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二讲(3)

民族主义第二讲(3)

　　经济力的压迫，除了海关税影响到入超以外还有外国银行。现在中国人的心理，对于本国银行都不信用，对于外国银行便非常信用；好比此刻在我们广东的外国银行，便极有信用，中国银行毫无信用。从前我们广东省立银行，发出纸币，尚可通用，此刻那种纸币毫不能用，我们现在只用现银。从前中国纸币的信用，不及外国纸币，现在中国的现银仍不及外国银行的纸币。现在外国银行的纸币，销行于广东的总数，当有几千万，一般人民都情愿收藏外国纸币，不情愿收藏中国现银：推之上海天津汉口各通商口岸，都是一样。推究此中原因，就是因为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

　　我们平常都以为外国人很有钱，不知道他们都是用纸钱来换我们的货物，他们本来没有许多钱，好像是我们送到他们的一样。外国人现在所有的钱，不过印出几千万纸，我们信用他，他们便有了几千万钱。那些外国银行的纸币，每印一元，只费几文钱，印成了的纸，他的价值便称是一元或十元或一百元，所以外国人不过是用最少之本钱去印几千万元的纸，用那几千万元的纸，便来换我们几千万块钱的货物。诸君试想这种损失是大不大呢！为什么他们能够多印纸，我们不能够照样去印呢？因为普通人都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只信用外国，不信用自己，所以我们所用的纸便不能通行。

　　外国纸币之外，还有汇兑。我们中国人在各通商口岸汇兑钱，也是信用外国银行，把中国的钱都交外国银行去汇兑。外国银行代中国人汇兑，除汇钱的时候赚千分之五的汇水以外，并强赚两地的钱价；在交钱的时候，又赚当地银元合银两的折扣；像这样钱价折扣的损失，在汇钱和交钱的两处地方，总算起来，必须过百分之二三。

　　像由广东外国银行汇一万块钱到上海，外国银行除了赚五十元汇水以外，另外由毫银算成上海规〈元〉银的钱价，他们必定把广东毫银的价格算低，把上海规元银的价格抬高，由他们自由计算，最少必要赚一二百元；到了上海交钱的时候，他们不交规元银，只肯交大洋钱，他们用规元银折成大洋钱，必压低银两的市价抬高洋钱的市价，至少又要赚一二百元；故上海广州两地之间，汇兑一万块钱，每次至少要损失二三百元。所以用一万块钱在上海广州两地之间，汇来汇去，最多不过三十余次便完全化为乌有。人民所以要受这些损失的原因，就是因为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

　　外国银行在中国的势力，除了发行纸币和汇兑以外，还有存款。中国人有了钱，要存到银行内。不问中国银行的资本是大是小，每年利息是多是少，只要知道是中国人办的，便怕不安全，便不敢去存款。不问外国银行是有信用没有信用，他们所给的利息是多是少，只要听到说是外国人办的，有了洋招牌，便吃了定心丸，觉得极安全，有钱便送进去，就是利息极少，也是很满意。

　　最奇怪的是辛亥武昌起义以后，一般满清皇室，和满清官僚，怕革命党到了，要把他们的财产充公；于是把所有的金银财宝，都存到各处外国银行，就是没有利息，只要外国人收存，便心满意足，甚至像清兵和革命军在武汉打仗打败了的那几日，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银行，所收满人寄存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至弄到北京所有的外国银行都有钱满之患，无余地可以再存。于是后来存款的，外国银行对于存款人，不但不出息钱，反要向存款人取租钱，存款人只要外国银行收存款，说到租钱，外国银行要若干便给若干。当时调查全国的外国银行，所收中国人的存款，总计一二十万万。

　　从此以后，中国人虽然取回了若干，但是十几年以来，一般军阀官僚，像冯国璋、王占元、李纯、曹锟，到处搜括，所发的横财，每人动辄是几千万；他们因为想那些横财很安全，供子子孙孙万世之用，也是存入外国银行；所以至今外国银行所收中国人存款的总数，和辛亥年的总数，还是没有什么大加减。外国银行收了这一二十万万存款，每年付到存款人的利息是很少的，最多不过四五厘。外国银行有了这一二十万万钱，又转借到中国小商家，每年收到借款人的利息是很多的，最少也有七八厘，甚至一分以上。因此外国银行，只任经理之劳，专用中国人的资本来赚中国人的利息，每年总要在数千万。

　　这是中国人因为要存款到外国银行，无形中所受的损失。普通人要把钱存到外国银行内的心理，以为中国银行不安全，外国银行很安全，把现款存进去，不怕他们闭倒。试问现在的中法银行停止营业，把中国人的存款没有归还，中法银行是不是外国银行呢？外国银行的存款是不是安全呢？外国银行既是不安全，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还是心甘情愿，要把中国的钱存到外国银行，每年要损失这样大的利息呢？推究这个原因，也是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外国银行一项，在中国所获之利，统计纸票汇兑存款三种算之，当在一万万元左右。

　　外国银行之外，还有运费。中国货物运去外国，固然是要靠洋船，就是运往汉口、长沙、广州各内地，也是靠洋船的多。日本的航业，近来固然是很发达，但是日本最先的时候，只有一个日本邮船会社，后来才有东洋汽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日清汽船公司，航行于中国内地，航行于全世界。日本航业之所以那样发达，是因为他们政府有津贴来补助，又用政治力特别维持。

