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五讲(4)

民权主义第五讲(4)

　　大家此时对于政府有一种特别观念，这种观念是怎么样发生的呢？是由于几千年专制政体发生的。因为几千年的专制政体，多是无能力的人做皇帝，人民都是做皇帝的奴隶。在中国的四万万人，就做过了几千年奴隶。现在虽然是推翻专制，成立共和政体，表面上固然是解放，但是人民的心目中还有专制的观念，还怕有皇帝一样的政府来专制。因为再怕有皇帝一样的政府来专制，想要打破他，所以生出反对政府的观念，表示反抗政府的态度。所以现在人民反抗政府的态度，还是由于从前崇拜皇帝的心理反动生出来的。换句话说，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就是由于从前崇拜皇帝的心理，一变而为排斥政府的心理。从前崇拜皇帝的心理固然是不对，现在排斥政府的心理也是不对的。我们要打破这种不对的心理，便要回顾到几万年和几千年以前的政治历史，才可以看破。

　　比方在专制皇帝没有发达以前，中国尧舜是很好的皇帝，他们都是公天下，不是家天下。当时的君权还没有十分发达，中国的君权是从尧舜以后才发达的。推到尧舜以前更没有君权之可言，都是奉有能的人做皇帝，能够替大家谋幸福的人才可以组织政府。譬如从前所讲人同兽争的野蛮时代，国家的组织没有完全，人民都是聚族而居，靠一个有能的人来保护。在那个时候，人民都怕毒蛇猛兽来侵害，所以要奉一个有能的人负保护的责任。当时保护的任务，就是在有能力去打；能够打胜毒蛇猛兽的人，就是当时很有能干的人。当时人同兽打，没有武器，都是靠赤手空拳，要个人的体魄很强壮，所以在当时体魄很强壮的人，大家便奉他做皇帝。

　　除了会打的人可以做皇帝以外，中国还有例外。譬如燧人氏钻木取火，教人火食，既可避去生食动植物的危险，复可制出种种美味，适于口腹之欲，所以世人便奉他做皇帝。钻木取火，教人火食，是什么人的事？就是厨子的事。所以燧人氏钻木取火、教人火食便做皇帝，就可以说厨子做皇帝。神农尝百草，发明了许多药性，可以治疾病，可以起死回生，便是一件很奇怪、很有功劳的事，所以世人便奉他做皇帝。尝百草是什么人的事呢？就是医生的事。所以神农由于尝百草便做皇帝，就可以说医生做皇帝。更推到轩辕氏教民做衣服也是做皇帝，那就是裁缝做皇帝；有巢氏教民营宫室也做皇帝，那就是木匠做皇帝。所以由中国几千年以前的历史看起来，都不是专以能够打得的人才做皇帝，凡是有大能干、有新发明、在人类立了功劳的人，都可以做皇帝，都可以组织政府。像厨子、医生、裁缝、木匠那些有特别能干的人，都是做过了皇帝的。

　　从前有一位美国教授，叫做丁韪良，有一天到北京西山去游玩，遇到了一个农夫，和农夫谈起话来。那个农夫便问丁韪良说：“外国人为什么不到中国来做皇帝呢？”丁韪良反问农夫说：“外国人可以来做皇帝吗？”那个农夫便指田边所挂的电线说：“能做这种东西的人，便可以做中国皇帝了。”那个农夫的思想，以为只有一根铁线便可以通消息传书信，做这种铁线通消息的人当然是很有本领的，有这样大本领的人当然可以做皇帝。由此便可以证明中国人的一般心理，都以为是大本领的人便可以做皇帝。中国自尧舜以后，那些皇帝便渐渐变成专制，都要家天下，不许人民自由拥戴有本领的人去做皇帝。假若现在四万万人用投票的方法选举皇帝，如果给以充分的民权，人民能够自由投票，丝毫不受别种势力的干涉，同时又有尧舜复生，究竟是选举谁来做皇帝呢？我想一定是选举尧舜来做皇帝。中国人对于皇帝的心理，不像欧美人对于皇帝的那样深恶痛绝，因为中国皇帝的专制没有欧洲皇帝的那么厉害。

　　欧洲在两三百年以前，皇帝专制达到了极点，人民都视为洪水猛兽，非常的怕他，所以人民不但是对于皇帝要去排斥，就是和皇帝很相近的东西象政府一样，也是一齐要排斥。欧美现在实行了民权，人民有了大权，要排斥政府实在是很容易的。像西蜀的阿斗要排斥诸葛亮，那还不容易吗？如果阿斗要排斥诸葛亮，试问西蜀的政府能不能够长久呢？能不能够六出祁山去北伐呢？阿斗见到了这一层，所以便把政治的全权都付托到诸葛亮，无论是整顿内部是由他，南征是由他，就是六出祁山去北伐也是由他。我们现在行民权，四万万人都是皇帝，就是有四万万个阿斗，这些阿斗当然是应该欢迎诸葛亮来管理政事，做国家的大事业。

