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論·神宗七

神宗七

　　國民之交敝也，自苛政始。苛政興，足以病國虐民，而尚未足以亡；政雖苛，猶然政也。上不任其君縱欲以殄物，下不恣其吏私法以戕人，民怨漸平，而亦相習以苟安矣。惟是苛政之興，眾論不許，而主張之者，理不勝而求贏於勢，急引與己同者以為援，群小乃起而應之，竭其虔矯之才、巧黠之慧、以為之效。於是泛濫波騰，以導諛宣淫蠱其君以毒天下，而善類壹空，莫之能挽。民乃益怨，釁乃倏生，敗亡沓至而不可禦。嗚呼！使以蔡京、王黼、童貫、朱靦之所為，俾王安石見之，亦應為之髮指。而群姦尸祝安石、奉為宗主、彈壓天下者，抑安石之所不願受。然而盈廷皆安石之仇仇，則呼將伯之助於呂惠卿、蔡確、章惇諸姦，以引兇人之旅進，固勢出於弗能自已，而聊以為緣也。勢漸迤者趨愈下，志蕩於始而求正於末者，未之有也。是故苛政之足以敗亡，非徒政也，與小人為類，而害乃因緣以蔓延。倡之者初所不謀，固後所必至也。

　　夫欲使天下之無小人，小人之必不列於在位，雖堯、舜不能。其治也，則惟君子勝也。君子勝而非無小人。其亂也，則惟小人勝也。小人勝而固有君子。其亡也，則惟通國之皆小人。通國之皆小人，通國之無君子，而亡必矣。故苛政之興，君子必力與之爭；而爭之之權，抑必有所歸，而不可以泛。權之所歸者，德望兼隆之大臣是已。大臣不能持之於上，乃以委之於群工，於是而爭者競起矣。其所爭者正也，乃以正而爭者成乎風尚，而以爭為正。越職弗問矣，雷同弗問矣。以能言為長，以貶削為榮，以罷閒為樂，任意以盡言，而惟恐不給。乃揆其所言，非能弗相刺謬也；非能弗相剿襲也；非能無已甚之辭，未然而斥其然也；非能無蔓延之語，不然而強謂然也。撟舉及於纖微之過，訐謫及於風影之傳，以激天子之厭惡，以授群小之反攻，且躍起而自矜為君子，而君子小人遂雜糅而莫能致詰。如攻安石者，無人不欲言，無言不可出，豈其論之各協於至正，心之各發於至誠乎？乃至懷私不逞之唐坰，反覆無恆之陳舜俞，亦大聲疾呼，咨嗟涕洟，而惟舌是出。於是人皆乞罷，而空宋庭以授之小人。迨乎蔡京、王黼輩興，而言者寂然矣。通國無君子，何怪乎通國之皆小人哉？

　　乃其在當日也，非無社稷之臣，德重望隆，足以匡主而倚國是，若韓、富、文、呂諸公者，居輔弼之任，而持之不堅，斷之不力，如先世李太初之拒梅詢、曾致堯，王子明之抑王欽若、陳彭年，識皆有所不足，力皆有所不逮。而以潔身引退，倒授其權於新進之庶僚，人已輕而言抑瑣，不足聳人主之聽，只以益安石之橫。且徒使才氣有裨之士，挫折沉淪，不為國用；而驅天下干祿者，懲其覆軌，望風遙附，以群陷於邪。諸公過矣，而韓公尤有責焉。躬任兩朝定策之重，折母后之垂簾，斥權奄以獨斷，德威樹立，亙絕古今。神宗有營利之心，安石挾申、商之術，發乎微已成乎著，正其恩怨死生獨任而不可委者。曾公亮、王陶之瑣瑣者，何當榮辱，而引身遽退，虛端揆以待安石之縱橫哉？韓公尤過矣！雖然，抑非公之過也。望之已隆，權之已重，專政之嫌，先起於嗣君之肺腑。則功有不敢居，位有不敢安，權有不敢執，身有不可辱，公亦末如之何也。夫秉正以拒邪，而使猝起爭鳴之安石不得逞者，公之責也。斥曾公亮之奸，訟韓公之忠，以覺悟神宗安韓公者，文、富二公之責也。乃文之以柔居大位，無獨立之操；富抑以顧命不與，懷同堂之忌；睨韓公之遠引，而隱忍忘言。及安石之狂興，而姑為緩頰，下與小臣固爭緒論，不得，則乞身休老，而自詡不污，亦將何以質先皇而謝當世之士民乎？韓公一去，而無可為矣。白日隱而繁星熒，嘒彼之光，固不能與妖孛競耀也。

　　夫神宗有收燕雲、定銀夏之情，起仁宗之積弛，宋猶未敝，非不可圖也。和平中正之中，自有固本折沖之道。而籌之不素，問之莫能酬答，然且懷私以聽韓公之謝政，安得謂宋有人哉？無大臣而小臣瓦解；小臣無可效之忠，而宵小高張；皆事理之必然者。司馬、範、呂諸公強挽已發之矢而還入於彀，宜其難已。然則宋之亡也，非法也，人也。無人者，無大臣也。李太初、王子明而存焉，豈至此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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