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

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

　　凡研究史学者，于某民族史，不得不依据他民族之纪载。如中国塞外民族，若匈奴、若鲜卑、若西域诸国，除中国正史中之《列传》、《载记》外，殆无所谓信史也。其次若契丹、若女真，其文化较进，记述亦较多，然因其文字已废除，汉人所编之辽、金二史外，亦几无所谓信史也。至于蒙古一族，虽在今日尚有广大之土地与行用之文字，然以其人民沉溺宗教，不事学问。故当时《纽察脱卜赤颜）《秘史》）与《阿儿坛脱卜赤颜》之原本，已若存若亡，反藉汉文及波斯文本以传于世。且其国文字创于立国之后，于其国故事，除世系外，殆无所记载，故此族最古之史料，仍不能不于汉籍中求之。而汉籍中所载金天会皇统间蒙古寇金及金人款蒙一事，在蒙古上世史中，自为最重大之事项。宋时记此事者有二专书，今虽并佚，而尚散见于他籍。其中宇文懋昭《大金国志》一种，传世尤广。

　　西人多桑作《蒙古史》于千一百四十七年，书蒙古忽都刺伐金，金与议和而退，与《国志》所记年岁相合，盖即本诸国志者也。嗣后，洪侍郎钧、屠敬山寄、柯学士劭态，皆参取宇文《国志》及多桑书以记此事。日本那珂博士迈世于《成吉思汗实录注》中引宇文氏书，但以宇文氏书中之“熬罗孛极烈”为蒙古之“合不勒罕”而非“忽都刺罕”。然其信宇文氏书，与诸家无异。余去岁草《辽金时蒙古考》，亦但就《国志》录之，当时虽未敢深信，顾未得其所本，姑过而存之，亦未加以辨证。嗣读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并记此事，而《要录》尤详，始知《续鉴》、《国志》皆本李氏。李氏记此事凡五条，次条无注，首条及后三条并注云：“出王大观《行程录》。”而李氏别撰《旧闻证误》，所引王大观《行程录》二条，语亦略同。

　　又李录记金人杀宇文虚中事，引征《蒙记》一条，云王大观《行程录》与之同，又云“二人皆北人，益知虚中死节无疑也”。知王大观乃金人，其人盖与于征蒙之役，因作《行程录》，与《征蒙记》为同时之作，故二书记事，往往互相表里。如赵珙《蒙鞑备录》所引蒙古称帝改元一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所引胜花都郎君北走、宇文虚中谋反二事，并与《行程录》同。顾《征蒙记》一书，徐氏《会编》、岳珂《捏史》、李氏《要录》、赵氏《备录》并引之，陈振孙《直斋书录》亦有其书，是宋末犹有传本。而《行程录》，则除李氏外，未有征引及之者。虽二书显晦之不同，然其记事则一也。然则此重大事项，有同时人之记述，又有二书互相羽翼，且《征蒙记》一书，又出于蒙古未兴以前，史料之可信，宜无过于此者。然细考二书之记事，乃全与史实不合，盖宋南渡初叶人所伪作而托之金人者。今集录其原文，——条辨之，于蒙古上世史之研究，不为无裨焉。

　　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六）：“绍兴五年（金天会十三年）是冬，金主亶以蒙古叛，遣领三省事宋国王宗盘提兵破之。蒙古者，在女真之东北，在唐为蒙兀部，其人劲悍善战，夜中能视，以鲛鱼皮为甲，可捍流矢。”（下略。原注以张汇《金虏节要》、洪皓《记闻》、王大观《行程录》参修《蒙古编年》谓之萌骨子，《记闻》谓之盲骨子，今从《行程录》）

　　二、同上（卷一百三十三）：“绍兴九年（金天眷二年）女真万户呼沙呼（此四库馆臣校改《大金国志》作胡沙虎，当是《要录》原文）北攻蒙古部（《国志》作盲骨子）粮尽而还。蒙古追袭之，至上京之西北，大败其众于海岭。”

　　三、同上（卷一百四十八）：“绍兴十三年（金皇统三年）三月，蒙古复叛金！金主亶命将讨之。初，鲁国王昌既诛，其子星哈都《大金国志》作胜花都。郎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与蒙古通，蒙古由是强取二十余团寨，金人不能制。”（原注：据王大观《行程录》。案《松漠记闻》达赉长子大伊玛被囚，遇赦得出，次子勖今为平章。皓以今年六月归，乃不见此事，未知孰的。今姑附见，更俟详考）

