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颍滨遗老传

颍滨遗老传

　　颍滨遗老姓苏氏，名辙，字子由。

　　父曰眉山先生，隐居不出，老而以文名天下，天下所谓老苏者也。欧阳文忠公以文章独步当世，见先生而叹曰：“予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见君之文，予意足矣。”

　　先生既不用于世，有子轼、辙，以所学授之，曰：“是庶几能明吾学者。”

　　母成国太夫人程氏，亦好读书，明识过人，志节凛然，每语其家人：“二子必不负吾志。”

　　辙年十九举进士，释褐。二十三举直言，仁宗亲策之于廷。时上春秋高，始倦于勤。辙因所问，极言得失，曰：“陛下即位三十余年矣，平居静虑，亦尝有忧于此乎？无忧于此乎？臣伏读制策，陛下既有忧惧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窃意陛下有其言矣，未有其实也。往者宝元、庆历之间，西羌作难，陛下昼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谓陛下忧惧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弃置忧惧之心二十年矣。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臣疏远屑，闻之道路，不知信否。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笑无度，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三代之衰，汉、唐之季，女宠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将由之而出。内则蛊惑之所污，以伤和伐性；外则私谒之所乱，以败政害事。陛下无谓好色于内不害外事也。今海内穷困，生民愁苦，而宫中好赐不为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有无。司会不敢争，大臣不敢谏，执契持敕，迅若兵火。国家内有养士、养兵之费，外有北狄、西戎之奉，陛下又自为一阱以耗其遗余。臣恐陛下以此得谤，而民心不归也。策入，辙自谓必见黜。然考官司马君实第以三等，范景仁难之。蔡君谟曰：“吾三司使也。司会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

　　惟胡武平以为不逊，力谓黜之。上不许，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弃之，天下谓我何？”

　　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第，除商州军事推官。知制诰王介甫意其右宰相专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词。宰相韩魏公哂曰：“此人策语，谓宰相不足用，欲得娄师德，郝处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

　　知制诰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当制有爱君之言。谏官杨乐道见上曰：“苏辙，臣所荐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也，乞宣付史馆。”

　　上悦，从之。是时先君被命修《礼书》，而兄子瞻出签书凤翔判官，傍无侍子。辙乃奏乞养亲。三年，子瞻解还，辙始求为大名推官。逾年，先君捐馆舍。及除丧，神宗嗣位既三年矣，求治甚急。辙以书言事，即日召对延和殿。时王介甫新得幸，以执政领三司条例。上以辙为之属，不敢辞。介甫急于财利，而不知本，吕惠卿为之谋主。辙议事多牾。一日，介甫出一卷书曰：“此青苗法也。诸君熟议之。有不便，以告勿疑。”

　　他日，辙告之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之困，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鞭箠必用，州县事不胜烦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所言，则汉常平法耳。今此法见在而患不修，公诚有意于民，举而行之，刘晏之功可立竣也。”

　　介甫曰：“君言有理，当徐议行之。后有异论，幸勿相外也。”

　　自此逾月不言青苗。会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召议事。广廉尝奏乞度僧牒数千道为本钱，行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介甫意合，即谓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于四方。初，陈阳叔以枢密副使与介甫共事，二人操术不同。介甫所唱，阳叔不深和也。既召谢卿材、侯叔献、陈知俭、王广廉、王子韶、程颢、卢秉、王汝翼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访遗利。中外传笑，知所遣必生事迎合，然莫敢言者。辙求见阳叔。阳叔逆问：“君独来见，何也？”

　　对曰：“有疑欲问公耳。近日召八人者，欲遣往诸路，不审公既知利害所在，事有名件而使往案实之耶，其亦未知其实、漫遣出外、网捕诸事也？”

　　阳叔曰：“君意谓如何？”

　　对曰：“昔嘉祐末，遣使宽恤诸路，事无所指，行者各务生事。既还奏，例多难行，为天下笑。今何以异此？”

　　阳叔曰：“吾昔奉敕看详宽恤等事，如范尧夫辈所请，多中理。”

　　对曰：“今所遣如尧夫者有几？”

　　阳叔曰：“所遣果贤，将不肯行，君无过忧。”

　　对曰：“公诚知遣使之不便，而恃遣者之不行，何如？”

　　阳叔曰：“君姑退，得徐思之。”

　　后数日，阳叔召属官于密院言曰：“上即位之初，命天下监司具本路利害以闻，至今未上。今当遣使，宜得此以议，可草一札子，乞催之。”

　　惠卿觉非党中意，不乐，漫具草，无益也。辙知力不能救，以书抵介甫、阳叔，指陈其决不可者，且请补外。介甫大怒，将见加以罪。阳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会张文定知淮阳，以学官见辟，从之三年，授齐州掌书记。复三年，改著作佐郎。复从文定签书南京判官。居二年，子瞻以诗得罪，辙从坐，谪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调。

　　平生好读《诗》、《春秋》，病先儒多夫其旨，欲更为之传。老子书与佛法大类，而世不知，亦欲为之注。司马迁作《史记》，记五帝三代，不务推本《诗》、《书》、《春秋》，而以世俗杂说乱之，记战国事，多断缺不完，欲更为《古史》。功未及究，移和歙绩溪。始至，而奉神宗遗制，居半年，除秘书省校书郎。

