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川集卷六十四论议三_王安石

卷六十四论议三

　　三圣人

　　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之为名，道之极、德之至也。非礼勿动，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此大贤者之事也。贤者之事如此，则可谓备矣，而犹未足以钻圣人之坚，仰圣人之高。以圣人观之，犹太山之于冈陵，河海之于陂泽，然则圣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鬼神合其吉凶”，此盖圣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于天地，明苟不足以合于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于鬼神，则非所谓圣人矣。

　　孟子论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圣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动、言、视、听，苟有不合于礼者，则不足以为大贤人。而圣人之名，非大贤人之所得拟也，岂隘与不恭者所得僭哉！

　　盖闻圣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将以为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于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而后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进而寡退，苟得而害义，此其流风末俗之弊也。圣人患其弊，于是伯夷出而矫之，制其行于天下，曰：“治则进，乱则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后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进，过廉而复刻，此其流风末世之弊也。圣人又患其弊，于是柳下惠出而矫之，制其行于天下，曰：“不羞污君，不辞小官。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而后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污而寡洁，恶异而尚同，此其流风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时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

　　至孔子之时，三圣人之弊，各极于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于天下，曰：“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可以仕则仕，可以处则处。”然后圣人之道大具，而无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无弊者，岂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为终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圣人之所以能大过人者，盖能以身救弊于天下耳，如皆欲为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则恶在其为圣人哉？

　　是故使三人者当孔子之时，则皆足以为孔子也，然其所以为之清、为之任、为之和者，时耳。岂滞于此一端而已乎？苟在于一端而已，则不足以为贤人也，岂孟子所谓圣人哉？孟子之所谓“隘与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时尔。且夏之道，岂不美哉，而殷人以为野，殷之道，岂不美哉，而周人以为鬼。所谓隘与不恭者，何以异于是乎？

　　当孟子之时，有教孟子枉尺直寻者，有教孟子权以援天下者，盖其俗有似于伊尹之弊时也。是以孟子论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矫天下之弊耳。故曰：圣人之言行，岂苟而已，将以为天下法也。

　　周公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载周公之言曰：“吾所执贽而见者十人，还贽而相见者三十人，貌执者百有馀人，欲言而请毕事千有馀人。”是诚周公之所为，则何周公之小也？

　　夫圣人为政于天下也，初若无为于天下，而天下卒以无所不治者，其法诚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于党，立序于遂，立学于国，而尽其道以为养贤教士之法，是士之贤虽未及用，而固无不见尊养者矣。此则周公待士之道也。诚若荀卿之言，则春申、孟尝之行，乱世之事也，岂足为周公乎？且圣世之事，各有其业，讲道习艺，患日之不足，岂暇游公卿之门哉？彼游公卿之门、求公卿之礼者，皆战国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于乱世，不能考论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于乱世之俗，遂以为圣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过也。且周公之所礼者大贤与，则周公岂唯执贽见之而已，固当荐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贤，不足与共天位，则周公如何其与之为礼也？

　　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盖君子之为政，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悦之，则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为政，则宜立学校之法于天下矣，不知立学校而徒能劳身以待天下之士，则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势亦有所不得也。

　　或曰：“仰禄之士犹可骄，正身之士不可骄也。”夫君子之不骄，虽暗室而不敢自慢，岂为其人之仰禄而可以骄乎？

　　呜呼，所谓君子者，贵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于乱世，而遂以乱世之事量圣人，后世之士，尊荀卿以为大儒而继孟子者，吾不信矣。

　　子贡

　　予读史所载子贡事，疑传之者妄，不然，子贡安得为儒哉？

　　夫所谓儒者，用于君则忧君之忧，食于民则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则修身而已。当尧之时，天下之民患于洚水，尧以为忧，故禹于九年之间三过其门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于洚水，天下之君忧有甚于尧，然回以禹之贤而独乐陋巷之间，曾不以天下忧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岂不同道哉？所遇之时则异矣。盖生于禹之时，而由回之行，则是杨朱也；生于回之时，而由禹之行，则是墨翟也。故曰：贤者用于君则以君之忧为忧，食于民则以民之患为患，在下而不用于君，则修其身而已。何忧患之与哉？