　　四、同上（卷一百五十五）：“绍兴十六年（金皇统六年）八月，金元帅兀术之未卒也，自将中原所教神臂弓弩手八万人讨蒙古。因连年不能克，是月，领汴京行台尚书省事萧博硕诺（《大金国志》作萧保寿奴）与蒙古议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团寨与之，岁遗牛羊米豆，且命册其酋鄂伦贝勒（国志》作熬罗孛极烈）为蒙古国王，蒙人不肯。，原注：据王大观《行程录》）

　　五、同上（卷一百五十六绍兴十七年（金皇统七年）三月，蒙古与金人始和，岁遗牛羊、米豆、绵絹之属甚厚。于是蒙古鄂伦贝勒乃自称祖元皇帝，改元天兴。金人用兵连年，卒不能讨，但遣精兵分据要害而还。”原注：此据王大观《行程录》。案《录》称岁遗牛羊五十万口，米豆共五十万斛，絹三十万匹，绵三十万两。恐未必如此之多。今削去其数，第云甚厚，更俟详考%

　　六、《旧闻证误》（卷四）：“皇统四年秋，元帅遣使报监军（原注：时监军者讨蒙古）曰：“南宋以重兵逼胁，和约大定，除措置备御，早晚兵到矣。至次年冬十月，元帅亲统大军十万众，水陆并集。，原注：出王大观《行程录》）案皇统四年甲子，本朝绍兴十四年也。前二年已分画地界矣，不知兀术何以历二年之久而后加兵于蒙古，恐必有误。

　　七、同上（卷四）：皇统七年春三月，国使还，蒙古许依所割地界，牛羊倍增。金国许赐牛羊各二十五万口，今又倍之，每岁仍赂絹三十万匹，绵三十万两，许从和约。，（原阙书名。四库本注云：当出王大观《行程录》）案本朝岁遗北人银、絹各二十五万匹、两，而北人遗蒙古乃又过之，恐未必然。

　　右所集七事，次条及末条李氏未注所出，余皆云“出王大观《行程录》”。然次条与一、三、四、五诸条相为首尾，自当同出一书。末条之出《行程录》，则有第五条注可证，馆本案语不为无根也。李氏于第三、第五、第六、第七诸条并有疑辞。第三条注，据洪忠宣《松漠记闻》疑鲁国王昌（即挞懒）子无胜花都其人。案《金史》纪传载挞懒二子，曰斡带乌达补，与挞懒同时被诛。而《记闻》所云“次子勖今为平章”者，据《金史》表传，乃挞懒之弟、而非其子，然则据《记闻》以驳此录，亦以五十步笑百步耳。惟因《记闻》不记此事，疑为虚诞，则极有理。案忠宣在金，颇周旋于悟室诸贵人之间，如挞懒果有子通蒙古，蒙古果有寇金事，忠宣不容不知。而忠宣记萌骨子挞懒事，并未及此，此与其所驳三、四、六、七诸条，均无可解答者也。顾记事之误，古人大抵有之，而必以此录为伪书者，尚有他说。

　　一、征蒙本事之无根也。据第一条，则天会十三年征蒙之役，主帅为领三省事宋国王宗盘。案《金史·熙宗纪》宗盘与宗翰宗干并领三省事在十四年三月，且《纪》及《宗盘传》并无征蒙事。又据第六条，则皇统四年征蒙主帅为监军某，考是时突合速与娄室子活女相继为元帅左监军，大臭为右监军，并见《金史》本传。而大臭方在汴行元帅府事，则征蒙之监军，非突合速即活女也。而突合速及活女《传》并无北征事。又据第四、第六两条，宗弼于皇统五年冬自将征蒙古，又即殂于是月（《录》虽未见宗弼之卒，然于皇统六年书“金元帅兀术之未卒也”云云，则六年已卒可知。《征蒙记》以为卒于五年十月，《北盟会编》、《系年要录》皆从之，其实卒于皇统八年。说见后），则卒于军中可知，而《金史》纪传并无此事。盖天眷皇统间，蒙古小小侵盗，事或有之。金主亮宣谕宋国信使副徐嘉等公文（见《北盟会编》卷二百二十九）云向来北边有蒙古鞑靼等，自东昏王（熙宗降封之称）时数犯边境。”洪适撰其父忠宣《行状》（《盘洲文集》卷七十四）载绍兴十二年，金人来取赵彬辈三十家。忠宣谓秦桧曰：“彼方困于蒙兀，姑示强以尝中国。”似《行程录》所记不为无因。然金亮宣谕之文，乃因背盟事决，故藉北征蒙鞑之名，以拒宋使入境，本不可据为典要，则洪忠宣之言亦不过一时折秦桧之辞，其作《松漠纪闻》亦但云“盲骨子与金人隔一江！尝渡江之南为寇！御之则返！无如之何”而已！岂有兴师十万，用兵数年，元戎老于行间，国力殚于养寇，而史官载笔，乃无一字及之者乎？此可断为伪者一也。