　　欧美现在实行民权，人民所持的态度总是反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权和能没有分开。中国要不蹈欧美的覆辙，便应该要照我所发明的学理，要把权和能划分清楚。人民分开了权与能，才不致反对政府，政府才可以望发展。中国要分开权与能是很容易的事，因为中国有阿斗和诸葛亮的先例可援。如果政府是好的，我们四万万人便把他当作诸葛亮，把国家的全权都交到他们；如果政府是不好的，我们四万万人可以实行皇帝的职权，罢免他们，收回国家的大权。欧美人民对于政府不知道分别权与能的界限，所以他们的民权问题发生了两三百年，至今还不能解决。

　　我们现在主张要分开权与能，再拿古时和现在的事实比较的来说一说。在古时能打的人，大家便奉他做皇帝。现在的富豪家庭也请几位打师来保护，好像上海住的军阀官僚，在各省铲了地皮、发了大财之后，搬到上海的租界之内去住，因为怕有人去打他、和他要钱，他便请几个印度巡捕在他的门口保护。照古时的道理讲，能保护人的人便可以做皇帝，那末保护那些官僚军阀的印度巡捕，便应该做那些官僚军阀的皇帝。但是现在的印度巡捕，决不能问那些官僚军阀的家事。从前赤手空拳的打师都是做皇帝，现在有长枪的印度巡捕更是应该要做皇帝。那些官僚军阀不把他当作皇帝，只把他当作奴隶。那种奴隶有了枪，虽然是很有能力，那般官僚军阀只能够在物质一方面给些钱，不能够在名义上叫他做皇帝。像这样讲，古时的皇帝，便可以看作现在守门的印度巡捕；现在守门的印度巡捕，就是古时的皇帝。再进一层说，保护人民的皇帝，既是可以看作守门的印度巡捕，大家又何必要排斥他呢？

　　现在有钱的那些人组织公司、开办工厂，一定要请一位有本领的人来做总办，去管理工厂。此总办是专门家，就是有能的人，股东就是有权的人。工厂内的事，只有总办能够讲话，股东不过监督总办而已。现在民国的人民，便是股东；民国的总统，便是总办。我们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应该要把他们当作专门家看。如果有了这种态度，股东便能够利用总办整顿工厂，用很少的成本出很多的货物，可以令那个公司发大财。

　　现在欧美民权发达的国家，人民对于政府都没有这种态度，所以不能利用有本领的人去管理政府。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弄到在政府之中的人物都是无能，所以弄到民权政治的发达反是很迟，民主国家的进步反是很慢，反不及专制国家的进步，像日本和德国那一样的迅速。从前日本维新，只有几十年便富强起来。从前德国也是很贫弱的国家，到了威廉第一和俾士麦执政，结合联邦，励精图治，不到几十年便雄霸欧洲。其他实行民权的国家，都不能像日本和德国的进步，一日千里。推究此中原因，就是由于民权问题的根本办法没有解决。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便要把国家的大事付托到有本领的人。

　　现在欧美人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用专门家。譬如练兵打仗便要用军事家，开办工厂便要用工程师，对于政治也知道要用专门家。至于现在之所以不能实行用政治专门家的原因，就是由于人民的旧习惯还不能改变。但是到了现在的新时代，权与能是不能不分开的，许多事情一定是要靠专门家的，是不能限制专门家的。像最新发明，在人生日用最便利的东西，是街上的汽车。在二十多年前初有汽车的时候，没有驾驶的车夫，没有修理的工匠。我从前有一个朋友，买了一架汽车，自己一方面要做驾驶的汽车夫，又一方面要做修理的机器匠，那是很麻烦的，是很难得方方面面都做好的。到了现在，有许多的汽车夫和机器匠，有汽车的主人，只要出钱雇他们来，便可以替自己来驾驶，替自己来修理。这种汽车夫和机器匠，就是驾驶汽车和修理汽车的专门家，没有他们，我们的汽车便不能行动，便不能修理。国家就是一辆大汽车，政府中的官吏就是一些大车夫。欧美人民始初得到了民权，没有相当的专门家，就像二十多年以前有钱的人得了一辆汽车一样，所以事事便非靠自己去修理、自己去驾驶不可。到了现在，有了许多有本领的专门家，有权力的人民便应该要聘请他们，不然就要自己去驾驶、自己去修理，正所谓自寻烦恼，自找痛苦。就这个比喻，更可分别驾驶汽车的车夫是有能而无权的，汽车的主人是无能而有权的，这个有权的主人便应该靠有能的专门家去代他驾驶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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