　　明年，至京师，除右司谏。宣仁后临朝，用司马君实、吕晦叔等，欲革弊事，旧相蔡确、韩缜，枢密使章惇皆在位，窥伺得失，中外忧之。辙言曰：先帝临御仅二十年，厉精政事，变更法度，将以力致太平，追复三代，是以擢任臣庶，多自屑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无与比者。究观圣意，本欲求贤自助，以利安生民，为社稷长久之计，岂欲使左右大臣媮合苟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窃取利禄以养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以来，民力凋弊，海内愁怨。先帝晚年，寝疾弥留，照知前事之失，亲发德音，将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弃万国。天下闻之，知前日弊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圣德，继之以泣。是以皇帝践祚，圣母临政，奉承遗旨，罢导洛，废市易，损青苗，止助役，宽保甲，免买马，放修城池之役，复茶盐铁之旧，黜吴居厚、吕孝廉、宋用臣、贾青、王子京、张诚一、吕嘉问、蹇周辅等。命令所至，细民鼓舞相贺。臣愚不知朝廷以为凡此谁之罪也？上则大臣蔽塞聪明，逢君之恶；下则屑贪冒荣利，奔竞无耻。二者均皆有罪，则大臣以任重责重，屑以任轻责轻，虽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既已罢黜屑，至于大臣，则因而任之，将复使燮和阴阳，陶冶民物，臣窃惑矣。窃惟朝廷之意，将以体貌大臣，待其愧耻自去，以全国体。今确等自山陵以后，犹偃然在职，不肯引咎辞位以谢天下。谨案确等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据位最尊，获罪最重，而有靦面目，曾不知愧。确等诚以昔之所行为是耶，则今日安得不争？以昔之所行为非耶，则昔日安得不言？穷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盖以为是皆先帝所为，而非吾过也。夫为大臣，忘君徇己，不以身任罪戾，而归咎先帝，不忠不孝，宁有过此？臣窃不忍千载之后书之简策。大臣既自处无过之地，则先帝独被恶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当食不饱，至于涕泗之横流也。陛下何不正其罪名，上以为先帝分谤，下以慰臣子之意。今独以法绳治屑，而置确等，大则无以显扬圣考之遗意，小则无以安反侧之心。故臣窃谓大臣诚退，则屑非建议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从君，竭力自效，以洗前恶。伏乞出臣此章，宣示确等，使自处进退之分。臣虽万死不恨也。三人竟皆逐去，然卒不以其前后反复归咎先帝罪之，世以为恨。吕惠卿始谄事介甫，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其后势钧力抗，则倾陷介甫，甚于仇雠，世尤恶之。时惠卿自知罪大，乞宫观自便，不预贬窜。辙具疏其奸，请加深谴，乃以散官安置建州，天下韪之。司马君实既以清德雅望专任朝政，然其为人不达吏事，知雇役之害，欲复行差役，不知差雇之弊，其实相半，讲之未详，而欲一旦复之。民始闻而喜，徐而疑惧，君实不信也。王介甫以其私说为《诗书新义》以考试天下士，学者病之。君实改为新格，而势亦难行。

　　方议未定，辙言：“自罢差役，至今仅二十年，吏民皆未习惯。况役法关涉众事，根牙磐错，行之徐缓，乃得审详。若不穷究首尾，匆遽便行，恐既行之后，别生诸弊。今州县役钱，例有积年宽剩，大约足支数年，若且依旧雇役，尽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审议差役，趁今冬成法，来年役使乡户。但使既行之后，无复人言，则进退皆便。”

　　又言：“进士来年秋试，日月无几，而议不时决，传闻四方，不免惶惑。诗赋虽号小技，而比次声律，用功不浅。至于治经，诵读讲解，尤不可轻易。要之，来年皆未可施行。欲乞先降指挥，来年科场，一切如旧，惟经义兼取注疏及诸家议论，或出己见，不专用王氏学。仍罢律义，令天下举人知有定论，一意为学，以待选式。然后徐议元祐五年以后科举格式，未为晚也。”

　　众皆以为便，而君实始不悦矣。是岁上将亲飨明堂，辙言曰：三代常祀，一岁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亲之。故于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独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于一岁，而亲祀必遍。降及近世，岁之常祀，皆有司摄事。三岁而后一亲祀，亲祀之疏数，古今之变，相远如此。然则其礼之不同，盖亦其势然也。谨按国朝旧典，冬至圜丘，必兼飨天地，从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丘，别行他礼，或大雩于南郊，或大飨于明堂，或恭谢于大庆，皆用圜丘礼乐神位。其意以为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亲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窃见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为得礼。自皇祐以后，凡祀明堂，或用郑氏说，独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说，独祀昊天上帝。虽于古学，各有援据，而考之国朝之旧，则为失当。盖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岁遍祀之仪，而议皇帝三年亲祀之礼，是以若此其疏也。今者皇帝陛下对越天命，逾年即位，将以九月有事于明堂，义当并见天地，遍礼百神，躬荐诚心，以格灵贶。臣恐有司不达礼意，以古非今，执王、郑偏说以乱本朝大典。夫礼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顺。今皇帝陛下始亲祠事，而天地百神无不咸秩，岂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诏礼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礼，庶几精诚陟降，溥及上下。时大臣多牵于旧学，不达时变，奏入不报。然辙以为《周礼》一岁遍祭天地，皆人主亲行，故郊丘有南北，礼乐有同异。自汉、唐以来，礼文日盛，费用日广，事与古异，故一岁遍祀，不可复行。唐明皇天宝初，始定三岁一亲郊，于致斋之日，先享太清宫，次享太庙，然后合祭天地，从祀百神。所以然者，盖谓三年一次大礼，若又不遍，则于人情有所不安。至于遍祭之礼，已自差官摄事，未尝少废。此近世变礼，非复三代之旧。而议者欲以三代遗文，参乱其间，失之远矣。至七年，上将亲郊，辙备位政府，乃与诸公共伸前议，合祭天地，职者以为当。初，神宗以夏国内乱，用兵攻讨，于熙河路增置兰州，于延安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至此，夏国虽屡遣使，而未修职贡。