　　二、宗弼卒年之岐误也。宗弼之卒，《金史·熙宗纪》云“皇统八年十月辛酉”，本传不书月日，而系年则同。而宋人之书，如《北盟会编》、《系年要录》，皆系于绍兴十五年，即皇统五年，实本于《征蒙记》及此录。二者虽未易定其是非，然元人修《金史》时，《熙宗实录》虽亡，而金时所修国史尚有太祖、太宗、熙宗、海陵四朝《本纪》（见《滋溪文稿》卷二十五《三史质疑》），则《金史·熙宗纪》当本金国史之旧，与卫绍王、哀宗二《纪》无所凭藉者不同，其所记年月，自足依据。此录系之皇统五年，自为巨谬。且宗弼与宋定和约在皇统元年，乃至四年秋而始有发兵之书，既以四年发兵，而兵集乃在五年之冬,又既以兵集之月死，而又云“连年不能克”。种种矛盾，决非身在行间者之语。此可断为伪者二也。

　　三、人名、官名之附会也。录中人名，除兀术外，尚有胡沙虎、萧保寿奴二人，皆金熙宗时在汴京差除之官。《伪齐录》金人废刘豫后（天会十五年）以女真胡沙虎为汴京留守，又以契丹萧保寿奴兼行台尚书右丞相。”《金史·熙宗纪》天眷二年，以挞懒为行台左丞相，杜充为右丞相，萧宝邪律晖为行台平章政事。”又“皇统七年十月壬子，平章行台尚书省事奚宝薨”。案萧保寿奴、萧宝奚宝实系一人。《金史·太祖纪》天辅二年闰月，九百奚部萧宝率众来降。”是宝本奚人，故举其姓谓之“萧宝”，举其部族谓之“奚宝”。又奚与契丹种族最近，又久服属于契丹，故又谓之契丹萧保寿奴。是萧宝初为行台右丞相，后降为行台平章政事，至皇统七年卒官，初未尝领行台尚书省事，是时领行省者，实为宗弼。宗弼将死而勖继之，二人皆金之懿亲或尊属也。盖征蒙与乞和二事，本南人向壁虚造，乃借《伪齐录》中胡沙虎、萧保寿奴之名以资点缀。此可断为伪造者三也。此录记事，盖无一足信，更以之与《征蒙记》相参校，则愈明白矣。

　　《征蒙记》一卷，《直斋书录解题》云：“金人明威将军登州刺史李大谅撰。建炎巨寇之子，随其父成降金者也。所记家人（当作蒙人，因字形相近而误）跳梁，自其全盛时已不能制矣”云云。其书久佚，《北盟会编》引其书凡千五六百言，赵珙《蒙鞑备录》亦引其语，而《系年》《要录》及《捏史》所引，均在《会编》中，或转从《会编》录之。其书大抵与《行程录》相表里。今就《会编》所引者，疏通证明之。其作伪之迹尤为显著，条列如左：《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九十七）：“伪官李成男李大谅《征蒙记》曰：天眷元年，都元帅鲁国王闼辣总四辅南行府都统河南诸路军兵公事总督都元帅，大王四太子至今呼四辅。谕曰：“都元帅割三京与南宋，何缘不与吾计议？其中都元帅必有逆谋，欺罔国朝，恐与南宋别有异图，其理未当。尔等四辅，自今后都元帅府，应有行移军文字，如吾不在府第，无吾手押，不得承受回报。故来面谕尔等，切宜谨守，只待吾急赴国朝整会割还地土。是时大谅父咸在中山府，谓大谅曰：“今北狄猖獗，非吾所忧。吾虑者，都元帅兀术性刚，恐还朝有异议。又都元帅长男胜都花，引大族下骑兵及万户北入沙漠省亲，恐副元帅北征，相遇未便，吾虽走骑报知令回避，未知何如？次年，皇统元年，副元帅诏至行府，数都元帅南和宋好，包逆甚明，已将口贼诛废。有长男胜都花知罪惧诛，虏掠北道，分遣精骑追袭杀捕。王山言兀术之戕其叔挞懒也，帛练拉杀之，其家三百余口，皆以帛练拉杀，合焚其尸，屠其所居之地，三邨之人皆不留。”