　　在中国看起来，国家去津贴商船，有什么利益呢？不知日本是要和各国的经济势力相竞争，所以在水上交通一方面，也和各国缔结条约，订出运货的运费，每吨有一定的价钱。比方由欧洲运货到亚洲，是先到上海，再到长崎、横滨。由欧洲到上海，比较由欧洲到长崎、横滨的路程，是近得多的。但是由欧洲运货到长崎、横滨，每吨的运费，各船公司定得很平；至于由欧洲运货到上海的运费，中国无航业与他们抵抗，各船公司定得很贵；故由欧洲运货到长崎、横滨，比较由欧洲运货到上海，每吨的运费，还要便宜；因此欧洲货物，在日本出卖的市价，还要比在上海的平。

　　反过来如果中国货物由上海运去欧洲，也是比由长崎、横滨运去欧洲，所费的运费贵得多。若是中国有值一万万块钱的货物运往欧洲，中国因为运费的原故，就要加多一千万，照此计算，就是一万万之中要损失一千万。中国出入口货物的价值每年已至十余万万以上，此十余万万中，所受的损失，也当不在一万万元以下了。

　　此外还有租界与割地的赋税、地租、地价三项，数目亦实在不少。譬如香港、台湾、上海、天津、大连、汉口那些租界及割地内的中国人，每年纳到外国人的赋税，至少要在二万万元以上。像从前台湾纳到日本的税，每年只有二千万，现在加到一万万；香港从前纳到英国人的税，每年只有几百万，现在加到三千万；以后当然照此例，更行增加。其他地租一项，有归中国人收的，有归外国人收的。各得几何，没有切实的调查，不得而知；然总以外国人所收为多，都是不待问了，这种地租的数目，总比地税要大十倍。至于地价更是年年增加。外国人既掌握经济之权，自然是多财善贾，把租界内的地皮，平买贵卖，故此专就赋税地租和地价三种款项，中国人所受的损失，每年也当有四五万万元以上。

　　又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的团体及个人营业，持其不平等条约之特权，来侵夺我们利权的事业，更难以数计。单就南满铁路一个公司说，每年所赚的纯利，已达五千余万元，其他各国人之种种营业，用统计推测，当在一万万元以上。

　　更有一桩损失，就是投机事业。租界以内的外国人，每利用中国人的贪婪弱点，日日有小投机，数年有一次大投机，尽量激发中国人的赌性熟狂；如树胶的投机，马克的投机，每次结果，总是中国人受亏累，这种亏累，至少都有数千万元；而天天的小投机事业，积少成多，便不知道是有多少数目了。像这样的损失，每年亦当有数千万元。

　　至于战败的赔款，甲午赔于日本的是二万万五千万两；庚子赔于各国的是九万万两，这是属于政治上武力压迫的范围，当不能与经济压迫相提并论，而且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可以说还是小事了。其他还有藩属的损失，侨民的损失，更不知道有几何了。像这样看来，这种经济的压迫，真是利害得很了。

　　把以上所讲的损失，统共算起来：第一、由于洋货的侵入，每年有五万万元；第二、由于外国银行的纸币侵入市场，汇兑的扣折，存款的转借等项，或要到一万万元；第三、进出入口货物的运费总要自几千万至一万万元；第四、租界与割地中的赋税、地租和地价三项，总在四五万万元；第五、特权营业有一万万元；第六、投机事业和其他种种剥夺，当在几千万元以上，可说这六项的经济压迫，令我们中国所受的损失，总共不下十二万万元。这每年十二万万元大损失的，如果不想方法挽救，以后只有年年加多，断没有自然减少的理由；所以今日中国受外国的经济压迫，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位，是要赶快设法去挽救。若长此不救，必至因为受这种经济压迫，弄到国亡种灭而后已！

　　当中国从前强盛时代，都是要列邦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列邦的贡品，每年的价值，大约不过是百数十万元，我们便以为得非常的荣耀。到了宋朝，中国衰弱的时候，反要向金人进贡，而纳于金人的贡品，每年大约也不过百数十万元，我们便以为是奇耻大辱。我们现在要进贡到外国，每年有十二万万元，一年有十二万万，十年就有一百二十万万，这种经济力的压迫，这样大的进贡，是大家梦想不到的，不容易看见的，所以大家不觉得是大耻辱。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大的进贡，每年有十二万万的一宗大进款，那么我们应该做多少事业呢？我们的社会要如何进步呢？因为有了这种经济力的压迫，每年要受这样大的损失，故中国的社会事业都不能发达，普通人民的生机也是没有了。专就这一种压迫讲，比用几百万兵来杀我们还要利害得多。况且外国背后更拿帝国主义来促进他们的经济压迫，中国人民的生机焉得不日蹙，游民焉得不日多，国势焉得不日衰呢！

　　中国近来一百年以内，已经受了人口问题的压迫。中国人口总是不加多，外国人口总是日日加多；现在又受政治力和经济力一齐来压迫，我们是同时在受这三种力的压迫，如果再没有办法，无论中国领土是怎么样大，人口是怎么样多，百年之后，一定是要亡国灭种的！我们四万万人的地位是不能万古长存的，试看美洲的红番，从前到处皆有，现在便要全数灭亡。所以我们晓得政治的压迫是很利害，还要晓得经济的压迫是更利害，不能说我们有四万万人，就不容易被人消灭，因为中国几千年以来，从没有受过这三个力量一齐来压迫的，故为中国民族的前途设想，就应该要设一个什么方法，去打消这三个压迫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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