　　二年，夏始来贺登极，使还，未出境，又遣使入界。朝廷知其有请地之意，然大臣议弃守未决。辙言曰：顷者四人虽至，而疆埸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盖知朝廷厌兵，确然不请，欲使此议发自朝廷，是以为重。朝廷深觉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势穷，始来请命。今若又不许，使其来使徒手而归，一失此机，必为后悔。彼若点集兵马，屯聚境上，许之则畏兵而予，不复为恩；不予则边衅一开，祸难无已。间不容发，正在此时，不可失也。今议者不深究利害，妄立坚守之议，苟避弃地之名，不度民力，不为国计，其意止欲私己自便，非社稷之计也。臣又闻议者或谓弃守皆不免用兵，弃则用兵必迟，守则用兵必速。迟速之间，利害不远，若遂以地予之，恐非得计。臣闻圣人应变之机，正在迟速之际，但使事变稍缓，则吾得算已多。昔汉文、景之世，吴王濞内怀不轨，称病不朝，积财养兵，谋乱天下。文帝专务含养，置而不问，加赐几杖，恩礼日隆。濞虽包藏祸心，而仁泽浸渍，终不能发。及景帝用晁错之谋，欲因其有罪，削其郡县。以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则反疾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削书一下，七国尽反。至使景帝发天下兵，遣三十六将，仅而破之。议者若不计利害之浅深，较祸福之轻重，则文帝隐忍不决，近于柔仁，景帝刚断必行，近于强毅。然而如文帝之计，祸发既迟，可以徐为备御，稍经岁月，变故自生，以渐制之，势无不可。如景帝之计，祸发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锋刃既接，胜负难保，社稷之命，决于一日。虽食晁错之肉，何益于事？今者欲弃之策，与文帝同，而欲守之计，与景帝类。臣乞宣谕执政，欲弃者，理直而祸缓；欲守者，理曲而祸速。曲直迟速，孰为利害？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听断，将帅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谁使效命。若其羽书沓至，胜负纷然，临机决断，谁任其责。惟乞圣心以此反复思虑，早赐裁断，无使西戎别致猖狂、弃守之议皆不得其便。于是朝廷许还五寨，夏人遂服。辙寻迁起居郎，为中书舍人。时朝廷起文潞公于既老，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初，元丰中，河决大吴，先帝知故道不可复还，因导之北流。水性已顺，惟河道未深，堤防未立，岁有决溢之患，本非深害也。至此，诸公皆未究悉河事，而潞公欲以河为重事，中书侍郎吕微仲、枢密副使安厚卿从而知之。始谓河西北流入泊淀，久必淤浅，异日或从北界入海，则河朔无以御狄。故三人力主回河之计，诸公莫能夺。吕晦叔时为中书相，辙间见问曰：“公自视智勇孰与先帝？势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与先帝？”

　　晦叔惊曰：“君何言欤？”

　　对曰：“河决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诸公欲回之，是自谓智勇势力过先帝也。且河决自元丰，导之北流，亦自元丰。是非得失，今日无所预。诸公不因其旧而修其未完，乃欲取而回之，其为力也难，而其为责也重矣！”

　　晦叔唯唯曰：“当与诸公筹之。”

　　既而回河之议纷纷而起，晦叔亦以病没。辙迁户部侍郎，尝因转对言曰：财赋之原，出于四方，而委于中都。故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余，则转运司常足，转运司既足，则户部不困。唐制：天下赋税，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于今，上供之数，可谓少矣。然每有缓急，王命一出，舟车相衔，大事以济。祖宗以来，法制虽殊，而诸道畜藏之计，犹极丰厚。是以敛散及时，纵舍由己，利柄所在，所为必成。自熙宁以来，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术，欲求富国，而先困转运司，转运司既困，则上供不继，上供不继，而户部亦惫矣。两司既困，故内帑别藏，虽积如丘山，而委为朽壤，无益于算。故臣愿举近岁朝廷无名封桩之物，归之转运司。盖禁军阙额与差出衣粮、清、汴水脚与外江纲船之类，一经擘画，例皆封桩。夫阙额禁军，寻当以例物招置，而出军衣粮，罢此给彼，初无封桩之理。至于清、汴水脚，虽减于旧，而洛口费用，实倍于前。外江纲船，虽不打造，而雇船运粮，其费特甚。重复刻剥，何以能堪？故臣谓诸如此比，当一切罢去，况祖宗故事，未尝有此，但有司固执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断而与之，则转运司利柄稍复，而户部亦有赖矣。朝廷重违近制，卒不能改，寻又言：臣谨以祖宗故事，考今日本部所行，体例不同，利害相远，恐合随事措置，以塞弊原。谨昧死具三弊以闻。其一曰分河渠案以为都水监，其二曰分胄案以为军器监，其三曰分修造案以为将作监。三监皆隶工部，则本部所专，其余无几，出纳损益，制在他司。顷者，司马光秉政，知其为害，尝使本部收揽诸司利权。当时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犹为他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参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领天下事，几至大半，权任之重，非他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权分，则财利散，虽欲求富，其道无由。盖国之有财，犹人之有饮食。饮食之道，当使口司出纳，而腹制多寡，然后分布气血，以养百骸。耳目赖之以为明，手足赖之以为力。若不专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则虽欲求一饱，不可得矣，而况于安且寿乎！今户部之在朝廷，犹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异此？自数十年以来，群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举，辄以三司旧职分建他司。利权一分，用财无艺。他司以办事为效，则不恤财之有无；户部以给财为功，则不问事之当否。彼此各营一职，其势不复相知，虽使户部得才智之臣，终亦无益，能否同病，府库卒空。今不早救，后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师频岁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监。置监以来，比之旧案，所补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监丞，侵夺转运司职事。转运司之领河事也，郡之诸埽，埽之吏兵、储蓄，无事则分，有事则合，水之所向，诸埽趋之，吏兵得以并功，储蓄得以并用。故事作之日，无暴敛伤财之患；事定之后，徐补其阙，两无所妨。自有监丞，据法责成，缓急之际，诸埽不相为用，而转运司不胜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监为户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并建六曹，随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隶工曹，名虽近正而实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内为军器监而上隶工部，外为都作院而上隶提刑司，欲有兴作，户部不得与议。访闻河北道近岁为羊浑脱，动以千计。浑脱之用，必军行乏水，过渡无船，然后须之。而其为物，稍经岁月，必至蠹败。朝廷无出兵之计，而有司营职不顾利害，至使公私应副亏财害物。若专在转运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为户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缓急，物有利害，皆得专之。今工部以办职为事，则缓急利害，谁当议之？朝廷近以箔场竹箔积久损烂，创令出卖，上下皆以为当。指挥未几，复以诸处营造，岁有科制，遂令般运堆积，以分出卖之计。臣不知将作见工几何，一岁所用几何。取此积彼，未用之间，有无损败，而遂为此计。本部虽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复言。此工部将作监为户部之害，三也。凡事之类此者多矣，臣不能遍举也。故愿明诏有司，罢外水监丞，举河北河事及诸路都作院皆归转运司。至于都水、军器、将作三监，皆兼隶户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费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迟速。苟可否、多少在户部，则伤财害民，户部无所逃其责矣；苟良苦、迟速在工部，则败事乏用，工部无所辞其谴矣。利出于一，而后天下贫富可责之户部矣。