　　案金时始任都元帅者，为太宗母弟杲，而宗翰继之。天会十三年，宗翰为大保，其位始虚。十五年七月，宗翰薨。十月，乃以元帅左监军挞懒为左副元帅，宗弼为右副元帅。至天眷二年七月，以右副元帅宗弼为都元帅，左副元帅挞懒为行台左丞相，是挞懒未尝为都元帅也。又宗弼白军中入朝，请诛挞懒，在天眷二年，此记以为元年，非是。至谓都元帅长男胜都花，引大族下骑兵及万户北人沙漠省亲，尤为不然。《金史·挞懒传》废刘豫时（天会十五年），挞懒与右副元帅宗弼倶在河南。明年（天眷元年）朝京师，及挞懒与宗磐谋反（天眷二年），出为行台左丞相。手诏慰遣，至燕，复与翼王鹘懒谋反。熙宗乃下诏诛之。挞懒自燕南奔追而杀之于祁州。”《宗弼传》亦言宗弼往燕京诛挞懒，挞懒自燕南奔，将南入于宋，追而杀之于祁州。祁州者，自燕入宋之道，非入沙漠之道。是挞懒获罪后，未尝北至沙漠，何以胜都花乃入沙漠省亲？惟张汇《金虏节要》谓挞懒初欲南归朝廷，不克，既而北走沙漠儒州望云凉甸（今直隶赤城县）。兀术遣右都监挞不也追而获之，下祁州元帅府狱。果如其说，则挞懒父子北走，当在宗弼往燕京图挞懒之后，不在其自军中入朝之时，何缘与之相遇乎？至熙宗天眷之元，共历三年，此以天眷元年之明年为皇统元年，尤为巨谬。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十五）：“金人李大谅《征蒙记》曰：皇统元年，副元帅兀术诛都元帅挞辣，以割河南还大宋，有逆谋。提兵过江，复取河南，四年回师，谓南北行府三帅曰：“吾顷因国有叛臣，结连南宋，自引军吊伐，问罪宋国。大军至亳州，由庐越淮，桥道阻遏车骑，吾心荧惑未决。忽淮阴二进士远来献陈平宋国策。时吾急遣龙虎阿鲁保二帅探路先行，韩常周柒骑兵至淮上，吾入盱眙，疑有重兵把路。龙虎使人报曰，淮南无一人一骑为备。已遣五千骑越淮，分守盱眙龟山，把截水陆两势造桥。吾大喜，昼夜兼行。至淮上，果桥成六座，分步骑径济淮源，占据运河，摆布斥候，细观南耗，东过淮阴，南至六合，西临昭信，昼夜不绝。因观宋室所立龟山城寨，临淮分势，就山为隘，若聚粮屯兵，此地据守，吾虽铁心，未敢轻举。但见空壁，吾心自恃，宋室虽有建城立势之心，而无聚粮据守之法。又观二进士所陈图策，淮南路盱眙至楚州，行路窄隘，左有长淮，右临河渠，粮道遥远，有过邵伯至山阳人骑回，惟是获到菱实、鸡头、莲子。闻诸军不避寒酷，踏泥打冻，决池涸港，掘藕拾菱，寻鱼摸蚌，又宰杀骡马，相兼为食，诸军饥苦之声，耳不忍闻，但虚心宽谕而已。

