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辛之间读书记·片玉词

片玉词

　　曩读周清真《片玉词·诉衷情》一阕（《片玉集》《清真集》均不载），曰：“当时选舞万人长，玉带小排方。喧传京国声价，年少最无量。”

　　按：排方玉带，乃宋时乘舆之服。岳倦翁《鬼录》（十二）：国朝服带之制，乘舆、东宫以玉，大臣以金，勋旧间赐以玉。其次则犀，则角，此不易之制。考之典故，玉带，乘舆以排方，东宫不佩鱼，亲王佩玉鱼，大臣、勋旧佩金鱼。《石林燕语》（七）亦云：国朝亲王，皆服金带。元丰，中官制行，上欲宠嘉、岐二王，乃诏赐方团玉带，著为朝仪。先是乘舆玉带皆排方，故以方团别之。二王力辞，乞宝藏于家而不服用，不许。乃请加佩金鱼，遂诏以玉鱼赐之。亲王玉带佩玉鱼自此始。

　　故事，玉带皆不许施于公服。然熙宁中收复熙河，神宗特解所系带赐王荆公，且使服以入贺。荆公力辞，久之不从。上待服而后追班，不得已受诏，次日即释去（维案：《临川集》卷十八《荆公赐玉带谢表》末云：“退藏，唯谨知燕及于云来。”知释去之说不妄）。大观中收复青唐，以熙河故事复赐蔡鲁公，而用排方时，公已进太师。上以为三师礼当异，特许施于公服。辞，乃乞琢为方团。既以为未安，或诵韩退之《玉带垂金鱼之礼》告以请，因加佩金鱼（《铁围山丛谈》《挥麈前录》所记略同）。则排方玉带，实乘舆之制，臣下未有敢服者也。

　　且宋时臣下受玉带之赐者，可以指数。太祖时则有李彝兴、符彦卿、王审琦、石保吉，英宗时则有王守约（保吉、守约均以主婿赐），神宗时则有王安石、嘉、岐二王，徽宗时则有蔡京、何执中、郑居中、王黼、蔡攸、童贯、赵仲忽，钦宗时则有李纲（上皇所赐）。南宋得赐者，文臣则有张浚、秦桧、史浩、史弥远、郑清之、贾似道，宗室则有居广士、鋋枿、伯圭、师揆、师弥，勋臣则有刘光世、张俊、杨存中、吴璘，外戚则有吴益、谢渊、杨次山（何执中以下五人赐玉带事，见《石林燕语》，史弥远、赵师揆见《四朝闻见录》，贾似道、师弥见《癸辛杂志》，余见《宋史·本传》及《玉海》卷八十六），此外罕闻。唯《太祖纪》载建隆元年正月，以犀玉带遍赐宰相、枢密使及诸军列校。此行佐命之赏，未可据为典要。又《梦溪笔谈》（二十二）云：丁晋公从车驾巡幸。礼成，有诏赐辅臣玉带。时辅臣八人行在祗候，库只有七带尚衣有带，谓之比玉，价直数百万。上欲以赐辅臣，以足其数。《容斋随笔》（四）驳之曰：景德元年，真宗巡幸西京。大中祥符元年，巡幸太山。四年，幸河中。丁谓皆为行在三司使，未登政府。七年，幸亳州，谓始以参知政事从。时辅臣六人：王旦、向敏中为宰相，王钦若、陈尧叟为枢密使，皆在谓上。谓之下尚有枢密副使马知节。即不与此说合。且既为玉带，而又名比玉，尤可笑。洪氏之言如此。案：《宋史· 真宗纪》：大中祥符二年五月癸亥，以封禅庆成，赐宗室辅臣袭衣、金带、器币。不云玉带。

　　《旧闻证误》（四）引某书谓真宗尝遍以玉带赐两府大臣，盖亦袭《笔谈》之误。夫以乘舆御服，大臣所不得赐，宰相、亲王所不敢服，僭侈如蔡京，犹必琢为方团，加以金鱼，而后敢用。何物倡优，乃以此自炫于万人之中。此事诚不可解，盖尝参互而得其说焉。《宋史·舆服志》：太平兴国七年，翰林学士承旨李方奏，奉诏详定车服制度，请从三品以上服玉带。《旧闻证误》（四）引《庆元令》云：诸带，三品以上得服玉，臣寮在京者，不得施于公服。盖宋时便服，并无禁令，故东坡曾以玉带施元长老，有诗见集中（《东坡集》十四）。其二曰：“此带阅人如传舍，流传到我亦悠哉。锦袍错落真相称，乞与佯狂老万回。”味其诗意，不独东坡可服，似了元亦可服矣。《至顺镇江志》（十九）载此事云：“公便服入方丈。”又云：“师急呼侍者，收公所许玉带。”则为便服束带之证。东坡赠陈季常《临江仙词》云：“细马远驮双侍女，青巾玉带红靴。”亦其一证。

　　陈后山《谈丛》（《后山集》十九）亦云：都市大贾赵氏，世居货宝，言玉带有刻文者，皆有疵疾，以蔽映耳，美玉盖不琢也。比岁，杭、扬二州化洛石为假带，色如瑾瑜，然可辨者，以其有光也。观此，知宋时上下便服，通用玉带，故人能辨之。漫至倡优服饰，上僭乘舆，虽云细事，亦可见哲、徽以后政刑之失矣。曩作《清真先生遗事》，颇辨《贵耳集·浩然斋雅谈》记李师师事之妄。今得李师师金带一事，见于当时公牍，当为实事。

　　案：《三朝北盟会编》（三十）：靖康元年正月十五日圣旨，应有官无官，诸色人曾经赐金带，各据前项所赐条数，自陈纳官，如敢隐蔽，许人告犯，重行断遣。后有尚书省指挥云赵元奴、李师师、王仲端，曾经祗候倡优之家。（中略）曾经赐金带者，并行陈纳。当时名器之滥如是，则玉带排方亦何足为怪。颇疑此词或为师师作矣，然当时制度之紊，实出意外。《老学庵笔记》（一）言宣和间，亲王、公主及他近属、戚里，入宫辄得金带关子。得者旋填姓名，卖之价五百千。虽卒伍屠酤，自一命以上皆可得。方腊破钱唐时，太守客次有服金腰带者数十人，皆朱诅家奴也。时谚曰：“金腰带，银腰带，赵家天下朱家坏。”然则徽宗南狩时，尽以太宗时紫云楼金带赐蔡攸、童贯等（见《铁围山丛谈》六），更不足道。以公服而犹若是，则便服之僭侈，更何待言。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殆谓是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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