　　朝廷以为然，从之，惟都水监仍旧。辙自为中书舍人，与范子功、刘贡父同详定六曹条例。子功领吏部。元丰所定吏额，主者苟悦群吏，比旧额几数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减，已再上再却矣。子功奉使，辙兼领其事。吏有白中孚者，进曰：“吏额不难定也。昔之流内铨，今侍郎左选也，事之烦剧，莫过此矣。昔铨吏止十数，而今左选吏至数十。事不加旧，而用吏至数倍，何也？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此吏额多少之大情也。旧法，日生事以难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轻者至一厘以下，积若干分而为一人。今若取逐司两月事定其分数，则吏额多少之限，无所逃矣。”

　　辙以其言遍问属官，皆莫应。独李之仪对曰：“是诚可为也。”

　　即与之仪议之曰：“此群吏身计所系也。若以分数为人数，必大有所损，将大致纷诉，虽朝廷亦将不能守。”

　　乃具以白宰执，请据实立额，俟吏之年满转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补，及额而止。不过十年，羡额当尽。功虽稍缓，而见吏知非身患，不复怨矣。诸公以为然，遂申尚书省，取诸司两月生事。诸司吏皆疑惧，莫肯供，再申，乞榜诸司，使知所立额，俟他日见阙不补，非法行之日，即有减损也。榜出，文字即具，至是成书，以申三省。左仆射吕微仲大喜，欲攘以为己功，以问三省吏，皆莫晓。有诸司吏任永寿者，颇知其意。微仲悦之，于尚书省创吏额房，使永寿与三省吏数人典之。小人无远虑，而急于功利，即背前约，以立额日裁损吏员，复以好恶改易诸吏局次。〈凡近下吏人，恶为上名所压者，即为拨出上名于他司，闲慢司分欲入要地者，即自寺监拨入省曹之类是也。〉凡奏上行下，皆微仲专之，不复经三省。法出，中外汹汹，微仲既为御史所攻，永寿亦以恣横赃污，以徒罪刺配。久之，微仲知众不伏，乃使左右司再加详定，略依本议行下。时子瞻自翰林学士出知余杭，朝廷即命辙代为学士，寻又兼权吏部尚书。未几，奉使契丹，虏以其侍读学士王师儒馆伴。师儒稍读书，能道先君及子瞻所为文，曰“恨未见公全集”，然亦能诵《服伏苓赋》等，虏中类相爱敬者。

　　还朝，为御史中丞。命由中出，宰相以下多不悦。所荐御史，率以近格不用。自元祐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时人心已定，惟元丰旧党分布中外，多起邪说以摇撼在位。吕微仲与中书侍郎刘莘老二人尤畏之，皆持两端，为自全计，遂建言欲引用其党，以平旧怨，谓之“调停”。宣仁后疑不决，辙于延和面论其非。退，复再以札子论之。

　　其一曰：臣近面论君子小人不可并处朝廷，窃观圣意，似不以臣言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词迫遽，有所不尽，退伏思念，若使邪正并进，皆得预闻国事，此治乱之几，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误蒙圣恩，典司邦宪。臣而不言，谁当救其失者。谨复稽之古今，考之圣贤之格言，莫不谓亲近君子，斥远小人，则人主尊荣，国家安乐。疏外君子，进任小人，则人主忧辱，国家危殆。此理之必然，非一人之私言也。其于《周易》，所论尤详，皆以君子在内，小人在外，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内，君子在外，为阴阳之逆节。故一阳在下，其卦为《复》；二阳在下，其卦为《临》。阳虽未盛，而居中得地，圣人知其有可进之道。一阴在下，其卦为《姤》；二阴在下，其卦为《遁》。阴虽未壮，而圣人知其有可畏之渐。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阴阳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为象，三阳在内，三阴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为，小人奠居于外，安而无怨，故圣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时，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无失其所，则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势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则势将必至于反复。故《泰》之九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

　　窃惟圣人之戒，深切详尽，所以诲人者至矣。独未闻以小人在外，忧其不悦而引之于内，以自遗患者也。故臣前所上札子，亦以谓小人虽决不可任以腹心，至于牧守四方，奔走庶务，各随所长，无所偏废。宠禄恩赐，彼此如一，无一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置之于内，是犹畏盗贼之欲得财，而导之于寝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开之以坰牧。天下无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者？小人贪利忍耻，击之难去，君子洁身重义，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语曰：“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

