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蒙古札记

蒙古札记

　　塔纳

　　塔纳，《秘史》旁注及译文均云“大珠”，即今东珠也。东珠之名起于近世，然中国汉魏时已知之。鱼豢《魏略》云：“扶余出大珠，如酸枣。”（《太平御览》卷入百二引）《魏志》及《后汉书·东夷传》并袭其文。《辽史·食货志》“铁离秣鞮、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虎、胶鱼之皮，牛羊驼马毳厨物，来易于辽者，道路觸属。”且由契丹入宋。宋人甚重之，谓之北珠，然惟宫禁用之，民间买卖有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九）。“元丰三年。李承之权三司使。有商人违禁货北珠，乃为贵主所售，狱久不决。承之曰：“朝廷法令畏王姬乎。遂命取之。”至徽宗朝，北珠尤多入中国。《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中国崇宁之间，漫用奢侈，宫禁竞尚北珠。北珠者，自北中来榷场相贸易。天祚知之，始欲禁绝，其下谓中国倾府库以市无用之物，此为我利，而中国可以困。因恣听之。而天祚亦骄汰，遂从而慕尚焉。北珠美者大如弹子，而小者若桐子，皆出辽东海汊中。每八月望，月色如昼，则必大熟。而北方冱寒，九十月则坚冰厚已盈尺，凿冰没水而取之，人已病焉。又有天鹅能食蚌，则珠藏其嗉。又有俊鹘号海东青，能击天鹅。人以俊鹘而得天鹅，则于其嗉得珠焉云云。”案近世东省采珠，率以四月往，八月还。此凿冰采珠及得之天鹅嗉中之说，恐皆出传闻之误。惟北珠自此多输入中国，则事实也。及宋白海上与金人交通，金亦以北珠相遗。

　　《续通鉴长编》（四百四十二）：“重和元年闰九月，阿骨打发渤海人李善庆、熟女真散都、生女真勃达三人，赍国书并北珠、生金、貂革、人参、松子同马政等来。”故北宋之季，藏珠最富。然《宣和录》（《北盟会编》九十七引）记：“靖康之变，虏人入内，径取诸库珍珠四百二十三斤，玉六百二十三斤，珊瑚六百斤，玛瑙一千二百斤，北珠四十斤，西海夜明珠一百三十个。”亦未免夸大其辞。观《大金吊伐录》（一）：“天会四年正月，宋主致谢书，别幅有珍珠蹙圈夹袋子一副。注：上有北珠二十三颗，麻调珠全。”又：“宋主遣李税持宝物折充金银书，有珍珠束带一条。注：上有北珠二十五颗。”北珠独记颗数，则其珍贵可知，似库中不应有四十斤之多也。南渡以后，宫禁势家犹有此物，盖又新自榷场输入者。

　　《癸辛杂志记》：韩彦古以白玉为小合，满贮北珠遗范西叔。”又记：“韩平原诛后，斥卖其家所有之物，至于败衣破絮，亦各分为小包，包为价若干。时先妣漫以数券得一包，则皆妇人敝鞋也。方恚恨，欲弃之，疑其颇重，则内藏大北珠二十粒。”是南宋富贵家亦有此物，不独宫禁也。金时尽有产珠之地，故官自采捕，《金史·海陵纪》：天德四年十一月辛丑，买珠于乌古迪烈部及蒲与路，禁民间私相贸易，仍调两路民夫采珠一年。”

　　又《世宗纪》：大定九年七月，罢东北路采珠。”故金之末年藏珠为最多。《世戚徒单四喜传》：正大九年制旨取宫中宝物，马蹄金四百枚，大珠如栗黄者七千枚。”此珠之入中国者也。其输入塞外诸部及西方诸国者，如《秘史》所载：塔塔儿有塔纳秃款只列。”（大珠衾）“畏吾儿亦都护以塔纳思入贡。”太宗时，西方之报达国，亦“令岁贡塔纳思”，盖金时回回商人转贩至彼。然报达之塔纳思，恐系西海所产珠之大者，蒙古人漫以东方塔纳之名名之耳。蒙古初年，此珠之用尤广。《辕耕录》（卷三十）云：“只孙宴服！贯大珠以饰其肩背膺间！首服亦如之。”

　　故《元史》列传中亦谓只孙服为珠衣。至元之叔季，此物似已渐少，杨瑀《山居新话》载：“伯颜太师利阔阔歹平章家所藏答纳环子。”又记：“至元间伯颜太师擅权，典瑞院都事口口建言，宜造龙风牌以宠异之，三珠以大答纳嵌之，饰以红刺鸦忽杂宝，牌身脱钹元德上辅功臣号字，嵌以白玉。此牌计直数万定，事败毁之，即以珠物给原主，盖厥价尚未酬也。”夫以一牌之直至数万定，除去红刺鸦忽，其三珠之价，至少当得一二万定。则其时此珠已不甚多，盖终元之世未尝开采也。

　　烧饭

　　《秘史》记成吉思汗、王罕与乃蛮将可克薛兀撤刺黑对陈于巴亦答刺黑别勒赤。逮夜，王罕移营去。天明，成吉思看王罕立处无人，曰：“他将我做烧饭（蒙文土兀食连）般撇了。”烧饭之语，颇为费解。《亲征录》译此语曰：“彼辈无乃异志乎？”拉施特哀丁则曰：“我今在火坑中而王罕弃我。”皆夫其解。屠敬山乃以蒙古俗旅行辄掘新灶，不用旧灶解之，亦非也。烧饭本契丹女真旧俗，亦辽金时通语。《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契丹主既死，则设大穹庐，铸金为象，朔望节忌辰日辄置祭，筑台高逾丈，以盆焚食，谓之烧饭。”（原注，正史载此事于《契丹传》，《实录》同）《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女真死者，埋之而无棺椁。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所有祭祀饮食等物尽焚之，谓之烧饭。”此俗亦不自辽金始。