　　夫所谓忧君之忧、患民之患者，亦以义也。苟不义而能释君之忧、除民之患，贤者亦不为矣。《史记》曰：齐伐鲁，孔子闻之，曰：“鲁，坟墓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贡因行，说齐以伐吴，说吴以救鲁，复说越，复说晋，五国由是交兵。或强，或破，或乱，或霸，卒以存鲁。观其言，迹其事，仪、秦轸代，无以异也。

　　嗟乎，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以坟墓之国而欲全之，则齐、吴之人，岂无是心哉，奈何使之乱欤？吾所以知传者之妄，一也。于史考之，当是时，孔子、子贡为匹夫，非有卿相之位、万钟之禄也，何以忧患为哉？然则异于颜回之道矣。吾所以知传者之妄，二也。坟墓之国，虽君子之所重，然岂有忧患而谋为不义哉？借使有忧患为谋之义，则岂可以变诈之说亡人之国，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传者之妄，三也。子贡之行，虽不能尽当于道，然孔子之贤弟子也，固不宜至于此，矧曰孔子使之也。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子贡虽好辩，讵至于此邪？亦所谓毁损其真者哉！

　　杨孟

　　贤之所以贤，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贤而尊荣寿考，不肖而厄穷死丧，莫非命也。

　　论者曰：“人之性善，不肖之所以不肖者，岂性也哉？”此学乎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也。又曰：“人为不为命也，不肖而厄穷死丧，岂命也哉？”此学乎杨子之言命，而不知杨子之指也。

　　孟子之言性曰性善，杨子之言性曰善恶混；孟子之言命曰莫非命也，杨子之言命曰人为不为命也。孟、杨之道，未尝不同，二子之说非有异也，其所以异，其所指者异耳。此孔子所谓言岂一端而已，各有所当者也。孟子之所谓性者，正性也，杨子之所谓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杨子之所谓命者，正命也，孟子之所谓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也。夫人之生，莫不有羞恶之性，且以羞恶之一端以明之。有人于此，羞善行之不修，恶善名之不立，尽力乎善以充其羞恶之性，则其为贤也孰御哉？此得乎性之正者，而孟子之所谓性也。有人于此，羞利之不厚，恶利之不多，尽力乎利以充羞恶之性，则其为不肖也孰御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杨子之兼所谓性者也。有人于此，才可以贱而贱，罪可以死而死，是人之所自为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孟子之所兼谓命者也。有人于此，才可以贵而贱，德可以生而死，是非人之所为也。此得乎命之正者，而杨子之所谓命也。今夫羞利之不厚，恶利之不多，尽力乎利而至乎不肖，则杨子岂以谓人之性而不以罪其人哉？亦必恶其失性之正也。才可以贱而贱，罪可以死而死，则孟子岂以谓人之命而不以罪其人哉？亦必恶其失命之正也。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支之于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然则孟、杨之说，果何异乎？

　　今学者是孟子则非杨子，是杨子则非孟子，盖知读其文而不知求其指耳，而曰我知性命之理，诬哉！

　　材论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众，患上之人不欲其众；不患士之不欲为，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众、不使其为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为吾之位可以去辱绝危，终身无天下之患，材之得失，无补于治乱之数，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于败乱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谓吾之爵禄贵富，足以诱天下之士，荣辱忧戚在我，吾可以坐骄天下之士，将无不趋我者，则亦卒入于败乱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养育取用之道，而諰諰然以为天下实无材，则亦卒入于败乱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为患则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犹可以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盖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

　　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异于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此其所以异于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审用之，则虽抱皋、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异于众，况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异能于其身，犹锥之在囊，其末立见，故未有有其实而不可见者也。”此徒有见于锥之在囊，而固未睹夫马之在厩也。驽骥杂处，饮水食刍，嘶鸣蹄啮，求其所以异者蔑矣。及其引重车，取夷路，不屡策，不烦御，一顿其辔而千里已至矣。当是之时，使驽马并驱，则虽倾轮绝勒，败筋伤骨，不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后骐骥袅与驽骀别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为无材，尽其道以求而试之，试之之道，在当其所能而已。

　　夫南越之修簳，簇以百炼之精金，羽以秋鹗之劲翮，加强弩之上而广之千步之外，虽有犀兕之捍，无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决胜觌武之所宝也，然用以敲扑，则无以异于朽槁之梃。是知虽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于是铢量其能而审处之，使大者小者、长者短者、强者弱者无不适其任者焉。如是则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奋其所知以效小事，况其贤能智力卓荦者乎！呜呼，后之在位者，盖未尝求其说而试之以实也，而坐曰天下果无材，亦未之思而已矣。