　　盖谓此矣。先帝以聪明圣智之资，疾颓靡之俗，将以纲纪四方，追迹三代。今观其设意，本非汉、唐之君所能仿佛也。而一时臣佐，不能将顺圣德，造作诸法，率皆民所不悦。及二圣临御，因民所愿，取而更之，上下欣慰。当此之际，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于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彷徨踧踖，若无所措。朝廷虽不加斥逐，其势亦自不能复留矣。尚赖二圣慈仁，不加谴责，而宥之于外，盖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势大定，而议者惑于浮说，乃欲招而纳之，与之共事，欲以此“调停”

　　其党。臣谓此人若返，岂肯徒然而已哉！必将戕害正人，渐复旧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祸，盖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盖自熙宁以来。小人执柄二十年矣，建立党与，布满中外，一旦失势，晞觊者多。是以创造语言，动摇贵近，协之以祸，诱之以利，何所不至。臣虽未闻其言，而概可料矣。闻者若又不加审察，遽以为然，岂不过甚矣哉！臣闻管仲治齐，夺伯氏骈邑三百，饭蔬食，没齿无怨言。诸葛亮治蜀，废廖立、李严为民，徙之边远，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骈、立、严三人者，皆齐、蜀之贵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贵臣，而使之无怨者，非有他也，赏罚必公，举措必当，国人皆知所与之非私，而所夺之非怨，故虽仇雠莫不归心耳。今臣窃观朝廷用舍施设之间，其不合人心者，尚不为少，彼既中怀不悦，则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纳之，以平其隙，臣未见其可也。《诗》曰：“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

　　陛下诚以异同反复为忧，惟当久任才性忠良、识虑明审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虽未及皋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远矣。惟陛下断自圣心，不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进，后有噬脐之悔，则天下幸甚。臣既待罪执法，若见用人之失，理无不言，言之不从，理不徒止。如此则异同之迹，益复著明。不若陛下早发英断，使彼此泯然无迹。可见之为善也。奏入，宣仁后命宰执于廉前读之，仍谕之曰：“苏辙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

　　诸公相从和之。自此参用邪正之说衰矣。辙复奏曰：圣人之德，莫如至诚。至诚之功，存于不息，有能推至诚之心而加之以不息之久，则天地可动，金石可移，况于斯人，谁则不服？臣伏见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随时驰张，改革弊事，因民所恶，屏去小人。天下本无异心，群党自作浮议。近者德音一发，众心涣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向。惟二圣不移此意，则天下谁敢不然？卫多君子，而乱不生，汉用汲黯，而叛者寝。苟存至诚不息之意，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实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谓昔所柄任，其徒实繁，布列中外，岂免窥伺？若朝廷施设必当，则此辈觊望自消。昔田蚡为相，所为贪鄙，则窦婴、灌夫睥睨宫禁。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则廖立、李严虽流徙边郡，终身无怨。此则保国宁人之要术，自古圣贤之所共由者也。臣窃见方今天下虽未大治，而祖宗纲纪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己平心，无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则人心自定，虽有异党，谁不归心。向者异同反复之心，盖亦不足虑矣。但患朝廷举事，类不审详。曩者，黄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凿，欲导之使东，移下就高，汩五行之理。及陛下遣官按视，知不可为，犹或固执不从。经今累岁，回河虽罢，减水尚存，遂使河朔生灵财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顺，朝廷招来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将吏创筑二堡，以侵其膏腴；议纳醇忠，以夺其节铖。功未可觊，争已先形。朝廷虽知其非，终不明白处置，若遂养成边衅，关陕岂复安居？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正已平心，无生事要功之意者也。昔嘉祐以前，乡差衙前，民间常有破产之患。熙宁以后，出卖坊场以雇衙前，民间不复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务于复旧，一例复差。官收坊场之钱，民出衙前之费，四方惊顾，众议沸腾。寻知不可，旋又复雇。雇法有所未尽，但当随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复行差法。虽存雇法，先许得差。州县官吏利在起动人户，以差为便。差法一行，即时差足，雇法虽在，谁复肯行。臣顷奉使契丹，河北官吏皆为臣言：“岂朝廷欲将卖坊场钱别作支费耶。不然，何故惜此钱而不用，竭民力以供官。”

　　此声四驰，为损非细。又熙宁雇役之法，三等人户并出役钱，上户以家产高强，出钱无艺，下户昔不充役，亦遣出钱。故此二等人户不免咨怨。至于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钱不多，雇法之行，最为其便。及元祐罢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跃可知，唯是中等则反为害。臣请且借畿内为比，则其余可知矣。畿县中等之家，例出役钱三贯，若经十年，为钱三十贯而已。今差法既行，诸县手力，最为轻役；农民在官，日使百钱，最为轻费，钱一岁之用，已为三十六贯。二年役满，为费七十余贯。罢役而归，宽乡得闲三年，狭乡不及一岁。以此较之，则差役五年之费，倍于雇役十年。赋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间不以今法为害而熙宁为利乎。

　　然朝廷之法，官户等六色役钱，只得支雇役人。不及三年，处州役而不及县役，宽剩役钱，只得通融邻路邻州，而不及邻县。人户愿出钱雇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为雇。如此之类，条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厌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者也。臣以闻见浅狭，不能尽知当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辈犹知其非，而况于心怀异同、志在反复、幸国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识于心，多造谤议，待时而发，以摇撼众听矣。伏乞宣谕宰执，事有失当，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无倦。苟民心既得，则异议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贵，海内蒙福，上下所同，岂不休哉。然大臣怙权耻过，终莫肯改。比辙为执政，三省又奏除李清臣为吏部尚书，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诏书进呈，不允。祖禹执奏如初，左正言姚勔亦言不当，三省复除蒲宗孟兵部尚书。辙谓诸公：“且候邦直命下，然后议此，如何？”

　　皆不应。及帘前，微仲奏：“诸部久阙尚书，见在人皆资浅未可用，又不可阙官，须至用前执政。”

　　上有黾俯从之之意，辙奏：“前日除李清臣，给谏纷然争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

　　宜仁后曰：“奈阙官何？”