　　又诸军士云：辎重倶尽，有食奴婢者。又多言南军不测，要回淮上。惟吾心所料，南宋既修盱眙，此乃据山临水大利之势，尚无守法措置，安有智谋就吾敌也，决无渡江之理。吾独与萧平章计议，大言檄书于宋：“若从此约，请诣辕门计议。如敢违拒，水陆星电越江。萧平章南去，日视诸军饥心嗷嗷，忘失昼夜。龙虎阿鲁保言：“若南宋受檄，犹得半军回，若宋兵渡江，不击自溃。王曰：“尔论正与吾心同。吾西望粮音，南听萧信，心神不宁。，如此月余！忽萧平章跃骑走报。不觉喜感天神！与南使同来议：止淮为界。誓约定，南使回，吾班师回泗。点集兵马辎重，骡马依稀四分，奴埤十中无六七。惜哉，军机至此而不能决。若能决，无一人一骑得回也。吾私心用智，但一檄书下宋取捷，乃万世不传之上策。吾近因贼徒激恼气冲，吾守顺昌，箭疮发作，遇阴雨，痛连骨髓。忽承诏报，宇文国相连中外官守七十余员，欲乘边事未息及迁都之尤谋反，幸得万户司寇惟可也告首，捕获宇文等。请帅暂归朝议事，至五年（《会编》脱此二宇，据《要录》所引增）十月，宣到皇叔都元帅辽国王危笃亲笔，遗四行府帅曰：“吾天命寿短，恨不能与国同休。少年勇锐，冠绝古今。事先帝南征北讨，为大元帅左都监，行营号太予军。东游海岛，南巡杭越，西过兴元，北至小不到云城。今契丹汉儿侍吾岁久，心服于吾。吾大虑者，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闻张、刘、韩、岳例有不协，国朝之幸。吾今危急，虽有其志，命不可保。遗言于汝等，吾没后，宋若败盟，招贤用众，大举北来，乘势撼中原人心，复故土如反掌，不为难矣。吾分付汝等，切宜谨守，勿忘吾戒，如宋兵势盛敌强，择用兵马破之。若制御所不能，向与国朝计议，择用智臣为辅，遣天水郡王桓安坐汴京，其礼无有弟与兄争，如尚悖心，可辅天水郡王并力破敌，如此又可安中原人心，亦未深为国朝患害，无虑者一也。宋若守吾誓言，奉国朝命令，时通国信，益加和好，悦其心目，不数岁后，供需岁币，色色往来，竭其财赋，安得不重敛于民。江南人心奸狡，既扰乱非理，人情必作叛乱，无虑者二也。十五年后，南军衰老，纵用贤智，亦无驱使，无虑者三也。俟其失望，人心离怨，军势隳堕，然后观其举措。此际汝宜一心选用精骑，备具水陆，谋用才略，取江南如拾芥，何为难耶？尔等切记吾嘱。吾昔南征日，见宋用军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外无所畏。今付样造之。元帅死，赠大孝昭烈皇帝。”

　　案此节抵晤失实，亦与前同。兀术杀挞懒事，在天眷二年，而此以为皇统元年。兀术遣萧毅使宋，约与宋画淮为界，在皇统元年，宇文虚中之死在皇统六年（此本《金史·熙宗纪》及《虚中传》。《宋史》本传云：绍兴十四年，则为皇统四年。《行状》云：绍兴乙丑，则皇统五年也。《会编》、《要录》皆从之），而此并以为皇统四年。兀术之死在皇统八年，而此以为五年（《会编》、《要录》皆从之），此年岁之不合者也。萧毅使宋时，其官载于国书者，为行台尚书户部兼工部侍郎兼左司郎中，并非平章，而平章政事萧宝则未尝使宋，此云“萧平章南去日”云云，盖误合萧宝、萧毅为一人。宇文虚中仕金，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礼部尚书，国相之称，更为鹘突。至钦宗北狩后，以皇统元年封天水郡公，至海陵正隆元年，纪书“天水郡公赵桓薨”，是钦宗未尝有郡王之封也。而此云“天水郡王桓”，尤类野语。又云“兀术死，赠大孝光烈皇帝”。案金时追帝者，如景宣皇帝、德宗、眷宗、显宗，皆以其子为帝追尊。其余宗属有开国大励者，若宗翰、宗望，皆无追帝之事。宗弼之亲与宗望等，而功则不逮，更不容独蒙帝谥，故岳珂《捏史》、李心传《要录》，皆以为疑。此称名之不合者也。李成父子本雄州归信人，而此记云“兀术提兵过江复取河南”，以黄河为江，北人必无此语。又兀术语中云“惜哉，军机至此而不能决”。此全是宋人语气。此文字之不合者也。若兀术皇统元年冬南侵之役，时两国讲和已有成议，信使往还络绎于道，宋人敛兵江南，绝无抵抗。

