六经之言经世者尤于人为切近，故历代皆以为通经之门户。汉人受经者，必先通《论语》、《孝经》，宋以后读五经者，必先受四书，皆以此也。

　　第八章《孝经》

　　《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之书。汉时亦有今文古文、今文十八章，古文二十二章。六朝时，今文《孝经》有郑氏注（或云郑玄所作），后有伪为古文孔安国传者，二书世多疑之。唐明皇因采旧说，自为之注（用今文本），唐时立于学官。宋朱子作《孝经刊误》，用古文本，然其书不行。

　　第九章《尔雅》

　　《尔雅》者，昔人荟萃训诂之书，其中以释《诗》、《书》为多。孔子之时已有此书。后人又有附益。汉时与《孝经》、《论语》并为初学之书。故刘向父子校书。列之“经”类中。汉人注者数家。后世皆亡。今唯晋郭璞注存。世以其为释经之书。故亦附之经后焉。

　　第十章《孟子》

　　《孟子）！本诸子之书！然汉文帝已立《孟子》博士，后乃罢之。后汉赵岐为之注。北宋末，席益补刻蜀石经，附《孟子》于后，为十三经。南宋初，邵武士人假孙奭之名，为赵注作疏，越州刊诸经疏，亦刊此疏，盖已跻于诸经之列。朱子复为之集注，列于四书。于是十三经之名，遂一定而不可易矣。

　　第十一章历代之经学

　　《史记》称孔子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六艺即“六经”，是孔子之门未有分经之事也。然商瞿传《易》，子夏传《诗》，曾子、子游特善于《礼》，是孔子门人于经既各有专长。其后如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荀子特隆于《礼》、《乐》，汉初诸儒，皆以一经名家，其设教也，先授《尔雅》及诸子书，次授《论语》、《孝经》，最后乃授一经。然其时诸大儒，无不兼通五经者。其后乃有今、古学之分。今学者，乃先秦以来师师相传之学，汉初皆立于学官，是为官学。古学则后出之古书，民间创通传习者也。二者各有家法，本不相谋。

　　后汉以后，古学渐盛，后有郑玄者，博通五经，兼综今古，于《易》、《书》、《诗》、三《礼》、《论语》，皆为之注，学者宗之。于是两汉今古二家之学，渐微而亡。同时王弼之《易注》，伪托之孔安国《尚书传》，杜预之《左传集解》，亦与郑氏之书并行于世。至南北朝学者，乃复为此种经注作释，谓之义疏，亦谓之正义。唐有天下，令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于《易》用王弼注，《书》用孔安国传，《诗》用郑氏《毛诗笺》，《礼记》用郑氏注，《春秋左氏传》用杜预注。均采前人旧疏，为之正义。于是此五注者，遂为官学正本。

　　其后贾公彦撰《周礼》、《仪礼》二疏（皆用郑注），杨士勋撰《榖梁传疏》（用范宁集解），徐彦撰《公羊疏》（用何休注），于是九经皆有正义。而《论语》有梁皇侃旧疏（用何晏集解），《孝经》有元行冲疏（用明皇御注），《尔雅》有孙炎、高琏二疏（皆用郭璞注）。至宋真宗对，命那房校定《论语》、《孝经》、《尔雅》三疏。合贾氏《周礼》、《仪礼》二疏，杨氏《榖梁疏》，徐氏《公羊疏》刊布之，谓之《七经正义》，以继孔颖达《五经正义》之后，以是亦为官学正本。唐时学者，皆谨守旧注，无敢出入。宋刘敞、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始以新意说经。同时周敦颐、程颢颐兄弟、张载、邵雍等，复为心性之学，至朱子而集其大成。朱子于《易》作《本义》，于《诗》作《集传》，唯《尚书》注未成，以授其门人蔡沈，沈作《集传》。朱子又作《四书集注》，皆与汉魏以来旧注不同。其说义理或校旧注为长。其后朱子之书，尽立于学官。明以后，《春秋》亦用胡安国传，《礼记》用陈濉集说。于是五经旧注，皆遏而不行。

　　明永乐中，作《五经大全》，为宋元经注之义疏，犹唐宋之《五经正义》、《七经正义》为汉魏经注之义疏也。元明二代，笃守宋注，与唐人之笃守旧注无异。有清一代，其取士虽仍用宋注，然亦兼采旧说。学者著书，尤多发明汉学。其于诸经各有专家：于《易》，则由虞翻以上溯孟氏；于《书》，则古学求诸马、郑，今学求之欧阳、大小夏侯,于《诗》，兼采齐、鲁、韩。而陈氏奂之《毛诗传疏》、孙氏诒让之《周礼正义》、胡氏培晕之《仪礼正义》、陈氏立之《公羊义疏》，其精博均在六朝唐人义疏之上。至郝氏懿行之《尔雅义疏》，虽释郭注，其识并驾郭氏而上之。缘有清一代，考证之风大盛，穷经之方法既定，又得小学、史学之助，故其于经学之成功，实非元明之所能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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