　　辙曰：“尚书阙官已数年，何尝阙事？今日用此二人，正与去年用邓温伯无异。此三人者，非有大恶，但昔与王珪、蔡确辈并进，意思与今日圣政不合。见今尚书共阙四人，若并用似此四人，使互进党类，气势一合，非独臣等耐何不得，亦恐朝廷难耐何矣！且朝廷只贵安静，如此用人，台谏安得不言？臣恐自此闹矣。”

　　宣仁后曰：“信然，不如且静。”

　　诸公遂卷除目持下。辙又奏：“臣去年初作中丞，首论此事，圣意似以臣言为然。今未及一年，备位于此，若遂不言，实恐陛下怪臣前后异同。”

　　上曰：“然。”

　　乃退。六年春，诏除尚书右丞，辙上言：“臣幼与兄轼同受业先臣，薄祐早孤。凡臣之宦学，皆兄所成就。今臣蒙恩与闻国政，而兄适亦召还，本除吏部尚书，复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况兄轼文学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远慕古人举不避亲，只乞寝臣新命，得与兄同备从官，竭力图报，亦未必无补也。”

　　不听。逾年迁门下侍郎。时吕微仲与刘莘老为左右相。微仲直而暗，莘老曲意事之，事皆决于微仲。惟进退士大夫，莘老阴窃其柄，微仲不悟也。辙居其间，迹危甚。莘老昔为中司，台中旧僚，多为之用，前后非意见攻。宣仁后觉之，莘老既以罪去，微仲知辙无他，有相安之意，然其为人则如故，天下事卒不能大有所正，至今愧之。盖是时所争议，大者有二：其一，西边事。其二，黄河事。初，夏人来贺登极，相继求和，且议地界。朝廷许之，本约地界已定，然后付以岁赐。久之，议不决。明年，夏人多保忠以兵袭泾原，杀掠弓箭手数千人而去。朝廷隐忍不问，即遣使往赐策命。夏人受礼倨慢，以地界为词，不复入谢，且再犯泾原。四年，乃复来贺坤成，且议地界。朝廷急于招纳，疆议未定，先以岁赐予之。寻觉不便，乃于疆事多方侵求，不守定约。而熙河将佐范育、种谊等，又背约侵筑质孤、胜如二堡，夏人随即平汤。育等又欲以兵纳赵醇忠，又擅招蕃部千余人。朝廷却而不受，西边骚然。辙力言其非，乞罢育、谊，更择老将以守熙河，宣仁后深以为是，而大臣主之。

　　辙面奏：“此辈皆大臣亲旧，不忍坏其资任，虽其同列，亦不敢异议。陛下独不见黄河事乎？当时德音宣谕，至深至切，然非大臣意，至今不了。人君与人臣事体不同。人臣虽明见是非，而力所不加，须至且止。人主于事，不知则已，知而不得行，则事权去矣。臣今言此，盖欲陛下收揽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专听其所为，不以渐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只如韩维专恣太甚，范纯仁阿私太甚，皆不免逐去。事至如此，岂朝廷美事？故臣之意，盖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

　　宣仁后极以为然，而不能用。六年六月，熙河奏：“夏人十万骑压通远军境上，挑掘所争崖巉，杀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军未能复出，急移近里堡寨，于界上修筑，乘利而往，不须复守诚信。”

　　诸公会议都堂，辙谓微仲：“今欲议此事，当先定议，欲用兵耶，不用兵耶？”

　　微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

　　辙曰：“凡欲用兵，先论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则兵决不当用。朝廷顷与夏人商量地界，欲用庆历旧例，以汉蕃见今住坐处当中为界，此理最为简直。夏人不从，朝廷遂不固执。盖朝廷临事，常患先易后难，此所谓先易者也。既而许于非所赐城寨，依绥州例，以二十里为界，十里为堡铺，十里为草地。〈非所赐城寨，指谓延州、塞门、义合、石州、吴堡、兰州诸城寨，通远军定西城。〉要约才定，朝廷又要于两寨界首相望侵系蕃地，一抹取直，夏人黾俯见从。要约未定，朝廷又要蕃界更留草地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见许。凡此所谓后难者也。今者又欲于定西城与陇诺堡相望，一抹取直，所侵蕃地凡百数十里。陇诺，祖宗旧疆，岂所谓非所赐城寨耶？此则不直，致寇之大者也。今虽欲不顾曲直，一面用兵，不知二圣谓何？”

　　莘老曰：“持不用兵之说虽美，然事有须用兵者，亦不可固执。”

　　辙曰：“相公必欲用兵，须道理十全。敌人横来相加，势不得已，然后可耳。今吾不直如此，兵起之后，兵连祸结，三五年不得休，将奈何？”

　　诸公乃许不从熙河之计。明日，面奏之，辙曰：“夏人引兵十万，直压熙河境上，不于他处作过，专于所争处杀人、掘崖巉，此意可见。此非西人之非，皆朝廷不直之故。”

　　微仲曰：“朝廷指挥，亦不至大段不直。”

　　辙曰：“熙河帅臣，辄敢生事奏乞，不守诚信。乘夏人抽兵之际，移筑堡寨。臣以为方今堡寨虽或可筑，至秋深马肥，夏人能复引大兵来争此否？”

　　诸人皆言：“今已不许之矣。”

　　辙曰：“臣欲诘责帅臣耳，若不加诘责，或再有陈乞。”

　　诸人皆曰：“俟其再乞，诘责未晚。”

　　宣仁后曰：“边防忌生事，早与约束。”

　　诸人乃听。已而兰州又以远探为名，深入西界，杀十余人。辙曰：“边臣贪功生事，不足以示威，徒足以败坏疆议，理须戒敕。”

　　不听。既又以防护打草为名，杀六七人，生擒九人。微仲知不便，欲送还生口，因奏其事。辙曰：“边臣贪冒小胜，不顾大计，极害事。今送还九人，甚善。可遂戒敕边臣。”