　　《北盟会编》于金人陷泗州及楚州后载张俊之言曰：“南北将和，虏谓吾怠，欲摅柘皋之愤耳。勿与交锋，则虏当自退。”阴遣戚方至泗州巡绰，金人果引去。是金人此次渡淮，不过以偏师致怨，且以促和，决无须元帅亲行。就令亲行，亦决无此记所述狼狈之理。又兀术皇统四年危笃亲笔云“张、刘、韩、岳例有不协”，此时岳已前死，张、刘、韩三人亦早释兵柄，此事实之不合者也。综此二节所记述观之，知《征蒙记》之失实，与《行程录》同。使二书为后世追记之书，或远道纪闻之作，则虽有误谬，绝不至发生事之有无及书之真伪之问题。然王大观书名《行程录》，乃记所经历者。李大谅亦同时人，又官至刺史，非草野僻陋可比，岂有身在行间，目击时事，而记述荒谬至于此极者乎？且二书所记年月、事实，胥与正史不合，而二书则事事相合，知此二书实一人所伪撰，或一书之变名，且出于南人之手而托之北人者也。原宋人所以伪为此种书者，缘南渡之初，庙算与国论恒立于相反之地位，当局者度一时之利害，故以和为主。其极也至于称臣受册而不恤，舆论激于一时之耻辱！故以战为主，而不复问彼我之情势。逮和议既成，则国论屈于庙算，而人心之激昂则或倍于前。

　　其作伪书以叙述国耻者，则有若《孤臣泣血录》、《南烬纪闻》等。而《行程录》及《征蒙记》则又托为北人之言，一面造作蒙古寇金事，以示金人在北方常有后顾之忧,一面造作兀术诸书，以证明金人虚声啁喝之故技及南征狼狈之状。凡此，皆当时不满于和议之所为也。其书既为南人所伪记，则其中所载蒙古事，自无史学上之价值。由是蒙古史中不能不删去最古之一大事项，而断定蒙古之信史当自成吉思汗始也。又有与皇统征蒙事相类者，则蒙古助爱王寇金一事也。此事出张师颜《金人南迁录》，而《大金国志》仍之。《南迁录》一书，今有传本，故其事不烦复述。又其书之伪，前人已有定论，亦不待再论。考此书出于金陵迁后一二年，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九）“女真南徙”条末有注云近传《南迁录》事，悉差误。盖南人伪为之，今不取。”考《朝野杂记·乙集》成于宋宁宗嘉定九年，即金南迁后二年。此时已见其书，且已烛其伪。李氏尚有《辨南迁录》一卷，见于《宋史》本传，则不知著于何年。赵与时《宾退录》（三）云近岁金虏为鞑靼所攻，自燕奔汴，有《南迁录》一编，盛行于时，其实伪也。卷首题，通直郎秘书省著作郎骑都尉赐绯张师颜编，。虏之官制，具于士民须知，独无，通直，一阶，其伪一也。虏之世宗以孙原王璟为储嗣，父曰允恭，璟立，追尊允恭为显宗。《录》乃谓璟为允植之子，其伪二也。虏之君臣虽以小字行，然各自有名，粘罕名宗维，兀术名宗弼，《录》乃称，宗献王罕忠烈王术，，其伪三也。”虜事，中国不能详，然灼知其伪者已如是，而士大夫多信之。陈振孙《书录解题》云：“金人《南迁录》一卷，称伪著作郎张师颜撰。顷见此书，疑非北人语，其间有晓然附会者。或曰华岳所为也。近扣之汴人张总管翼，云，岁月皆抵牾不合，，益证其妄。”赵珙《蒙鞑备录》云蒙人不知何为国号，何为年号。《南迁录》载鞑有诏与金国，称龙虎九年，非也，此皆宋人语。”

　　元苏文爵《三史质疑》滋溪文稿卷二十五亦云：“叶隆礼、宇文懋昭《辽金国志》皆不及见国史，其说多得之于传闻。盖辽末金初，裨官小说中间失实处甚多。至于建元改号、传次征伐及将相姓名，往往杜撰，绝不可信。如张师颜《南迁录》，尤为纰缪。”此宋元以来定论如此！四库全书总目》复痛论之曰：“案《金史》世宗太子允恭生章宗，而夔王允升最幼。今此书乃作长子允升、次允猷、次允植。允升、允猷以谋害允植被诛，而允植子得立为章宗，世次具不合。又称章宗被弑，磁王允明立为昭王；昭王又被弑，立潍王允文为德宗；德宗殂，乃立溜王允德为宣宗。与史较，多一代，尤不可信。又《金史》郑王允蹈诛死绝后，不闻有爱王大辨其人。所称天统、兴庆等号，《金史》亦无此纪年，舛错缪妄，不可胜举”云云。然则此书之伪，更不待论。

