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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第六道


  臣闻三代之时,无兵役之忧。降及近世,有养兵之困,而无兴役之患。至于今,而养兵兴役之事,皆不得其当,而可为之深忧。盖古者兵出于农,而役出于民,有农则不忧无兵,而有民则不忧无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之男子,岁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强而费不增,役起而为素具,虽有大兵大役,而不忧事之不集。至于兵罢役休,而无日夜不息之费。其后周衰,井田破坏,陵夷至于末世,天下无复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独责其税,而不任之以死伤战斗之患。天子有养兵之忧,而天下无攻守劬劳之民,以为大忧,故调其财以为养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转输漕运、营建兴筑之事,又皆出于民。当此之时,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调”,曰“庸”。租者,地之所当出;调者,兵之所当费;庸者,岁之所当役也。故使之纳粟于官,以为田之租。人入布帛以为兵之调,岁役其力,不役,则出其力之所直,以为役之庸。此三者农夫皆兼为之,而游惰末作之民,亦不免于庸调。运重漕远,天子不知其费,而一出于民。民岁役二旬,而不役者,当帛六十尺,民亦不至于大苦。故隋、唐之间,有养兵之困,而无兴役之患。此其为法,虽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养,然天下之役犹有可赖者,皆民为之也。及其后世,又不能守,乃始变法而为“两税”,以至于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过奔走之用,而不与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兴筑,有大漕运,则常患无以为使。故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击刺战陈之法,而坐食天子之奉。由是国有武备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此二者其所以奉养之具,皆出于农也。而四海之游民,无尺寸之庸调,为农者常使阴出古者游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养兵兴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当今之世,可谓极矣。臣愚以为,天子平日无事而养兵不息,此其事出于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后可使任其责。至于力役之际,挽车船,筑宫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败之危,天下之民,诚所当任而不辞,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费天子之廪食。然当今之所谓可役者,不过曰农也,而农已甚困,盖常使决天下之费矣。而工商技巧之民,与夫游闲无职之徒,常遍天下,优游终日,而无所役属。盖《周官》之法,民之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尽为近世之法,皆出庸调之赋,庸以养力役之兵,而调以助农夫养武备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复补。而使游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当入。而其不役者,则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阙。盖圣人之于天下,不惟重乎苟廉而无求,惟其能缓天下之所不给而节其太幸,则虽有取而不害于为义。今者虽能使游民无劳苦嗟叹之声,而常使农夫独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为农之不便,则相率而事于末。末众而农衰,则天子之所独任者愈少而不足于用。故臣欲收游民之庸调,使天下无侥幸苟免之人,而且以纾农夫之困。苟天下之游民自不免于庸调之劳,其势不耕则无以供亿其上,此又可驱而归之于南亩。要之十岁之后,必将使农夫众多,而工商之类渐以衰息。如此而后,使天下举皆从租庸调之制,而去夫所谓两税者,而兵役之忧,可以稍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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