　　微仲不欲，曰：“近日延安将副李仪等深入陷没，已责降一行人，足以为戒。”

　　辙曰：“李仪深入，以败事被责。兰州深入得功，若不戒敕，将谓朝廷责其败事，而喜其得功也。”

　　宣仁后曰：“然。”

　　乃加戒敕。然七年夏人竟大入河东，朝廷乃议绝岁赐，禁和市，使沿边诸路为浅攻计，命熙河进筑定远城。夏人不能争。未几，复大入环庆，复议使熙河进筑汝遮。中书侍郎范子功独不可。辙度其意，昔延安帅臣赵卨，范氏姻家也。方议地界，以绥州二十里为例，议出于卨。熙河斥其不可。议久不决，而卨死，故子功持之。辙谓之曰：“绥州旧例施于延安可耳，熙河远者或至七八十里，其不从宜矣。方论国事，亲旧得失，不宜置胸中也。”

　　众皆称善，而子功悻然不服。会西人乞和，议遂不成。未几，右相苏子容以事去位。子功以同省得罪，因遂其请，实以汝遮故也。辙自为谏官，论黄河东流之害。及为执法，最后论三事：其一，存东岸清丰口；其二，存西岸披滩水口；其三，除去西岸激水锯牙。朝廷以付河北监司，惟以锯牙为不可去。辙于殿庐中，与微仲论之。微仲曰：“无锯牙，则水不东。水不东，则北流必有患。”

　　辙曰：“然北京百万生灵，岁有决溺之忧，何以救之？且分水东入故道，见今淤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复能久。若俟涨水已过，尽力修完北流堤防，使足胜涨水之暴，然后撤去锯牙，免北京危急，此实利也。”

　　莘老曰：“河北监司不如此言，奈何？”

　　辙曰：“公岂不知外官多所观望耶？”

　　微仲曰：“河事至大，难以臆断。”

　　辙曰：“彼此皆非目见，当以公议参之耳。”

　　及至上前，二相皆以分水为便。辙具奏前语，且曰：“必欲重慎，候涨水过，故道增淤，即并力修完北堤，然后撤去锯牙，庶几可也。”

　　近至都堂，二相遽批圣语曰：“依都水监所定。”

　　辙语堂吏，适所奏不然。莘老失措，微仲知不可，乃曰：“明日别议。”

　　卒改批“不得添展”乃已。

　　八年正月，都水吴安持乞于北流作软堰，定河流以免淤填，时微仲在告。辙奏曰：“先帝因河决大吴，导之北流，已得水性，惟堤防未完，每岁不免决溢，此本黄河常事耳。是时北京之南，黄河西岸，有阚村、樊村等三斗门，遇河水泛溢，即开此三门，分水北行于无人之地，至北京北，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无大危急。自数年来，大臣创议回河，水官王孝先、吴安持等，即塞此三门，贴筑西堤，又作锯牙马头，约水向东，直过北京之上，故北京连年告急。然约水既久，东流遂多于往岁。盖分流有利有害。秋水泛涨，分入两流，暂时且免决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浊，缓则生淤，既分为二，不得不缓，故今日北流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将来涨水之后河流东、北盖未可知，臣等昨于都堂问吴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东，今年安知河水不自北？’”

　　宣仁后笑曰：“水官尚作此言，况他人乎！”

　　辙又奏曰：“臣今但欲徐观夏秋河势所向。水若东流，则北流不塞，自当淤断；水若北流，则北河如旧，自可容纳。似此处置，安多危少，行之无疑。若行险徼幸，万一成功，如水官之意，臣不敢从也。乞先令安持等结罪保明河流所向，及软堰既成有无填塞河道致将来之患，然后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

　　后复笑曰：“若令结罪，必谓执政协持之，且水官犹不保河之东、北，况使者暂往乎？姑别议之可也。”

　　二月，微仲乃朝，辙具以前语谕之。微仲口虽不伏，而意甚屈。曰：“软堰且令具功料申上朝廷，更行相度。”

　　辙曰：“如此终非究竟，必欲且尔亦可。”

　　八日，辙方在式假，三省得旨批曰：“依水监所奏，下手日具功料取旨。”

　　辙以非商量本意，以札子论之。微仲即日在告。十二日，辙入对奏曰：“自去年十一月后来，至今百日间耳。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摇撼朝廷。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乞一面措置河事。旧法，马头不得增损。臣知安持意在添进马头，即指挥除两河门外，许一面措置。安持奸意既露，第二次乞于东流北添进五七埽緷，约令北流入东。即令转运司同监视，不得过所乞緷数。安持奸意复露。第三次即乞留河门百五十步。臣知安持意在回河，改进马头之名为留河门即不许。安持计穷。第四次即乞作软堰。凡安持四次擘画，皆回河意耳。臣昨已令中书工房问水监两事：其一，勘会北流元祐二年河门元阔几里？逐年开排，直至去年，只阔三百二十步，有何缘故？其二，勘会东流河门见阔几步？每年涨水东出，水面南北阔几里？南面有无堤岸？北京顺水堤不没者几尺？将来北流若果淤断，涨水东行，系合并北流多少分数？有无包畜不定？今两问犹未答，便即施行，实太草草。”

　　后嗟叹久之，深以所言为然。二十四日，与微仲同进呈，微仲曰：“苏辙所议河事，今软堰已不可作，无可施行。”

　　辙曰：“软堰本自不可作，然臣本论吴安持百日之间四次妄造事端，动爷听，若令依旧供职，病根不去，河朔被害无已。”

　　微仲曰：“水官弄泥弄水，别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持。”

　　辙曰：“水官职事不轻，奈何以小人主之？《易》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未闻小人有可用之地也。”