　　王沈《魏书》言“乌桓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采绳婴，并取死者所乘马衣服，皆烧而送之1《魏志·乌桓传》注引）然烧饭之名，则自辽金始，而金人尤视为送死一大事。《金史·镐王永中传》明昌二年正月，孝懿皇后崩。二月丙戌，掸祭，永中始至。辛卯，始克行烧饭礼。”而妃嫔亲王烧饭，天子往往亲与其礼。《后妃传》世宗元妃李氏，大定二十一年二月戊子薨。甲申，葬于海王庄。而申，上如海王庄烧饭。”《夔王允升传》：“贞祐元年薨。既殡，烧饭，上亲临奠。”其大臣贵戚死，则遣使为之烧饭。《张万公传》泰和七年薨。命依宰臣故事，烧饭赙葬。”

　　又《世戚乌古论元忠传》承安二年讣闻。上遣宣徽使白琬烧饭，赙物甚厚。”契丹女真并有此俗，蒙古亦当有之。故成吉思见弃于王罕，乃云“将我做烧饭般撇了”，犹言视我如刍狗也。《秘史》（卷二）有“合札鲁亦捏鲁”一语，旁注云：“地里烧饭祭祀。”足证蒙古亦有此俗，且其汉译烧饭一语，直至明初犹行于世也。满洲初入关时，犹有此俗。吴梅村《读史偶述》诗云：“大将祁连起北邙，黄肠不虑发邱郎，平生赐物都燔尽，千里名驹衣火光。”后乃以纸制车马代之，今日送三之俗，即辽金烧饭之遗也。

　　扫花

　　《秘史》蒙文（卷三）有“扫花”一语，旁译与文译并云“人事”。案扫花，元人亦云撤花，亦云撤和、人事，犹云人情也。汪水云诗“官军要讨撤花银”，所谓人事银也。

　　《山居新话》云：都城豪民，每遇假日，必以酒食招致省宪僚吏翘杰出群者款之，名曰撤和。凡人有远行者，至已午时以草料饲驴马，谓之撒和，欲其致远不乏也。”撒和亦与人事义近。此自与者方面言之也。至自取者、受者言之，亦可云撒花。《元典章》载中统纪元颁新政诏云凡事撤花等物，无非取给于民。”

　　《黑鞑事略》云：“其见物则欲，谓之撒花。”又云，“撤花，汉语觅也”。明译人事，兼包与、受二者言之，尤为切当。日本那珂博士译《元秘史》改为给事，则误矣。

　　安答

　　《秘史》记成吉思汗、札木合幼年初做安答时，互易髀石髅头，及攻克蔑儿乞，又互易带马，重新作安答。是安答云者，必以易物为订交条件。故《亲征录》注云：“安答，交友之物。”其诂致确也。此亦契丹旧俗。

　　《辽史·圣宗纪》：“上与斜轸于太后前易弓矢鞍马，约以为友。”（统和元年）又“与麻都骨世励易衣马为好（开泰四年）。与夷离毕兵部尚书萧世宁定为友契，以重君臣之好，同上）。《道宗纪》阻卜酋长余古赧及爱的来朝，诏燕王延禧相结为友。”（太安二年）与蒙古结安答之俗完全相似。则蒙古语中安答一语，或即自契丹语出也。

　　兀孙额不干

　　明译《秘史》，于种名、人名之句读，颇有差误。那珂博士日文译本是正殊多，然亦有未及改正者。如卷三，豁儿赤兀孙额不干阔阔搠思，明译误作豁儿赤兀孙（句），额不干（句），阔阔搠思（句）。那珂译本以豁儿赤兀孙额不千为句，阔阔搠思为句。实则豁儿赤为一人，兀孙额不干为一人，与阔阔搠思共为三人。观卷八九十五千户中，有豁儿赤，有许孙，即兀孙。又太祖敕语中，以豁儿赤为林木中万户，以兀孙额不干为别乞，名位各异，断不能视为一人。那珂氏误从明译句读，以豁儿赤兀孙为一人，乃不得不以九十五千户中之许孙当元史之哈散纳。屠敬山、柯学士皆从之。于是豁儿赤事迹，亦抵牾不可解矣。

　　赵官

　　《秘史续集》（一）谓“宋主为赵官，其名称殊不可解”。余案赵官者，赵扩之音伪，乃直斥宁宗御名也。金人辄直呼宋帝之名，如呼钦宗为赵桓，高宗为赵构，并见纪载。其呼宁宗亦然。

　　《金史·仆散揆传》云：朕以赵扩背盟，侵我疆埸。”又云：“赵扩闻之，料已破胆。”又云：“如使赵扩奉表称臣，（中略）亦可罢兵。”《内族宗浩传》云宋遣方信孺赍其主赵扩誓书宋。”是金人每谓宁宗为赵扩。蒙古人亦以金人所呼者呼之耳。

　　常仁卿

　　刘郁《西使记》记宪宗己未常德仁卿从皇弟旭烈西征事。常德之名，罕见纪载，惟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十二）。有题《常仁甫运使西觐纪行五言律二首》云九万鹏抟翼，孤忠驾使轺。功名元有数，风雪不知遥。抵北逾鳌极，维南望斗杓。胡生摇健笔，且莫诧东辽。”（自注，《五代史》有胡峤《陷虏记》）“三策条民便，逾年致节旄。梦惊羊胛日，险历幻人刀。碧怨坚昆异，黄金甲第高。白头书卷里，留滞敢辞劳。”西觐记即谓《西使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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