　　然爱王之事，金时民间实有此种传说，南人遂附会点缀以成此《录》，绝非其所创造。《金史镐·王永中传》：“宣宗贞祐三年，太康县人刘全尝为盗，亡人卫真界，诡称爱王。所谓爱王，指石古乃（永中长子）。石古乃实未尝有王封，小人妄以此目之。事觉被诛。兴定四年，亳州谯县人孙学究私造妖言云：“爱王终当奋发，今匿迹民间，号刘二。卫真百姓王深等皆信以为诚然。有刘二者出而当之。事觉，诛死者五十二人，缘坐者六十余人。”是金南迁之初，有自称爱王者，其一在贞祐三年，正与《南迁录》成书时相当。然此传说之起，实远在章宗之世，李心传不信《南迁录》者也，其所撰《朝野杂记》亦记爱王事！乙集》卷十九“女真南徙条”云：

　　初，璟（章宗名）之立也，越王、郑王皆有不平语，璟召郑王杀之。（绍熙四月十一年）（整理者案原文如此）。越王有二子，长曰爱王，越妃所生，葛王（谓世宗）爱之，赐以铁券，璟恶之而不敢杀也。爱王寻居上京以叛，越王遂为璟所杀（庆元三年五月）。璟死无子，而雍之诸子惟允济在，璟所嬖内侍李黄门传璟遗命，与尚书右丞撒罕勒共立之，爱王时在中都，允济疑其为变，囚之真定。

　　案此条记事，虽略在《南迁录》之后，然卷十三“杂事门”已有爱王之叛一条，云：

　　爱王，葛王孙也。始，允恭既早世，葛王爱其兄越王，欲立之，既而不果。今主立，爱王遂谋叛，为其妻父仆散琦所告，事觉。乃以放牧会宁府为名，据上京以叛。明昌六年三月丁酉也，金主三召之不至，因结契丹、鞑靼、蒙国以叛，取慈岳等州，时越王在咸平，契丹檄金人，请立之为帝。金主徙王于庆阳，五月丁酉，赐王死，诛其家人八十余人，惟越王在焉。至今为金国患。仆散琦即承安四年来贺上生辰者。（明昌六年本朝庆元元年，承安四年本朝庆元六年，作此录后数年，乃见有记虏中事者，以爱王为鄗王允恭之子。案允恭乃原王璟之父，淳熙十六年三月密札下沿边诸州，避其名讳甚详，昔以为鄗王后，实误甚矣）

　　案此条称章宗为“今主”，则记此条时，章宗尚存。考《朝野杂记甲乙二集序），甲集成于嘉泰二年，乙集着手于嘉泰四年，而中断于开禧元年，后复编次成书，至嘉定九年成而序之。则此条前半，当是嘉泰开禧间所记（当金章宗泰和四五年），而编末附记者，则嘉定间所续也。所记与《南迁录》颇有异同，而亦有爱王结契丹、蒙古之说。惟《南迁录》以爱王为郑王子，李氏以为越王子。又所引记虏中事书以为鄗王子。案鄗王初封越王，宋人多以其初封呼之，是二说原无差异。允恭亦永中之音讹，此与《金史》所载爱王指石古乃之说，正相符合。

　　盖三者同出一源。考金自明昌以后，北垂多事，三次远征与筑壕之役，前后数年，天下为之骚动。镐、郑二王适以此时先后被诛，而镐王尤为无罪。民间不知征调之因，因讹传爱王作乱之说，此与钱少詹《金史考异》以明昌承安间兵事未见叛者主名，遂疑爱王实有其人，古今心理正复相同。实则当时扰边者，为蒙古别部合底忻山只昆，而牵连及广吉刺与阻镤，《金史》宗浩、夹谷清臣、内族襄诸《传》叙次甚明。余于《辽金时蒙古考》已详著其事。爱王事之为讹言，不待论也。此讹言传于本国，乃有刘全、刘二假借名义以倡乱。于十年或二十年之后传于国外，别有井研李氏之记事，且为《南迁录》附会之中心，更分派而为《大金国志》。至近世史学大家钱竹汀氏尚惑其说，亦可谓妖言也已。以其与皇统征蒙事相类，故附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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