　　或曰：“古之人于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独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因天下法度未立之后，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则能复先王之法度，能复先王之法度，则天下之小事无不如先王时矣，况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独言求而用之之道也。

　　噫！今天下盖尝患无材。吾闻之，六国合从，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谏诤之佐来。此数辈者，方此数君未出之时，盖未尝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命解

　　先王之俗坏，天下相率而为利，则强者得行无道，弱者不得行道；贵者得行无礼，贱者不得行礼。孔子修身洁行，言必由绳墨，陈、蔡大夫恶其议己，率众而围之，此乃所谓不得行道也。公行有子之丧，右师往吊，入门，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出位而与右师言者。孟子不与右师言，右师不说。孟子曰：“我欲为礼也。”方是时，不独右师不说，凡与右师言者盖皆不说也。此乃所谓不得行礼也。然孔子不以弱而离道，孟子不以贱而失礼，故立乎千世之上而为学者师。右师、陈蔡之大夫卒亦不得伤焉，以其有命也。今不知命之人，刚则不以道御之，而曰：“有命焉，彼安能困我？”由此则死乎岩墙之下者，犹正命也。柔则不以礼节之，而曰：“不出，惧及祸焉。”由此则是贫贱可以智去也。夫柔而不以礼节之，刚而不以道御之，其难免一也，故《易·旅》之初六与上九同患。悲夫！离道以合世，去礼以从俗，苟命之穷矣，孰能恃此以免者乎？

　　对疑

　　己亥敕书：“自今内殿崇班以上，大丧致其事，供奉官以下则勿致，如其故。”于是有疑者，以为供奉官以下亦士大夫也，而朝廷独遇之如此，顾而问曰：“今子以谓如何？”尝窃原朝廷之意以对曰：先王之制丧礼，不饮酒，不食肉，不御于内，以致其哀戚者，所谓礼之实，而其行之在我者也。不论其人之贵贱，不视其世之可否，而使之同者也。然而有疾则虽贱者亦使之饮酒而食肉，此所谓以权制者也。或不言而事行，或言而后事行，或身执事而后行者，所谓礼之文，而其行之在物者也。论其人之贵贱，视其世之可否，而为之节者也。视其世之可否而为之节，故金革之事，则虽贵者亦有时乎而无辟，此所谓以权制者也。今欲使三班趋走给使之吏，大丧则皆无以身执事，而从古者卿士大夫之礼，此固盛世之所宜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然而事又有先于此者。古之时，卿大夫之丧，所以听身不执事者，为其可以不身执事也。其可以不身执事者，何也？古之人君于其卿士大夫之丧，所以存问养恤者，盖不诎于其在事之时，其有大丧而得不以身执事者，以其臣属足使而禄赐足以事养故也。今三班趋走给使之吏，其素所以富养之，非备厚也。一日使去位而治丧者，则朝廷视遇与庶人之在野者无以异。庶人之在野者，所以葬祭其先人，畜养其妻子，有常产矣。三班趋走给使之吏，去位而治丧者，则其使令非有臣属，事养非有禄赐，一日无常产，则其穷乃有欲比于庶人而不得者。若用事者不为之忧此，而曰“汝必无以身执事”，则亦有饿而死者耳！然而世之议者方曰：“今之小吏去位而治丧者众矣，吾未见有饿而死者。”夫今之去位而治丧者，自非多积馀藏，有以活身，则孰能无以身执事者乎？今欲使之去位而治丧者，故欲使其致丧之实而无以身执事也。苟不能使之无以身执事，而徒使之去位，则岂盛世之所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也？愚故曰事又有先于此者，谓所以存问恤养士大夫如古之时者，今之所先也。夫明吾政以赡天下之财，而存问恤养士大夫如古之时，此吾之所易为也。仰无以葬祭其先人，俯无以畜养其妻子，然且去位而治丧，无以身执事，以致古者士大夫之礼，此人所难行也。舍吾之所易为而忽不谋，曰：“是皆先王之事，非吾今日之所能为也。”操人之所难行而诛之不释，曰：“古之士大夫皆然，尔奚事而不为？”朝廷或者以为此非先王以权制丧、内恕及人之道，故止而不为。虽然，愚亦有疑焉，欲内恕以及人而不为吾之所易为者，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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