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二讲(4)

民生主义第二讲(4)

　　地价定了之后，我们更有一种法律的规定。这种规定是什么呢？就是从定价那年以后，那块地皮的价格再行涨高，各国都是要另外加税，但是我们的办法，就要以后所加之价完全归为公有。因为地价涨高，是由于社会改良和工商业进步。中国的工商业几千年都没有大进步，所以土地价值常常经过许多年代都没有大改变。如果一有进步，一经改良，像现在的新都市一样，日日有变动，那种地价便要增加几千倍，或者是几万倍了。推到这种进步和改良的功劳，还是由众人的力量经营而来的；所以由这种改良和进步之后所涨高的地价，应该归之大众，不应该归之私人所有。

　　比方有一个地主，现在报一块地价是一万元，到几十年之后那块地价涨到一百万元，这个所涨高的九十九万元，照我们的办法都收归众人公有，以酬众人改良那块地皮周围的社会和发达那块地皮周围的工商业之功劳。这种把以后涨高的地价收归众人公有的办法，才是国民党所主张的平均地权，才是民生主义。这种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所以国民党员既是赞成了三民主义，便不应该反对共产主义。因为三民主义之中的民生主义，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不过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这种将来的共产，是很公道的办法，以前有了产业的人决不至吃亏；和欧美所谓收归国有，把人民已有了的产业都抢去政府里头，是大不相同。地主真是明白了我们平均地权办法的道理，便不至害怕。因为照我们的办法，把现在所定的地价还是归地主私有。土地问题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便可以解决一半了。

　　文明城市实行地价税，一般贫民可以减少负担，并有种种利益。像现在的广州市，如果是照地价收税，政府每年便有一宗很大的收入。政府有了大宗的收入，行政经费便有着落，便可以整理地方。一切杂税固然是可以豁免，就是人民所用的自来水和电灯费用，都可由政府来负担，不必由人民自己去负担。其他马路的修理费和警察的给养费，政府也可向地税项下拨用，不必另外向人民来抽警捐和修路费。但是广州现在涨高的地价，都是归地主私人所有，不是归公家所有。政府没有大宗收入，所以一切费用便不能不向一般普通人民来抽种种杂捐。一般普通人民负担的杂捐太重，总是要纳税，所以便很穷，所以中国的穷人便很多。这种穷人负担太重的原故，就是由于政府抽税不公道，地权不平均，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如果地价税完全实行，土地问题可以解决，一般贫民便没有这种痛苦。

　　外国的地价虽然是涨得很高，地主的收入固然是很多，但是他们科学进步、机器发达，有机器的资本家便有极大的生产，这种资本家所有极大生产的收入，比较地主的收入更要多得厉害。中国现在最大收入的资本家，只是地主，并无拥有机器的大资本家。所以我们此时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便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讲到照价抽税和照价收买，就有一重要事件要分别清楚，就是地价是单指素地来讲，不算人工之改良及地面之建筑。比方有一块地价值是一万元，而地面的楼宇是一百万元，那么照价抽税，照值百抽一来算，只能抽一百元。如果照价收买，就要在给一万元地价之外，还要补回楼字之价一百万元了。其他之地，若有种树、筑堤、开渠各种人工之改良者，亦要照此类推。

　　我们在中国要解决民生问题，想一劳永逸，单靠节制资本的办法是不足的。现在外国所行的所得税，就是节制资本之一法。但是他们的民生问题究竟解决了没有呢？中国不能和外国比，单行节制资本是不足的。因为外国富，中国贫，外国生产过剩，中国生产不足。所以中国不单是节制私人资本，还是要发达国家资本。我们的国家现在四分五裂，要发达资本，究竟是从那一条路走？现在似乎看不出、料不到，不过这种四分五裂是暂时的局面，将来一定是要统一的。统一之后，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振兴实业的方法很多：第一是交通事业，像铁路、运河都要兴大规模的建筑；第二是矿产，中国矿产极其丰富，货藏于地，实在可惜，一定是要开辟的；第三是工业，中国的工业非要赶快振兴不可。中国工人虽多，但是没有机器，不能和外国竞争。全国所用的货物，都是靠外国制造输运而来，所以利权总是外溢。