　　此后是非终不能决，会宣仁晏驾。九年正月，安持奏乞塞梁村口，缕张包口，开清丰口以东鸡爪河。八日，辙以祈谷宿斋三省，即令安持与北京留守司相度施行。时微仲为山陵使，行有日矣。辙见之待漏，语及河事。微仲直视曰：“此大事，不可不慎。”

　　辙曰：“诚然，公亦宜慎之。”

　　时范尧夫为右相，旧不直东流。辙告之曰：“当与微仲议定，乃令西去。”

　　尧夫曰：“命已下，奈何？”

　　辙曰：“事有理，谁敢不从？”

　　议于皇仪门外，再降指挥，使都水与本路安抚提转同议，可即施行，有异议，亟以闻。尧夫自外来，始意辙与微仲比。及此，大相信服。既而安抚许冲元，乞候过涨水，因河所向，闭所不行口。尧夫奏，乞令许将与吴安持同议，一面施行。辙曰：“河势难定，恐须令诸司共议，乃得共实。”

　　上以为然。既行，上特宣喻曰：“河事不小，可遣两制以上二人，按行相度。”

　　尧夫曰：“河役已起，方议遣官，恐稽留役事。”

　　上曰：“但使议论得实，虽迟一年何损？”

　　乃遣中书舍人吕希纯、殿中侍御史井亮采往视之，二人归，极以北流为便，方施行，枢密签书刘仲冯援旧例，乞与河议。仲冯本文潞公、吴冲卿门下士也，其言纷然，吕、井之议遂格，而辙亦以罪见逐，于是河流遂东。凡七年，而后北流复通。微仲之在陵下也，尧夫奏乞除执政，上即用李邦直为中书侍郎，邓圣求为尚书石丞。三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丰事激怒上意，邦直尤力。旧法，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门客。时皇太妃之兄朱伯材，以门客奏徐州富人窦氏，尧夫无以裁之。一日日中，请辙于都堂与邦直议之，辙曰：“上始亲政，皇太妃閤中事，当遍议之，车服仪制，已付礼部矣。皇太后月费，尚书省已奏，乞依太皇太后矣。皇太妃宜付户部议定，至于奏荐，亦当议，有所予，付吏部可也。凡事付有司，必以法裁处。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后行，于体为便。”

　　明日，奏之，上曰：“月费俟内中批出，奏荐，皇太后家减二年，皇太妃十年。”

　　议已定，邦直独曰：“此可为后法，今姑予之可也。”

　　上从之。邦直之附会类如此。会廷策进士，邦直撰策题，即为邪说，以扇惑群听。辙论之曰：伏见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欲复熙宁、元丰故事之意。臣备位执政，不敢不言。然臣窃料陛下，本无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牵于父子之恩，不复深究是非，远虚安危，故劝陛下复行此事。此所谓小人之爱君，取快于一时，非忠臣之爱君，以安社稷为悦者也。臣窃观神宗皇帝，以天纵之才，行大有为之志，其所施设，度越前古，盖有百世而不可改者也。臣请为陛下指陈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终身不受尊号。裁损宗室，恩止袒免，减朝廷无穷之费。出卖坊场，雇募衙前，免民间破家之患，罢黜诸科诵数之学，训练诸将慵惰之兵，置寄禄之官，复六曹之旧，严重禄之法，禁交谒之私。行浅攻之策，以制西戎，收六色之钱，以宽杂役。凡如此类，皆先帝之睿算，有利无害，而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者也。至于其他，事有失当，何世无之？父作之于前，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谶决事，天下恐惧，人怀不安。章帝即位，深鉴其失，代之以宽厚、恺弟之政，后世称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革，号称太平，群臣因其极盛，为天书之说。及章献明肃太后临御，揽大臣之议，藏书梓宫，以泯其迹；仁宗听政，亦绝口不言。天下至今韪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继，大臣过计，创濮庙之议，朝廷为之汹汹者数年。及先帝嗣位，或请复举其事，寝而不答，遂以安静。夫以汉昭、章之贤，与吾仁宗、神宗之圣，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盖有不可不以庙社为重故也。是以子孙既获孝敬之实，而父祖不失圣明之称，此真明君之所务，不可与流俗议也。臣不胜区区，愿陛下反复臣言，慎勿轻事改易。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岁不用之人，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词，则大事去矣。奏入不报，再以札子面论之，上不悦。李、邓从而媒蘖之，乃以本官出知汝州。居数月，元丰诸人皆会于朝，再谪知袁州。未至，降授朝议大夫，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居三年，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未期年，或言方南行，兄弟相遇中涂，赁富民屋以居，复移循州。今上即位，大臣犹不悦，徙居永州。皇子生，复徙岳州。已乃复旧官，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有田在颍川，乃即居焉。

　　居二年，朝廷易相，复降授朝请大夫，罢祠宫。凡居筠、雷、循七年，居许六年，杜门复理旧学，于是《诗》、《春秋传》、《老子解》、《古史》四书皆成。尝抚卷而叹，自谓得圣贤之遗意。缮书而藏之，顾谓诸子：“今世已矣，后有达者，必有取焉耳。”

　　家本眉山，贫不能归，遂筑室于许。先君之葬在眉山之东，昔尝约祔于其廋，虽远不忍负也，以是累诸子矣。

　　予居颍川六年，岁在丙戌，秋九月，阅箧中旧书，得平生所为，惜其久而忘之也，乃作《颍滨遗老传》，凡万余言。已而自笑曰：“此世间得失耳，何足以语达人哉！”

　　昔予年四十有二，始居高安，与一二衲僧游，听其言，知万法皆空，惟有此心不生不灭。以此居富贵、处贫贱二十余年，而心未尝动，然犹未睹夫实相也。及读《楞严》，以六求一，以一除六，至于一六兼忘，虽践诸相，皆无所碍，乃油然而笑曰：“此岂实相也哉！夫一犹可忘，而况《遗老传》乎？虽取而焚之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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