　　我们要挽回这种利权，便要赶快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用机器来生产，令全国的工人都有工作。到全国的工人都有工做，都能够用机器生产，那便是一种很大的新财源。如果不用国家的力量来经营，任由中国私人或者外国商人来经营，将来的结果也不过是私人的资本发达，也要生出大富阶级的不平均。所以我们讲到民生主义，虽然是很崇拜马克思的学问，但是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到中国来实行。这个理由很容易明白，就是俄国实行马克思的办法，革命以后行到今日，对于经济问题还是要改用新经济政策。俄国之所以要改用新经济政策，就是由于他们的社会经济程度还比不上英国、美国那样的发达，还是不够实行马克思的办法。俄国的社会经济程度尚且比不上英国、美国，我们中国的社会经济程度怎么能够比得上呢？又怎么能够行马克思的办法呢？所以照马克思的党徒，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

　　我记得三十多年前，我在广州做学生的时候，西关的富家子弟一到冬天便穿起皮衣。广州冬天的天气本来不大冷，可以用不着皮衣的，但是那些富家子弟每年到冬天总是要穿皮衣，表示他们的豪富。在天气初冷的时候，便穿小毛；稍为再冷，便穿大毛；在深冬的时候，无论是什么天气，他们都是穿大毛。有一天，他们都是穿了大毛皮衣，到一个会场，天气忽然变暖，他们便说道：“现在这样的天气，如果不翻北风，便会坏人民了。”照这样说法，以“不翻北风，便会坏人民”，在他们的心理以为社会上大家都是有皮衣穿，所以不翻北风，大家便要受热，是于大家卫生有害的。其实社会上那里个个人有皮衣穿呢？广州人民在冬天，有的穿棉衣，有的是穿夹衣，甚至于有许多人只是穿单衣，那里还怕“不翻北风”呢！

　　现在一般青年学者信仰马克思主义，一讲到社会主义，便主张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社会经济问题，这就是无异“不翻北风就坏人民”一样的口调。不知中国今是患贫，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但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我们主张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不是先提出一种毫不合时用的剧烈办法，再等到实业发达以求适用；是要用一种思患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这种办法才是正当解决今日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法，不是先穿起大毛皮衣，再来希望翻北风的方法。

　　我先才讲过，中国今日单是节制资本，仍恐不足以解决民生问题，必要加以制造国家资本，才可解决之。何谓制造国家资本呢？就是发展国家实业是也。其计划已详于《建国方略》第二卷之《物质建设》，又名曰《实业计划》，此书已言制造国家资本之大要。前言商业时代之资本为金钱，工业时代之资本为机器，故当由国家经营，设备种种之生产机器为国家所有。好像欧战时候各国所行的战时政策，把大实业和工厂都收归国有一样，不过他们试行这种政策不久便停止罢了。中国本来没有大资本家，如果由国家管理资本，发达资本，所得的利益归人民大家所有，照这样的办法，和资本家不相冲突，是很容易做得到的。

　　照美国发达资本的门径，第一是铁路，第二是工业，第三是矿产。要发达这三种大实业，照我们中国现在的资本、学问和经验都是做不来的，便不能不靠外国已成的资本。我们要拿外国已成的资本，来造成中国将来的共产世界，能够这样做去，才是事半功倍。如果要等待我们自己有了资本之后才去发展实业，那便是很迂缓了。中国现在没有机器，交通上不过是六七千英里的铁路，要能够敷用，应该要十倍现在的长度，至少要有六七万英里才能敷用。所以，不能不借助外资来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又不能不借用外国有学问经验的人材来经营这些实业。至于说到矿产，我们尚未开辟。

　　中国的人民比美国多，土地比美国大，美国每年产煤有六万万吨、钢铁有九千万吨，中国每年所产的煤铁不及美国千分之一。所以要赶快开采矿产，也应该借用外资。其他建造轮船、发展航业和建设种种工业的大规模工厂，都是非借助外国资本不可。如果交通、矿产和工业的三种大实业都是很发达，这三种收入每年都是很大的。假若是由国家经营，所得的利益归大家共享，那么全国人民便得享资本的利，不致受资本的害，像外国现在的情形一样。外国因为大资本是归私人所有，便受资本的害，大多数人民都是很痛苦，所以发生阶级战争来解除这种痛苦。

　　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外国是有相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这种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产。所以我们不能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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